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龙和他的团伙曾是令北京出租司机的家人痛恨至极又恐惧至极的一个阴影。
今天在北京和出租司机谈安全问题，人家多半会苦苦一笑 –
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儿，劫我干嘛？也是，随着地铁的发展，油价的上涨以及交通的日益拥堵，北京的出租车行业现在很不景气，不少司机都在凑合活着还是干脆改行之间头疼。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出租车现在基本都装了防护网和卫星定位系统，让劫出租车的成本大大上升。其实，这些设备的增加，正是因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在北京曾经连续发生劫杀出租司机的恶性案件。最严重时甚至到出租司机出去上班前要跟媳妇交代存折在哪儿的地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收入还比较低，出租司机手中总有几百块现金，对一些抢劫者来说已经足够诱惑，更主要的是可以劫持其所驾出租车，送到外地出售。
一些地方小工厂明知一些车辆来路不正，仍然专门从事对这些车辆的加工。这些工厂极善于把几辆不相干的车互换零件乃至底盘，甚至用高温錾字法修改发动机号码，改造完成的车保证连它妈妈都认不出来。
这些小工厂为了利益助纣为虐，是绝非如文字这般轻松的。
在警方记录中，曾有一
有公安局的朋友说狐狸是越老的越不好拿，贼却未必。因为老贼都有个致命的心理缺陷 –
一条道跑到黑。一旦某种犯罪方法得逞而且警方无法侦破，老贼通常会固执地不断使用它，不失败不会改弦更张。
这是一种心理惯性的引导，本身也有一定道理 –
司机都说“老道旧朋友”，搞过技术革新的朋友大概有经验，换用新的方法固然可能有创意，但也受挫于意料不到的问题。搞革新出点儿反复不要紧，大不了推倒再来，做贼出了问题，可能直接就给自己今后几年找到饭碗了。
所以，贼不搞创新有不搞创新的道理。但结果就是一旦被抓，警方会轻易找出所有他干过的案子，喝着茶鼓励他早点儿坦白。所以，抓老贼有抓老贼省事儿的地方，他做过哪些案子，警察可能比他记得还清楚呢。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左右为难的问题。
程克对老尹，一交手就栽在他这个一条道跑到黑上。在呼和浩特，他戴了副眼镜冒充知识分子，一度骗得警察放松警惕。所以准备从北京站出逃的时候，还是照方抓药，仍然是冒充知识分子。结果一下就漏了底。
老尹一看这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拖着一崭新的密码箱，就觉得不对劲儿。老尹奇怪，哪个知识分子用
(2012-02-10 17:53)
说到杀人犯程克栽在老尹的盘查上，有朋友表示不满：“我一直很郁闷的。以前常跑外地，除了在火车上每人必查的情况，不知道为啥警察从来不问我的，每次进火车站不管我看不看警察，或者是否东张西望，都从来没查过我。甚至有一次在长途汽车站候车室，警察一排排查过来，查到我跟前就结束了。”
要老尹看见这段，肯定得乐 – 我盘你干嘛，你没有“贼相”啊。这不是白耽误工夫吗？
有道是“贼人带相”，这北京火车站人来人往，从老尹面前过的一分钟没准儿有几十口子，寻找盘查对象，全看对方有没有贼相。
什么叫贼相？这要形容起来还真不容易。听了赵老太爷和老尹如同杨子荣上威虎山说黑话般的一番盘道，才总算多少有了些理解。
大体上所谓贼相，无非三点。
第一呢，您长得跟通缉令上某人一模一样。这个……就不用说了，照着贼长的世界上不多，不盘你盘谁呢？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对警察来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原因很简单，每天通缉令几十上百，警察也不可能把每个通缉犯长什么样儿记得那么清楚。更重要的是通缉犯也不会总照着通缉令上那个打扮和表情，人也不傻。
说到这事儿，虽说武侠小
最初不晓得老太爷的为人，为了壮胆，去采访时死活拉上了老尹 –
他是北京站的抓逃大王，京城六扇门哪个衙门都有面子的主儿，想来看在老尹在场的份儿上，老太爷不至于对咱的要求太不客气。
事实上发现老太爷的性子就是英文里“Old
Father”那样的，我的顾虑毫无必要，而采访却因为老尹的在场，变得妙趣横生。就像说相声要有甲乙双方，老太爷虽然在警校讲案子能一讲一天，毕竟一个人的独角戏唱久了会疲劳。多了同为警界高手的老尹旁敲侧击，顿时精神大振，有的案子老太爷漏了的要点，被老尹一问，又能问出些意外的真材实料。两个人甚至不时会演出些过招切磋的段子。一个平凡的擒拿动作，两人能兴致盎然地研讨良久，只有看着人家两位拿了老萨的手，反复探究“撕翅”正确的撕法，兄弟不免胆战心惊。
还好两位都是文明人，而且观点基本一致，所以和老太爷交流多日之后，老萨还算完整。否则二人争执起来，一人一个撕法地实践一下，老萨出来估计就跟鸭子似的了。
其实他们两人彼此惺惺相惜，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一般刑警办案，都是先接报案，再查现场，通过蛛丝马迹寻找案犯的踪迹，然后实施抓捕，审问归案。但老太爷和老尹两人办案
(2012-02-09 15:19)
《突破缅北的鹰》原名《军心似箭》，是老萨所写的一部纪实战史，主要试图通过中，日，美三国资料的对照和对当事人的采访，描述中国远征军驻印军部队从1943年开始的入缅归国之战。这次战役历时一年有余，战场跨越从印度次大陆到滇西高原的千里林莽，最终以中国军队打通中印公路，凯旋故国而告终。在这场血战中，孙立人，廖耀湘等指挥的新一军，新六军等部队浴血奋战，基本全歼了日军号称“丛林之王”的精锐第十八师团，重创第二，第五十三，第四十九，第五十六四个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威震异域。
此书已有文汇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近期将与读者见面。现将其中部分章节发表于此，以飨有兴趣的朋友。
我选定的第一个章节是《孟关》这是该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当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两个师从印度翻越野人山，开始
我当然想知道了 – 她，判了几年？
她没判。老太爷按着自己的笔记本，悠悠地说。
没判？我感到有些诧异，因为记得这个女贼作案是不少的。
从头说吧。老太爷讲道。
这个女贼原名陈嘉（用了半个真名，对她应该没有影响），她被送到审问室的时候，老太爷正让把上一个提审的嫌疑人带回去，那也是个女的，一边往外走一边叨咕：“老娘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共产党，凭什么抓我啊？”老太爷笑道：“是，你说的都对，你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共产党......可你卖淫…...”
两人如同相声一样的对话让周围的提审员哄堂大笑。老太爷注意到这个陈嘉似乎也想笑，但终于嘴角咧了咧，没笑出来。
看来，这孩子坏不到哪儿去啊。老太爷说看见这一幕的时候心里这样想过。那时候天气已经比较冷，老太爷让给这孩子倒杯热茶来。
审问这一行有学问，但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老太爷常常在审问结束后，哪怕是案犯已经供述完毕的时候还要和对方聊聊。他说最初是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哪句话打动了他，他就招了，这我得问问。后来他发现这样聊天的结果很令人惊讶
– 案犯的心理认为你警
老太爷似乎想了一下，没回答我的问题，反问道：“你上次问我北京的黑社会从哪儿起源的，对吗？”
“对，我还问您北京的黑社会是不是来自旧社会的会道门或者文革的红卫兵组织。”虽然意识到老爷子想跑题，但这个题目的确是我十分感兴趣的，所以他要跑……就跑吧。看得出来，刚才的问题有些沉重，老太爷不想谈下去，索性换了个话题。他主动出击的习惯，在采访中也是一样。
“我告诉你，北京的黑社会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北京的黑社会是从扒窃发展来的，我们在公交车上抓的贼，后来好多都成了黑社会的老大 –
有一次他们说抓了一个黑社会老大，三条腿跳舞满场飞奔，说的神着呢，等我一审，嗨，这不老在无轨电车上扒窃那潘瘸子吗？我抓过他多少回了。”
“为什么他们能成事呢？扒窃的智商高啊。我们抓的这些小偷里边，真有些让人刮目相看的。（老尹插话：‘古人云偷儿状元才嘛。’）比如，我抓过一个小偷是大学老师，教师范的……”
“等等，老太爷，我就是学师范出来的，您说的是北师大的老师偷钱包？！”老萨急了。
“不是，虽然也是师范，没你们名气大。”赵老太爷乐了。
不管怎么说也
(2012-02-08 23:40)
我曾经和赵老提过，在《京城捕王》里面放几张老太爷的大幅照片，让大伙儿认识认识。因为老太爷出门都是骑自行车的，您要是走大街上忽然一看旁边过来的是他，不也多几分安全感不是？
这个要求被老太爷给回绝了。说你可别，我这照片还真不好放。我说为什么呢？难道您怕人报复？我记得报纸上，杂志上经常登您的照片啊。老太爷摘下帽子，摸摸自己头顶上不多的几根头发，讪讪道：报复我倒不怕，能报复我的基本都在那边等着呢。主要是我的照片不好挑。他们上杂志都用我穿警服的，可我在职的时候，一年到头也没几回轮得上穿警服的时候，我平时不是这样儿。干我们这行平时都是便衣。可要是穿便衣呢，人谁认我是警察啊。
看着老太爷一边对自己的照片“患得患失”，一边悉心地将头顶几根头发梳好，再扣上那顶十几年前极为流行的呢子鸭舌帽，忽然想起了“爱惜羽毛”四个字。
老太爷对我说，要是上照片，你把这张放上去吧 --
就是老太爷从笔记本中取出的纸条。说话的时候，能够感到老太爷隐隐的一丝惋惜。
写完坐办公室的汪警官那一次充当“拦路虎”，第二天有位捕头兄弟给我来电话，说萨你没说实话吧，这案子里肯定有一个严重的指挥失误，不然汪头不会上去。
内行就是内行啊。这案子里面的确有一个严重的指挥失误，但因为失误的也是朋友，再加上没影响最终案件的破获，所以老萨作了一点“为尊者讳”的事情。
我认识的很多警察远非完人，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选择了这个“要命”的职业而已。而且，作为真正的一线干警，其实并没有多少贪赃枉法的机会。接触多了，你会发现他们也会判断失误，也会使气任性，甚至，有的还会想着法地占公家私人的便宜。
但有些时候，你又会突然被他们感动。
实际上，汪警官之所以最终做出了类似博浪一击的举动，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这个严重的失误落在老鲁这个外单位的人眼里，偏巧他还是一个记者。作为一名外宣口的警官，也作为在场唯一穿警服的人，他要用自己的行动维护这个职业的荣誉。
听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理由 --
荣誉？这是多么遥远和古老的概念呢？但仔细想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同样的事情，虽然有大有小。
日前，在北京度完春节以后回到日本，当天就
本来汪警官还只是有点儿疑心，那女孩儿已经手指车窗外，一声惊呼：“叔叔，就是刚才那车里的坏人要抓我！”
“你看准了？”汪警官问。
“没错，那个司机戴的帽子都没有换。”
既然如此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绑匪肯定是担心遭到追击，逃跑时故意往相反方向跑，开出去一段立即利用附近的巷子掉头，七拐八绕甩掉了追在后头的警察们。汪警官立即呼叫队长他们，那边没追到人正在骂街，听到消息才明白被对手的声东击西给涮了。
得知此事，队长马上命令汪警官跟上，自己立即率队赶去 –
干嘛不让汪警官直接上去抓呢？他就是一个文职，车上那两位更全是非战斗人员，在队长眼里整个一车老弱病残，能盯上就不错了。
汪警官马上调转车头，若即若离地跟了上去。虽说是办公室的警察，但汪警官的专业技术并没有放下，一边跟踪一边不断报出那辆面包车的方位。
他怎么没先把老鲁和受害人放下呢？大概汪警官觉得等队长他们上来把对方按了，这二位一个摄影一个指认，本次宣传任务会比计划更加圆满。当然，他也不是没考虑过那两位的安全
– 跟踪吗，和排球一样，双方谁也不跟谁照面，怕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