施永青的BLOG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hea，藉有得hea去展现年轻人来日方长的特有优势，以无所用心去活得自由自在，以不听长者的教训去表达对社会制度的反叛。

但不知为甚么，我hea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负罪感。当时，我听过孔子有三十而立的说法，于是以此而原谅自己，我尚远远未到三十岁，大可以hea多几年。

到读初中的时候，才知道「三十而立」出自论语为政篇，原文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我当时不甚了了，但「三十而立」之前，还有一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却吓我一跳。原来「三十而立」不是一到三十岁就自自然然地达至的，非提前十五年有志于学不可。幸好，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要立志尚为时未晚。

趁暑假与子女外游，沿途见孩子对导游的介绍毫不用心，有时甚至在车上睡觉，连车外的风景也没兴趣观赏。我于是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希望他们珍惜旅游的机会，吸收多些书本以外的知识。

不知是否代沟的关系，孩子的思考方式与我很不一样。他们觉得，刚考完大考，放假就是要轻松一下。如果去旅行也要像上堂抄笔记一样，紧张听错了、抄漏了，那才真没趣；这样的暑假不放也罢。

身旁的团友，见我想板起脸孔教训孩子，主动为孩子打圆场。她说，我的孩子其实已经很乖，叫我不要苛责他们。她自己的孩子，中三以后，已不肯跟父母去旅行，他见我与孩子们平时都有讲有笑，关系融洽，令她非常羡慕。她劝我要好好保住这种关系。

我也读过傅雷家书。傅

趁子女放暑假，与他们一起出外旅游；发觉他们在旅游车上，不是打机，就是睡觉，不太留意导游的讲解，以及窗外的风景。我曾提醒他们注意，但他们很快就故态复萌。我怕过度严厉会破坏旅游的气氛，只好找其他机会再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相信，孩子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与他们成长的环境有关。我虽出生于战后，但父母皆受过战争的洗礼，忧患意识很重。我们在青年的时候，已知道世上的物力来之不易，知道为了生存下去，必须懂得克己，必须趁好日子争取多累积一些，以便在危难的时候，身上不会没有应急的资源。

因此，我在未出社会之前，家里从来都不会有外游度假这回事。我记得，有一年为了回乡探亲，我们兄弟四人与父亲一道，都不再出外理发，改由母亲操刀，把省下来的钱帮补盘川。母亲会裁衣，但不懂剪发，起初当然剪得不好，但为了回乡的路费，我们都不怕同学笑话

很多人都以为香港因地少人多，楼价才这么贵。这种想法并不正确。香港有八成多的土地尚未开发，怎会连住人的地方也不够？关键是余下来的未开发土地，最好该如何利用。

政府常埋怨环保人士，说他们限制政府填海、砍树，还要保育历史遗迹，以至政府想增加土地供应也不容易。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推搪，即使不触及环保人士的禁区，香港也不愁没有土地供应。阻止政府供应土地的真正力量，是楼价下跌可能对经济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以致政府在这方面表现得过度谨慎。

我没有作全面深入的搜索，已想到有多处土地，可供住宅发展的需要。一是旧启德机场，二是原有的，已功能不多的工业区，三是地产商从新界村民手上买回来的所谓农地。

新机场启用了已

本来，政府是可以透过增加土地供应，分阶段把香港的楼价降低至一般中产阶层可以负担得起的水平。然而，近年由于有大量内地资金的流入，香港的情况已被扭曲，变成即使市场上多了供应，楼价也不易下调。

中国大陆只需有一部分富起来的人对投资香港地产有偏好，就可以打破香港的市场平衡。价格变动有一条够与不够的临界线，一如玩抢凳仔，如果十个人有十张凳，虽然仅仅够，也不用抢；但只要多了一个人，那就人人都有抢不到的威胁。市场的情况亦一样，只要打破了够与不够的临界线，竞争就足以令价格上升。

现时，香港人已因市场上多了一批内地买家而受到威胁，担心以后再也买不起楼。所以，我之前已建议政府，在批出土地时，需要一部份有限外条文，规定只能卖给香港永久性居民，以保障香港人的买楼机会，不至被外来资金夺去。

虽然连写了多篇批评居屋政策的文章，但这并不表示，我认为政府没有责任，在宏观政策上，助市民安居乐业。我所反对的，只是非市场手段的优惠资助方式。相反，我认为，若非政府的房屋政策出了问题，以香港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香港人完全有条件住得比现时好。

据经济学家的观察，人类在生产能力比较低的时候，大部分赚来的钱都得花在食物上；经济再好一点的时候，才会花钱在住屋；再有能力的话，就会花钱去旅游，花钱去提升生活品味。以香港现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若在其他地区，当可以有更高的生活质素，但香港人却连安居问题都未解决。

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比同等经济发展的地区都要低，原因是我们买楼的钱主要是用来付地价，而不是付建筑费。若果政府土地供应充足的话，楼价中的地价比例就会降低，以香港人的赚钱能力，付钱去建造一间千余呎的单位应该并不难。深圳有

主张复建居屋的一项主要理由，是社会上确有这种需要。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已不符资格去申请公屋，却又买不起私人楼宇，他们渴望有机会买到居屋。谁也不能否认社会上有这种需要，问题是这种需要该透过甚么途径去得以满足？资助市民置业是否政府的责任？

住屋是民生的基本需要，政府在制订政策时，不可能不考虑市民在这方面的需要。香港已是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应有能力照顾社会的基层解决他们的基本住屋需要。政府可以透过兴建公屋，以较私人市场低廉的，基层可负担得起的租金，把公屋租予基层，以助他们解决生活的基本需要。

用这种方法，理念简单，资源运用得较为有效。收入符合资格的人可得到照顾，收入超出某个标准，就得交市值租金，或者自行置业，不用政府一直资助下去。政府就可以把资源用在更有需要的人身上。

有部分政客，常以建居屋可遏抑楼价为理由，鼓吹复建居屋。现实是居屋在这方面起过的作用甚小，原因是房委会在居屋的兴建数量上甚有节制，根本没有以遏抑楼价作为兴建居屋为目的。

居屋自1978年推出，至2002年搁置，24年间，私人楼价自三百余元一呎升至三千余元一呎，合共升了十倍。足见以过去的供应量，实在不足以对私人楼价起遏抑作用。

居屋虽然由政府透过房委会兴建，但政府却放弃自行订价去影响私人市场。相反，房委会为居屋订价时，只会跟随私人市场的价格浮动，只是为了买家提供一个折扣吧了。因此，只会出现居屋的价格随私人楼价高而水涨船高，而不会出现私人楼价因居屋订价低而水退船低。在这种机制下，推出居屋很难可以对私人市场起调节作用。

有调查显示：已买得居屋的人，都对买得居屋十分满意，并没有如坊间所说，有人埋怨受到此项政策误诱，作错了决定，因而蒙受了损失。我觉得这类调查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居屋业主基本上都是政策的得益者，能够以六折至七折的价钱，买入楼宇作十足享用，有甚么还好埋怨。至于有没有人因买入后楼价下跌而后悔，则视乎调查访问的时间，今天做调查所得的答案，与03年做所得的答案，当然截然不同。政府在决定应否复建居屋时，不能单看得益者的意见，还得衡量社会资源是否用得其所，看社会在整体上是否有得益。

我反对复建居屋的其中一项原因，是居屋的审批方法有漏洞，一定会引来经济学上所说的「寻租」活动。因为审批所根据的，只是申请者申请一刻的状况，但获批的得益却是永久的。即使申请者之后财政大幅改善，社会也不可停止这项住屋福利，或要求买得居屋的人退回部分得益。

金融海啸后，香港的楼价只往下调整了不足半年，旋即又回头上升，令不少人又再担心，以后再也没有条件自置居所了。因应社会上这类担忧，大部分政党都认为政府应复建居屋。但我却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居者有其屋计划，是七十年代末，由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构思出来的，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协助解决公屋的富户问题；二是安抚未有能力在私人市场置业的人士，尤以前者为主。

公屋中的富户，由于经济条件已获改善，本应交出公屋单位，予更有需要的轮候人士，不宜长期占用公共资源。但要富户迁出原有的单位，阻力极大；政府只好建居屋与他们换，以吸引他们把原有的公屋单位交出来。这种做法等如是以一种更大的优惠去换取一个较小的优惠，以橙换桔去益富户。富户要交出单位，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政府为了省却自己的麻烦，竟动用更多的资源去装点门面，这怎算是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