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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君:所谓的“康乾盛世”真有宣传中的那么美好吗?

(2018-05-02 20: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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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煮酒君

清朝时期的“康雍乾”三朝,是大清帝国鼎盛时代,历来被后世所推崇,誉为“康乾盛世”。中国在这三位有为的皇帝所治理下,其统治疆域仅次于元代,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少有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也因为它的武功,奠定了中国现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雏形,而它不仅在深度上,也在广度上,都超过了历代。

所谓的“康乾盛世”真有宣传中的那么美好吗?

在一百年多年中,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清朝的中央政府做了很多大事。调动全国人力、武力抵御了俄罗斯的扩张;彻底消灭了准噶尔汗国,收复了新疆;打击了西藏的叛乱;治理西南,“改土归流”;收复台湾等。同时,在文化上也有很大发展,譬如编修《四库全书》、《康熙字典》,直到现在,这些伟业还在润泽后代。

虽然“康雍乾”时期留给后代一些珍贵的资产,但是也让中国失去了很多东西。而且失去的代价,甚至其后的一个世纪都能感到它的沉重。譬如,闭关锁国的制度,彻底隔绝了与国外的交流,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工业文明失之交臂。其后发生的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皆与此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三朝“有为”君主的治理下,文字狱大兴,文化思想领域万马齐喑,尤其是雍正、乾隆时期,厉行集权,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被整肃杀头,导致人才不断消磨,官僚腐朽,不仅国家的生机被窒息,抵御敌人的实力也在乾纲独断之中迅速消减。

所谓的“康乾盛世”真有宣传中的那么美好吗?

纵观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发展趋势有高有低、有严有松,但是大趋势是愈来愈炽烈。康熙少年登基,朝中一切政事,基本上无从插手,直到在一六六九年五月,也就是康熙八年,他开始亲政,结束了四位辅佐大臣的联合执政时代。他开始控制“文字狱”的泛滥,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从康熙亲政到“《南山集》案”发,在康熙统治的四十年内,只发生过一起较为著名的“朱方旦案”。当时的知识界很是活跃。一些前朝的遗老开始撰写明朝的历史,譬如有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温睿临的《南疆逸史》等,都在这时期完成。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左“夷狄”,右“异类”,康熙也不以为杵。甚至还专门规定:“凡旧刻文卷,有国讳勿禁;其清、明、夷、虏等字,则在史馆奉上谕,无避忌者。”康熙时期,总体来讲,对于知识界,思想领域的控制并不严厉,不少案件其实汉族知识分子之间互相攻讦、构陷所致。康熙曾经对李光地说:“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

所谓的“康乾盛世”真有宣传中的那么美好吗?

雍正执政后,“文字狱”开始严厉起来,案件也增多。雍正三年十二月,大将军年羹尧被雍正赐死,接着便发生了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案”和钱名世的“作诗寄赠年羹尧案”,这其实在清理年羹尧的余党。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宾,他曾经写诗讽刺康熙,诅咒“雍正”年号有“一止之象”,所以被清朝政府认定犯了”悖逆”的大罪,而且他还在《功臣不可为论》中写道,劝年羹尧别打算做功臣,如果坚持这么做,结果必然会因为功高震主,而死无葬身之地。这些话怎么会容于清朝政府,所以,雍正抓住汪景祺,直接将其砍头处死。

钱名世在当时属于著名文化人,很有点社会地位,他看到年羹尧位高权重,便刻意吹捧,当年羹尧被雍正处死后,他曾经的马屁诗作转眼变成了“朋党”罪证。雍正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为由,革去其职务,发回原籍。并且还让地方官员把他亲自书写的“名教罪人”四个字的牌匾,悬挂在钱名世的住宅门上,要求地方官定期查看,如果未悬挂,当即治罪。这样还不算,雍正发动朝中官员,人人表态,而且要求写诗攻击钱名世,最后编辑成书,交给钱名世保存。雍正下令,出版这些“刺钱”的诗文,以《御制钱名世》为书名,向各省的学校颁布一部,用以教训天下的读书人。这种“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的做法,虽然没有砍脑袋,但是却诛其心,生前蒙羞,死后也遗臭万年。而雍正则靠着严酷的措施,让统治下的全国知识分子彻底来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洗澡”运动。

乾隆登基后,因为父亲的口碑在知识分子中实在太差,同时清朝政府也彻底的巩固了统治基础,便开始调整雍正时期的极端做法,文禁不再如前朝严酷。乾隆在执政前十年,除了“谢济世私注经书案”,几乎没有特别重大的文字狱。谢济世在雍正时期因为私注《大学》被惩罚,乾隆执政后,他被重新起用,官复原职,担任御史。谢济世觉得机会来临,重新将自己私注的经书送给乾隆,并且上疏,建议:“去邪勿疑”、“出令勿贰”。这一下触怒了乾隆,皇帝因地位特殊,当然可以指摘皇考之中的一些失误,哪里能够让手下大臣说东道西。乾隆对谢济世极为不满,斥责他“摭拾浮言”。谢济世中央的官既然做不成,贬谪为湖南粮储道回到老家奉养老娘。可是湖南巡抚蒋溥早就与他有矛盾,看他灰头土脸回到老家,趁机落井下石。蒋溥秘密给乾隆上书,声称谢济世刊印《大学注》、《中庸疏》。乾隆就让湖广总督孙嘉淦彻查此事,但故意给孙的指示中写道:“(谢济世)识见迂左”,“至其居官,朕可保其他也”。这摆明了乾隆不想扩大此事。随后,谢济世的书籍被毁版销毁,而官位依然保留。

所谓的“康乾盛世”真有宣传中的那么美好吗?

但是乾隆十六年开始,全国各地出现伪造孙嘉淦的奏稿一案后,乾隆便开始大兴文字狱。孙嘉淦是当时朝中著名的敢于直谏的大臣,在此前的一年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和守备刘时达为了阻止乾隆劳民伤财的南巡,合谋伪造了孙嘉淦指责高宗失误的奏稿。乾隆发现后,开始彻查,这一查不要紧,全国各省乃至西南土司地区,都有伪造的奏稿暗中传阅。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乾隆南巡的不得人心。乾隆看到继续查下去,有可能得不偿失,对自己不利,便终止了调查,将卢鲁生凌迟处死,两个儿子处斩,刘时达处斩,草草结案。

乾隆虽然除掉了伪造者,但是,也知道仅仅他们两个基层小官伪造的奏稿,绝无可能遍及全国,这背后的“黑手”只要一天不揪出,乾隆便一天不安心。他时而怀疑是曾静张熙的余党所为,时而认为这是反清的汉族知识分子所为。他开始怀疑之前的宽容的文化政策,不仅没有换来支持,反倒出现更多异议者。这一对局势变化的判断,成为乾隆中后期大兴文字狱,文网严密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乾隆二十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七五年,乾隆为了消灭朝廷的朋党,打击鄂尔泰的政治势力,故意将内阁大学士胡中藻在《坚磨生诗抄》中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摘出,认定为“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并且严厉斥责众臣:“数年以来,并无一人参奏胡中藻,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查嗣庭!”胡中藻随后被斩首。广西巡抚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鄂尔泰的政治势力倒塌,张廷玉派系随即也遭到清洗。

其后,不管是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早已死去的徐骏在《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清风”就是暗指清廷;“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被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指鹿为马的案件,还是之前消灭鄂尔泰大兴的“文字狱”,等等其实都说明清朝政府在思想领域的控制,不仅为了维护满族少数民族统治,内心极度惊恐自卑,更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皇权的专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与明朝时期皇权和阁权相互制衡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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