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白话

“新型农村社区”要为小产权房“破冰”吗？
盛大林

27日，郑州市政府出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计划今年推进30个新型农村社区试点，力争到2015年达到100个。意见》规定，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应办理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备案手续，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施工许可。工程竣工后，要依法办理竣工验收及竣工备案，这样才能核发房屋所有权证。（据3月28日《东方今报》）

农村盖的房子也能办房产证？这在全国好像还没有先例。“小产权房”之所以被称为“小产权”，就是因为国土部门不给它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也就是说购房者买到的房屋产权是不完整的。由于没有房产证，“小产权房”无法在市场上买卖，其有限的产权也不受法律的保护。

国土部门为什么不给“小产权房”颁发房产证？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它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流转，因此，村集体或村民把建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卖给集体之外的人是违法的。由于农民房屋的流动范围极小，国土部门一直不给它颁发房产证。

而郑州市政府要给农民房颁发房产证了，这无疑是一大突破。但一系

有了“最严”制度还需“最严”执行

盛大林

3月27日央视节目《食品添加剂，不加不行吗》中，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马勇表示，“我个人看到的有关法律、法规，其实中国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法律是世界上最严的”。

“苏丹红”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接连发生，以至于食品安全成了公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食品专家却给出了“世界最严”的说法，这与公众的感知确实不太吻合。

要判断某种事物是不是“世界之最”，必须了解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情况，即使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的情况不了解，就不敢轻易下“世界最严”的结论，因为说不定那几个未了解的国家中就有比你更严的。而要了解所有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当然，即使不做过多的对比，也能感觉到中国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是比较严厉的。除了《食品安全法》，《刑法修正案（八）》还把非法添加食品添加剂等行为归入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范畴。此外，还有几次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通知”。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国务

“故宫失窃案”疑似“葫芦僧判断湖涂案”
盛大林

备受关注的“5·8”故宫展品被盗案19日上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石柏魁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1.3万元。对判决书中所提的“投保金额有一定参考意义”，石柏魁的辩护律师黄长勇并不认同。他表示，丢失的这几件展品无法认定真假，是真的艺术品还是仿制品都没有定论。其价值是否达到了定罪数额，还值得商榷。（据中新网3月19日报道）

在案发10个多月后，“故宫失窃案”终于宣判了。看了报道，笔者有一种“葫芦僧判断糊涂案”的感觉，因为法院竟然没有对失窃展品进行鉴定，而判决竟然只是“参考”投保金额！

盗窃数额是盗窃罪定罪量刑的首要指标。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公诉人在起诉书中也强调“所窃物品珍贵稀有具有不可复制性”，并因此建议法院重判石柏魁。

据报道，展方香港两依藏博物馆投保金额共为41万元，其中三件丢失的被盗物品投保金额共计15万元。此前曾有网友

领导过问案件“很正常”吗？
盛大林

全国两会上，当被记者问及“委员反映一些法官受到的其他方面的干涉太多比如来自财政支付单位地方政府的干预”时，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王秀红称：“领导过问案件，这很正常，没有不合适。现在社会上有种风气，有官司就要找人，似乎已经成了潜规则……地方领导过问案件，跟依法裁判并不矛盾。”（据3月13日《新京报》）

领导过问案件“很正常”吗？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法官，王秀红说出这样的话，令人吃惊！

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即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审理和判决各类案件的权力，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均不得干涉。独立行使审判权意味着法官有权根据自己对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作出判决或裁定；法官及法院的审判不受任何外力的干预，包括法院内部的同事及领导和法院外部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影响。而地方政府的领导过问案件就是一种影响审判的方式——不管是为私人朋友说情还是为了平息公众舆论，也不管是打电话、写条子还是其他方式，实质上都是一种干预。

或许有人

PM2.5的“治理”比“监测”更重要
盛大林

去年热得发烫的环境专业术语PM2.5被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都必须开展对PM2.5等项目的监测。2016年1月1日之前，全国所有的城市必须对PM2.5进行监测。（据3月12日《中国青年报》）

“PM2.5”本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词汇，但去年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它就为广大公众所熟知。为什么？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而在此之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还没有开始监测，遑论治理了。几个月来，舆论一直都在呼吁政府监测PM2.5，现在终于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回应和全面部署，这当然是件好事儿。

不过，监测只是第一步。虽然迈出这一步也不容易，但后面的路更长、问题更多、任务更艰巨。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前不久曾表示，国务院最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后，将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气无法达标。因此，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监测并发布PM2.5数值之后，人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天天生活在不达标的空气之中。如果说在监测并获悉数值之前人们对PM2.5的危害还非常抽象的话，那么在获知PM2.5数值大大超标之后

“聂树斌案”是不是在玩“拖延战术”？
盛大林

7日，列席全国人大会议的河北省高院院长高勇表示，对于聂树斌案，目前公检法正在对证据排他性审查，目前尚不能得出结论是错案。高勇称，由于案件过久，有些排他性证据侦查起来较困难，至于何时有结果不好确定。聂树斌是1995年被控强奸杀人，判处死刑。2005年，一河北广平人供述曾强奸杀害聂树斌案的被害人。此后，河北政法部门启动对聂树斌案核查，迄今已数年。（据3月8日《新京报》）

1995年，聂树斌就已经被枪决。10年后却有人说人是他杀，这个人叫王书金。为还聂树斌的清白，他的亲属多年来一直在申诉。2007年，最高法院回应称此案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河北省有关部门也表示将尽快处理此案。但，5年过去了，河北省高院竟然还在“核查”！

此案的案情很复杂吗？不是的。据报道，王书金交代的情节及指认现场均与聂案事实高度吻合，就连现场有一串钥匙都说很清楚。与之相对应的是，当初审判聂树斌的时候，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甚至连口供都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应该说，这些信息足以作出判断。专家们也普遍认为聂树斌应该是被冤杀的，并一直

从“不准去”到“不需要”进京上访
盛大林

6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做客人民网时透露：河南进京上访量在2010年下降83%的情况下，2011年又下降了59%。据最高法院的统计，涉诉上访的中院前50名中没有河南的法院，前100名的基层法院中也没有河南。（据人民网3月7日报道）

河南是我国的第一人口大省，所辖的市县数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而涉诉上访的前50名中院和前100名基层法院竟然都与河南无缘，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这样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

通过网上搜索，笔者发现近年来河南法院在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方面确实做了大量工作，比如：通过开展大接访、领导接访、预约接访、带案下访，全力清理涉诉信访积案；通过绩效考评、司法巡查、案件评查、通报排名等举措，着力提升全省法院做好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识和水平。为了推动接访工作，张立勇院长更是率先垂范，多次亲自接访。为了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解决基层矛盾纠纷，河南省法院还创造性地推出了“社会法庭”，让当地的德高望重之人或者亲朋好友担任“社会法官”，以协商调解方式和人情大义解决矛盾纠纷，取得了良好的

“禁止公款消费茅台”纯属头痛医头
盛大林

“三公消费”话题再次于全国“两会”期间升温。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提出了禁止公款消费茅台酒的4点建议。（据3月6日《每日经济新闻》）

一甁茅台酒2000元左右，一餐喝两甁就是4000元，茅台要是出现在公款吃喝的宴席上，消费能少得了吗？据估算，全国每年公款吃喝上的花费高达3000亿元。如果茅台继续涨价、加上公款买茅台数量的增加，这个数字肯定还要攀升。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因此，整治公款吃喝等公务消费势在必行。林委员建议“禁止公款消费茅台”的初衷显然就是为了遏制公款吃喝。不过，他的这个建议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相当愚蠢。

看到林委员的这个建议，笔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公款喝茅台不行，喝五粮液就可以吗？五粮液虽然比茅台便宜一点儿，价格也是很高的。在前不久发布的“2012胡润全球十大奢侈品牌”上，五粮液与茅台同时跻身其中。也就是说，无论喝茅台，还是喝五粮液，都是非常奢侈的。如果公款吃喝都把茅台换成五粮液，也省不了几个钱。而且，一旦明

“挂靠制”变为“员工制”解不了出租车之困
盛大林

2月27日，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联合宣布从今年3月起开展为期两年的“出租汽车行业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全国各地将逐步推行出租汽车企业员工制经营模式，代替目前承包挂靠制；同时还将普遍开展以车辆承包费用(即“份儿钱”)、社会保险、劳动收入、休息休假等为主要内容的工资集体协商。（据2月28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各地因为“份儿钱”而引发的出租车停运等事件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出租车成了一个不和谐甚至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在出租车行业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确实非常重要。但以企业员工制经营模式代替承包挂靠制，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挂靠制”与“员工制”确实有所不同。挂靠的车主在名义上属于出租车公司，实际上是独立的；而成为员工后，司机要与公司签定劳动合同，独立性不复存在。一旦建立了雇佣关系，公司就要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金，还有权安排员工的劳动时间。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车主们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保障和劳动时间等问题——只要能赚到钱，他们自己可以参加社会保险

公车私用出事故不能由纳税人埋单
盛大林

时任云南省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文新于2009年在公休假期间，开着公车带着家人朋友去东川区给岳母迁坟，途中坠崖身亡。事发后，正在部队服役的张文新之子张鑫成了孤儿。为索要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张鑫和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打起官司。近日，昆明东川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赔偿张鑫及张鑫的外公李国荣经济损失34万余元。（据2月27日云南网）

公车私用出了事故还让公家赔钱？这事儿听起来有点奇怪，其实是于法有据的。根据法律的规定，发生了交通事故，车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此案的车主就是寻甸县人大。虽然事故的主要责任在死者张文新的身上，但在子女没有经济来源、无力承担事故后果的情况下，车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不过，上述解释恐怕不能让所有人心服口服。想想也是：寻甸县人大赔偿，实际上就是由纳税人埋单，因为县人大的经费来自公共财政。你不仅私用公车，还让公家赔钱，纳税人岂不成了“冤大头”？

合法却不合理，怎么回事儿？问题出在事故前的公车私用上，而不是出在事故后的责任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