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4年出版的成名作《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中，利奇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动态平衡”的观点。他明确指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平衡论虽然是当时英国人类学界的思想主流，但英国社会人类学“已在这套过于简化的假设上滞留太久了”，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社会体系皆天然地带有均衡性”这一幻象。为此，利奇将均衡状态运作的时间幅度延长到一段有150年之久的时期，并试图明确地指出“均衡假设具有虚构的(唯心论的)性质”。基于细致的田野观察和广博的历史文献，利奇提出了关于克钦政治制度的“钟摆模型”:克钦社会政治形态并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在民主的贡老制(gumlao)和专制的贡萨制(gumsa)之间来回摇摆，从而在较长时段内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利奇，2010)。 

当时，恪守“正统”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即便在跨时段的“再研究”中，也片面强调平衡论，无视历史变迁。对此，利奇曾予以点名批评。他注意到，继弗思的蒂科皮亚研究(基于1929年的田野调查)和福蒂斯的塔伦西研究(基于1934－1937年的田野调查)之后，两人又分别对各自的田野点进行了再研究。其中，弗思的再研究发生在1952-1953年，并据此撰写了专书。虽然期间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他们依然不约而同地坚持自己所研究社会的变迁只是表面的，社会结构及其基础依然如昔。利奇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正统的功能论者眼中除了社会的连续性之外，便再也容不下其他(Leach，1982:36－37)。在这样的条件下，利奇的克钦研究著作明确指出“真实的社会绝非均衡的”，直接挑战功能派人类学正统，尤其是布朗的结构功能论，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动态的钟摆模式虽然仍以平衡为导向，但已经加入了结构上的冲突，并以此作为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具有突破性意义。此外，利奇还初步探讨了人类学分析中对历史材料的综合使用问题(Tambiah，2002:84、89－90)。当时有专业人士在对《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的书评中说道:

……利奇引入了时间因素，这在英国社会人类学中自马凌诺斯基时代起就经常被忽略。尽管利奇呆在克钦地区的时间太短，无法亲自观察其社会变迁，但他倾尽全力将文献资料拓展到尽可能久远的历史年代，从而使其论证基于大量以时间为序的事实材料之上。 

利奇博士认识到使用此类历史材料的必要性……随着人类学家的兴趣从诸如特罗布里恩德和蒂科皮亚之类封闭和相对稳定的社会转向与发达文明接触的复杂社会，变迁的过程可以从历时性角度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人类学分析不仅可以使用现实材料，也可以使用历史材料。我认为该书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Fürer-Haimendorf，1955)

尽管利奇利用了文献、顾及了历史，但他却自认“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相信能解释/重构过去或者预测未来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他所感兴趣的是“人类文化的细节而非通则”(Leach，1982:49)。而民族志田野研究方法，正是获取“人类文化细节”的不二选择:

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通常是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进行的，同时，因为田野工作者最初是个陌生人，他无法事先准备好以某种既定的方式和他的研究对象打交道。这是一种有益的经验。最终回到自身所在社会环境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者通常会发现他的家乡已经变成一个颇为不同的地方。我们所受自身文化习惯的束缚似乎有所缓解。 

……我这种田野工作是小范围、个人化的事情。研究“团队”通常只是单个的个人，或者可能是一对已婚夫妻，也许还有一个当地的助手。研究的田野点是一个当地的社区;也许只是百来个人，极少多于两千。一开始，主要研究者应当是社区的陌生人，并希望在离开之前彻底改变这一身份。他们本身将会变成这一社区的成员，至少被社区所接纳。通过对被研究者日常生活的直接参与，他们将逐渐能够从内部去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体系。

……1)我试图从整体上理解被研究民族的“生活方式”; 2)这种“生活方式”是由不断重复的社会剧的扮演构成的。剧中的人物，即社会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固定的，就像构成剧情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但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部分，角色扮演的方式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就像剧中的角色和扮演角色的演员之间存在差别一样，田野研究的资料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观察者必须区分当地人实际上怎么做的与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怎么做的;区分社会规范和当地人对社会规范的个体性解释。 

在写作过程中，不同的人类学家会对资料的这两个主要方面赋予不同的权重，但是，在田野中，人类学家必须同时关注这两个方面。他不能仅仅区分思想和行为，还必须注意到它们之间是如何关联的。(Leach，1982:129－130)

显然，尽管利奇本人对功能学派的“无历史”取向有所反思和实践，但他依然恪守马凌诺斯基的民族志田野研究传统，主张对小规模的异文化社会进行较长期的参与观察，强调区分被研究者的所言、所行、所思，辨析其差异、体味其关联，且十分注重田野研究中的现场互动和移情理解:“在田野情境中，人类学家的目标是:信息提供者把他当作学生，接纳他为干亲，并时刻准备将他们的生活方式教导于他。这样，人类学家最大限度地被信息提供者接纳为‘我群体’的一员”(Leach，1982: 147)。也正因如此，利奇并不推荐初学者从事“自己社会”的研究，并曾在多篇文章中对“中国功能学派”的一些英文代表作提出了较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以人类学家自身所在社会为对象的研究路径本身就存在方法论上的困难，《金翼》和《一个中国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和资料呈现在现场感方面存在欠缺，《祖荫下》为了用人格心理理论说明中国文化的普遍性特征，不惜牺牲西镇民家人的地方文化特色(Leach，1982:124－127)。 

                                                                           （供稿人：ZS-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