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大名鼎鼎的余秋雨先生在其《抱愧山西》（收录在《文化苦旅》中）的开头如是说。
　　
　　为什么余秋雨会有这种感觉呢？
　　
　　“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
　　
　　这个令见多识广、学识渊博的余秋雨先生“大吃一惊的事实”是什么呢？
　　
　　“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原来，这个“大吃一惊的事实”是晋商，当时“海内最富”的晋商。
　　
　　八九年是个什么概念？其时余秋雨已经43岁了，既是教授又是院长，还是国务院钦定的有着特殊贡献的专家。那个时候，他已经对明清历史的研究也小有成就了。
　　
　　就是以余秋雨当时的学识和阅历，也只是才无意间知晓了晋商的辉煌。而普通大众呢？知道晋商的这段历史的有几人？知道山西的这段历史又有几人？
　　
　　笔者也愧为山西人，也只是在看了《抱愧山西》一文后才知道自己先辈们的辉煌。
　　
　　能达到余秋雨这样的地步实属不易，能无意间发现“海内最富”的晋商更属不易（43岁时才无意间发现），如果能著作成文推广给大众更是不易中的不易。而读到这篇文章的读者又能有多少呢？
　　
　　通过这个例子应该能分析出央视06年的开年巨制《乔家大院》之于晋商文化的意义了。如果说余秋雨的《抱愧山西》给晋商的通俗化开了个头的话，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则让这种通俗化更加进行到底，迎来一个新的高潮。
　　
　　“开播不到一周，央视新年大戏《乔家大院》收视率迅速蹿红，根据央视索福瑞调查的数据显示，《乔家大院》在北京平均收视率9.95%、西安9.03%、天津8.54%、沈阳8.35%，一些地方最高收视率一度到达13%。”《北京晚报》的报道让所有关心晋商文化的人心里热乎乎的。
　　
　　这样的普及率令人着实欣慰。试想还有比长达45集的电视剧《乔家大院》更有效的宣传推广办法吗？笔者是吕梁人，以前问及时，人们常纳闷：吕梁？现在好了，十有八九会说：哦，是《吕梁英雄传》的那个地方吧！这就是电视的强大功能，套用一句郭德钢的名言：电视的普及功能无人能比。
　　
　　而且，《乔家大院》对于晋商文化的宣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先来看看乔家大院本身的地位：
　　
　　乔家大院占地3724平方米。共有6个大院，313间房屋。四周是十几米高的青砖墙，上有女儿墙式垛口，四角有挺拔的角楼。大院中间是一条巷道，一头是大门，另一头是祠堂。巷道两侧各有三个大门，共六个院落，每个院子又有两三进小院子。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
　　
　　再来看看《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包头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句民谚。复盛公是一个著名的商业字号，它的财东就是祁县乔家堡村的乔致庸，他是“在中堂”的奠基人。在他手中，在中堂的事业突飞猛进，先有“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后有大德恒、大德通两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中城市、水陆码头。当时在中堂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店铺遍布全车。乔致庸不但善擅经商，而且注重教育，他经常督促儿孙学习，并在家中设立私塾。他本人亦十分好学，手不释卷，“俨然一老书生”。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孙多次捐款兴学，出资刊行本地名人著述，一时传为美谈。

　　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人物，作为大众了解晋商文化的切入点，再合适不过了。
　　
　　《乔家大院》讲述一代晋商发展史的同时，更在不断讲述乔致庸所提倡的“义礼信”，这也是晋商的根本精神所在，也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一直宣扬的“诚信”二字，这也恰恰现代社会最急需解决的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