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宝珍，字希儒。1902年生于梨树镇。他自幼聪颖好学，性格坚毅倔强。1922年于北京中文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山海关田氏中学聘为国文教员。以后又先后出任安东中学、沈阳西沙岭中学和西丰中学校长。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谭宝珍对此行为极为愤懑。他毅然辞去校职，只身奔赴赵庄河，参加廖香南组织的抗日队伍。后因此这支队伍被分化，又改投邓铁梅部继续参加抗击日寇的斗争。1934年邓铁梅被俘身亡，谭宝珍匿居沈阳，秘密从事抗日活动。终因经费艰窘，老母妻女一家无以为生，遂离沈到辽源（今郑家屯）中学任教。1938年携家眷返归故里，继续在梨树国高任教。在此期间，他虽然与抗日组织已失去联系，却仍以反抗侵略拯救中华为己任。他利用三尺讲台向同学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培养学生爱国抗日的情操。

    谭宝珍除了在课堂上宣讲以外，还注意用自己的言行和穿着打扮影响学生。他从不穿协和服，经常穿马褂，说中国服装是世界上最美的服装。他不让自己的子女学日语，强调汉民族的语言问自己才最具有丰富的表现能力。他担任二年级乙班副主任，对班里几个以强欺弱的大个学生，曾借题挖苦说：“你们几个不要总以老大帝国自居，欺负弱小者算什么能事？”

　　对日系教员，谭宝珍无法容忍他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时常嘲讽说：“军司（日本教员名，下同）的裤子上有嘎巴，丘保的脚丫子像上了黑漆，若月的脖子经常不洗……，你们大日本既然什么都文明，怎么就偏偏不讲卫生呢”。后来调到四平师道学校任教期间，曾两次在宴会上解救发忿，索性与日本教员破口对骂，飞茶杯。

　　日本侵略者为掩饰其侵略行径，开始宣传“友邦”，后又改为“亲邦”。一次梨树国高一教员为讨好日系教员，阿谀奉承说：“大日本帝国对我们友好亲善，从‘友邦’到‘亲邦’，正是标志着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谭宝珍听了，当即说：“先‘友邦’后‘亲邦’，再过几天恐怕就要改成‘爹邦’了。到那时候，你作为日本人的儿子，一定会更感到无比荣耀了！”

　　1940年春，谭宝珍从梨树国高被调到四平师道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在日伪宪警制造的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抗日救国的信念更加坚定。他在课堂上位学生讲授岳飞《满江红》词，借以激励爱国青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抒发抗敌雪耻，“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雄心壮志。

　　谭宝珍用他的炽烈情感和语言，在很多学生心中点起了一把火，熊熊地燃烧着。终于，在他任教的班级，一个反满抗日的团体秘密地建立起来了。这个秘密团体时常在学校体育场南边的树林里开会，不断吸收新成员，研究行动方案。在谭宝珍亲自带领下，这个秘密团体的第一个行动时印发传单，扩大抗日救国宣传，号召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赶快起来，参加到反满抗日的行列中去。

　　他们先后几次印发传单数千张。这些传单散发到全市各中小学校广大师生、以及机关、街道群众中去，引起了很大轰动，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志。

　　这一行动也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他们出动大批宪兵、警察和特务，到处搜查、跟踪，逮捕可疑者，学校是他们怀疑、监视和搜查的重要对象。常有成队的摩托车冲进正在上课的校舍，不时传训、恫吓革命师生，平静地校园里，顿时变成令人惊悸恐怖的世界。

　　1942年12月上旬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日本宪兵突然把四平师道学校包围起来，闯进学生宿舍和教员办公室，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搜捕。宪兵队在特修科二年级的教室里，发现了未散发完的传单，于是把全班同学推上警车，随后将谭宝珍逮捕。谭宝珍在四平宪兵队虽然受尽了酷刑，但是始终坚持说：“散发传单是我一个人干的，和学生并无关系，要杀要刮，你们随便好了！”

　　一次家人去看他，谭宝珍嘱咐家人说：”你们不要花钱为我活动了，我决心已定：此生没有什么大本事，只以一死报效中华。若能唤起民众，我死不足惜。”

　　谭宝珍被移送新京（即今长春）监狱（当时叫思想矫正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一次提审时，因将一警察从楼梯上推下，改判无期徒刑。

　　谭宝珍在狱中，多次遭受重刑摧残，至使牙齿全部脱落，遍体刑伤，血肉模糊。但他始终没向敌人屈服。1944年9月1日晨4时，谭宝珍被杀害于狱中。死时光着上身，下身只穿一衬裤，尸体经久不硬，据说日本宪兵是用电刑使其致死。年仅42岁。

　　谭宝珍遇难前，在狱中曾作《铁窗之感》数首，借以抒发囹圄和抗日救国志坚不移的浩然正气。其中一首的最后两句是：“从今别却宽城古路，再化作啼鹃带血归”。

  
                                            

      
             谭宝珍任沈阳西沙岭中学校长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