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午夜，一名44岁的中国女游客，大闹洛杉矶国际机场国际航厦机场免税店，掌掴华人女店员两次，被当场制伏，随后机场警察局以攻击罪名将其逮捕关押。飞机因此被延误，影响300多名旅客行程。（法制晚报7月31日）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这名女游客两次掌掴女店员，这样的暴力行为，不管在哪国都是处犯法律的行为，而当地警察在第一时间将其逮捕关押，可以说是一种最自然最明确的处理方式，也是一种法治状态下的自然处理方式。但相比之下，在中国也出现过类似大闹公共场所的事件，可在第一时间内，则很少听到或看到这样迅捷的处理方式。在中国，尽管大闹共公场所的人，最终都受到了应有的惩治，但由于时间差的存在，却使法治状态遭到第一时间的折损，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因为警方的现实顾虑过多，因为在现有语境下，警方处理一起突发事件之后，总会引来一些舆论超越法治边际的解读。比如，一名商贬在暴力抗法时，警方若在第一时间内给予了拘捕，那么一定会引来诸如这名商贬正处在生活困境之中等等问题的缠绕，而长此以往，就使各种法律法规受制于这种缠绕羁绊之中，而警方为了避开这种事后的剪不断理还乱，干脆也就直接选择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这表面上看，确实是在第一时间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则是一种对使用法律强制力的回避，和对违法问题的堆积，但这是法治的健康状态吗？

这显然不是法治的健康状态。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法治系统中，警方不可能也不应该担当梳理违法者前世今生的责任。在法治社会中，警方只能担当在第一时间内平息暴力行为的责任，不管违法者前世今生有多少生活困境，只要在这个时间点上实施了危害他人的违法行为，就应当依法给予强制处理。而至于生活困境方面的问题，客观理性地说，并不是警方要考虑的范围，因为在社会系统中，还有其它部门的职责与任务。因此，警方并不是万能的管理者，从社会职责分配角度讲，也更不宜成为其他职责与任务的替代者。

但很长时间以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舆论走势，即警方给予了违法者强制处理，就会引来一些人的指责，其中通用的一种指责就是“违法者不是故意的，生活都不容易，生活所迫”。这样的出发点尽管有些无厘头，但其码是一种善意，不过，这却是一种对法治社会的误读。因为真正的法治，并不以个人身份的不同而下菜碟，既不因庶民就放宽尺度，也不因官宦就罪加一等，法治彰显的是同罪同罚，否则，就是对法治自身的摧毁，更是将法治社会的建设，推向了毫无确定性的边缘。

这位中国女游客，两次掌掴女店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平时习惯思维的作怪。在国内，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很难想象出马上就会被警方逮捕关押，但这样的条件反射却害了她，兴许，她当时还幻想着警方的顾虑，甚至还幻想着事后有人拿出视频，来为她找出发飚的借口。然而，这就是平时习惯养成的错位，也是她所生活的环境给她的不健康反馈，这使她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法治社会的形成，在于人们习惯的养成，也在于法律强制力的适时体现，任何法律的后盾都是强制力的支撑，如果没有了强制力的依法体现，也就等同于没有了法律。这位中国女游客，在国外两次掌掴女店员，这一方面说明她自身法律意识的欠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她在生活环境中对警方社会职责分配的不解和混淆。而这一切，其实并不是她一个人存在的问题，而也是一些舆论存在的混淆之处。

因此，从这件事中，每个人都应有所反思，如果每个人都企盼法治社会的切实形成，那么，每个人，更包括一些舆论在内，都不应当回避法律应有的各种力量要素，而且，不应混淆并缠绕于不应有的羁绊之中，因为，法律力量要素的存在，才是一个社会获得长治久安的保障，更是每一个人获得安全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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