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耘农湖北

近期，素有“打工皇帝”之称的唐骏，因方舟子揭其文凭之短而引发众说纷云。我在第一时间没发表任何议论，是想静观一下事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无论对此或褒或贬，或抑或扬，或赞或攻，我都认为是正常的表达，但孰是孰非我也不想赘言。因为唐骏即便是“草鸡大学”的“水货博士”，可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人生的辉煌，这足以说明一切。我倒是由此引发另一番思考：如果唐骏是中国某党校的学历，人们将会怎样看待，又将作何感想，发何议论？

对此一问，自有原由。在时兴“文凭热”的好些年里，从中央党校到县级党校，纷纷将本来旨在培训党政干部的功能转化为面向社会招生的院校。摇身一变之后，从最初的中专、大专学历班，发展到本科班、研究生班乃至博士班。尽管一直有不少人提出置疑，认为党校学历不具备同等国民教育学历，但党校的招生着实红火风光了好多年。不光一些党政领导、机关干部当时趋之若鹜，而且一些社会青年也因那里门槛较低而主动投怀送抱。直到今天，有多少拿着这样的文凭在享受经济与政治的待遇，恐难统计。然而，没有多少人对此横加指责，最大原因是不敢太岁头上动土。

假如唐骏不要那个西太平洋的博士头衔，而改拿中国某党校的文凭，方舟子以及颇有微词的人们兴许会哑口无言、缄口不谈。就唐骏本人的才干而言，拿西太平洋文凭与拿中国党校的文凭，性质是一样的。只是选择工作的范围与供职领域可能不同罢了。“洋学历”可以到微远等跨国公司干；党校学历可以到党政部门干。然而由于其缺乏公务员身份，他只能选择洋学历以便去“打工”。他真的拿了党校文凭而服务于外企，那才是一种新的奇迹。

可惜他没有党校文凭，如若拥有党校文凭，人们想议论他都会讳莫如深，小心翼翼。在执政党时代下，你拿党校文凭说事，不能不说是一件犯忌的事儿，是一种触雷的话题。不管它有无同等国民教育的学历，还是有无含金量，你只能默认。现在的问题是，在真文凭与假文凭之间，已然没了什么鸿沟。一个人，只要不像唐骏这样出名，管你什么草鸡大学、水货文凭乃至货实价实的假文凭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自个儿还真得要有两把刷子，有刷子，哪怕你是某一级党校的文凭，别人也不会公开责难你；只要你不成为公众人物，再草鸡大学的文凭，别人也不会惦记你。早知今日，他唐骏先生宁可捞个党校本科文凭也比他那留洋博士的文凭要安稳保险得多。

在中国历代，关于人才的评价上，总是在两种观念中摇摆不定的循环往复着。高喊唯才是举的时代，也离不开陈腐的科举考试；倡导“讲文凭”时代，也没有抛弃“不唯文凭”的伪说词；力批“唯有读书高”观念之时，也在反对“读书无用论”；提倡“重真才实学”方针的同时，干啥都得以一纸文凭为门槛。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因为没有文凭，上海某大学国内一位顶级的电工讲师，终老其生也没评上副教授，而南京某高校的一赡食科长也捞到个研究生导师头衔。在中国，忽左忽右的用人观与用人标准，产生的是如此怪相：要么“自卷”也能当“英雄”，要么只要有高学历文凭就能身价百倍；要么有学历的不一定有真才实学，有真才实学的不一定有可观的学历。另一种是逼良为娼，逼人作假：没学历的千方百计造学历，低学历想方设法提升学历。倘使时光倒流，我建议唐骏先生一定去读一个中国党校类的博士和博士后，那样才叫保险。

显然，咱们的人才评判体系不科学，用人选才价值观不辩证，考核手段不完善，直接制约着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一出就会暴露问题。要说文凭打假，从上世纪90年代后的各种文凭包括各类职称，都是可以大胆质疑的：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至于扩招后的大学文凭，究竟价值几何？谁都心知肚明。所以在我看来，不论是洋文凭，还是土文凭；不论是国家认同的普高文凭，还是社会默认的党校文凭，都只能是一种标识，一种工具，一种包装而已。关键只有两条：你能否胜任并创造性的工作；你所处的岗位是需要相关类型的文凭。如今都时兴这“师”那“师”的了，可能比文凭更来菜。其实，何止文凭要打假，该打假的事儿多了去，咱们犯不着再为文凭劳神费力了。真要计较什么，我建议所有当下男60、女55岁以下的工作着的人们，由国家来一次重新实打实的考试，谁知道该有多少南郭先生落荒而逃哩，那才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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