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偶然性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在一个心理学中，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偶然性是对于一件事情因各种原因无法预测其未来，而只能通过大量的观察来统计其结果，以概率来描述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一种方法。偶然性与随机性一样，都是我们周围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偶然性和随机性的规律支配着生物进化和基因重组的机制，物理学也运用关于偶然性的统计定律来解释物理物质的基本结构。自然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系统性以及可解释的因素与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思·斯坦诺维奇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发发展与应用心理学的国家首席教授。他在《对“伪心理学”说不》一书中，对心理学中破除迷雾、去伪存真提供了批判性思维。他认为，当一件事取决于偶然性时，并不一定表示它是不确定的，只是说它目前是无法确定的。抛硬币是偶然事件，但并不是说在对抛掷的角度、硬币类的金属成分以及许多其他变量加以测量以后，也不可能确定其抛掷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变量确实决定了抛硬币的结果。但是，我们称抛硬币为随机事件，是因为在每一次抛掷时，我们没有比较简易快捷的方法来测量这些变量。一次抛掷的结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确定，它只是在当下无法确定而已。

世界上的许多事件不能以系统性的因素来完全解释清楚，至少现在还不能。然而，当一个特定的现象没有现成的系统解释时，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寻求“设备”往往在运转，试图将无意义的理论强加于原本随机的数据。比如，形形色色的“预谋论”通常就需要一套又一套的复杂的说辞去解释那些预谋者拼命想要理解的、原本是由随机因素导致的事件。这一现象十分典型，甚至各类权威人士在其专业领域内的工作也往往如是。

在金融领域，许多金融分析师的思维就体现了这一谬误。他们通常会对股票市场的价格的每一次小的波动都编造出精细的解释，而实际上这些变化大多只是随机波动而已，然而，股票市场的分析师总是不断对客户暗示他们可以战胜市场，即使当大量的证据表明它们中的大部分其实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过去几十年来，如果你购买了标准普尔指数中的所有500种股票（“傻瓜策略”），然后放着不去管它，那么你今天的获得回报会比2/3的华尔街股市股票经纪人为他们的客户所赚的还要高，你的成绩会打败80%订阅费已经涨到每年500美元的财经通讯杂志。

如何看待那些确实打败了傻瓜策略的经纪人？你可能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具有某种特殊的才能。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试验来回答这个问题：有100只猴子，每只猴子手中握着10支飞镖，它们都向一面写有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墙上掷飞镖，飞镖扎中的股票就是要买的股票。一年后，大约有一半猴子能够打败标准普尔500指数。那么，你会不会愿意付钱给这一半打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猴子，授权他们在下一年帮你选股呢？这个实验证明了原本纯粹随机的事件会因怎样的逻辑而看起来像是由可以预测的因素造成的。

接下来，设想这些猴子是股票经纪人。那么，第一年他们之中有50%会击败他们的对手。第二年，这50%的人又有一半——按随机水平来说——会击败其对手。之后第三年又有一半能击败对手，即总人数的12.5%连续三年击败对手。最终到第四年，又会有这些人的一半（总人数的6.25%）能击败对手。如此，100只猴子中大约有6只能取得像财经节目和报纸所说的“连续4年击败了其他的经纪人”的傲人成绩。

人类有解释偶然事件的倾向，这一现象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被称为“错觉相关”。当人们相信两类事物在通常情况下应该一起发生时，就会认为自己频繁地看到了同时发生的现象，甚至当这两类事件的同时出现是随机的，并不比任何其他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频率更高时也是如此。总之，即使是面对随机事件，人们也倾向于看到他们所期望的联系，他们在原本没有规律的地方看到的规律。

许多有控制的研究都证明，当人们头脑中已经预设了两个变量相互关联的想法时，他们甚至能够在两个变量根本毫无关系的数据中发现联系。不幸的是，这一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也广泛存在，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件偶然的小事都需要精细的解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是，当偶然事件确实会产生重要的后果时，人们不免要建构一些复杂的理论去解释它们。试图去解释偶然事件的倾向可能源于我们深切地渴望相信自己是可以控制这些事件的。

有一种现象被称为“公平世界假设”，指的是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公平的世界里，在这里每个人都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研究者发现了一些实验证据，证明了公平世界中存在一种“罪有应得”的信念：人们会鄙视那些偶然不幸的受害者。为偶然事件寻求解释的倾向导致这一现象。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完美无缺或者是道德修养高的人会因为偶然事件而惨遭不幸。固然我们想要相信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但偶然性是不偏不倚的，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行：好事坏事都以相同的概率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

公平世界假设中所体现的对偶然性的错误理解，会助长其它一些错误的民间信念，导致人们容易看到虚假相关。例如，“盲人有非常敏锐的听觉”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念，这个错误信念可能会一直流传下去，因为这种联系能体现“老天很公平”，而这正是人们希望看到的。

在心理学中也存在这样的倾向，研究者试图解释一切，希望其理论不仅能解释行为中系统的、非随机的成分，还要能解释任何细微的变异。这种倾向导致了不可证伪的心理学理论的泛滥，既包括个人提出的理论，也包括那些看似科学的理论。心理历史学的奉行者常常犯下此类错误。一个著名人物生命中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及转折，都经由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在心理历史中得以诠释。大多数心理历史事件存在的问题是，不是解释得太少，而是解释得太多。这一研究方法奉行者很少承认一个人的一生是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的。

为纯粹偶然的事件寻求解释的这种倾向，也导致我们对许多巧合事件的性质产生误解。巧合在《韦氏新世界字典》中被定义为：“相互关联或相同的事件意外地、令人不可思议地同时出现了”。这意味着，巧合只是相关事件偶然地同时出现。但是许多人并不这样解释巧合。他们认为巧合需要特别解释，他们不理解巧合的发生并不需要偶然性质之外的因素，巧合并不需要特别的解释。

事实上，概率定律确保了随着事件发生次数的增加，一些罕见匹配出现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大。这一定律不仅允许罕见匹配出现，而且从长远来看几乎保证了它的发展。以抛硬币为例，如果一次抛5枚硬币，结果它们都是正面朝上，你将认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匹配，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是的，它发生的概率是1/32或0.03。但是，如果你将这5枚硬币掷100次，那么在这100次中至少有一次全部正面朝上的可能性是多少呢？答案是0.96，就是说，100次中这一罕见匹配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懂得在什么时候避免对纯粹随机因素导致的事件编造复杂的解释，这是具有实际意义作用的。作家艾图尔·嘉万迪曾描述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和以色列空军打交道的事例。两个飞行中队出发并返航，一队损失了四架飞机，另一队则没有损失，军方希望卡尼曼调查一下，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是否有特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卡尼曼并没有去调查，他告诉以色列空军不要浪费时间：“卡尼曼知道如果空军官员真的去调查，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在两个中队间发现一些可测量的差异，并且感觉得做点什么。”卡尼曼知道，任何找到的因素都极有可能是虚假的——不过是纯粹的偶然性波动的结果。

发生在我们个人生活中的罕见匹配，往往对我们具有特殊意义，我们尤其不愿将其归因为偶然。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很多，某些是动机性和情感性的，还有一些是概率推理的失败。我们通常不能意识到，罕见匹配只是巨大“概率事件”样本库中一个非常小的部分而已。

罕见匹配是指其中两个事件不同思议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一天参与了100件不同的事情，那么典型的一天中这100件事之间共有多少不同的、两两匹配的组合呢？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就能算出结果，通常有4950个不同的配对组合，而一年有365天。如果把10年内所记得所有罕见匹配数出来，也许也就有六七件。这六七件事情来自一个多大的概率事件样本库呢？每天4950的配对事件，乘以一年365天，再乘以10年，得到18067500个配对。也就是说，10年中如果有6个你认为是罕见配对的联系发生了，就有18067500个也可能是罕见配对的其他配对事件发生了。所以，你的生活中的一个罕见配率发生的概率是0.00000033。有6个罕见配对出现在1800万个事件中，的确很稀罕，但并不奇怪。罕见事件确实发生了，它们也的确少见，但偶然性这一因素保证了他们一定会发生。所以，6件奇事发生在你身上，它们就可能是巧合：两个相关事件由于偶然性的存在而不可思议地同时发生了。

心理学家、统计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都指出，许多罕见配对实际上并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罕见”。著名的“生日问题”是最好的例子。在一个23人的班级里，有两个人生日是同一天的概率是多少？大多数人会认为非常低，而实际上23人的班级中两人同一天过生日的可能性大于50%。而在35人的班级可能性就更大了，概率大于0.80。所以，因为美国历史上有43位总统，因此詹姆斯·波尔克和沃伦·哈丁两位在同一天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试图解释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同时又拒绝承认偶然因素的作用实际上会降低我们对现实世界的预测能力，在某个领域中承认偶然因素的作用，意味着研究者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预测不能百分之百准确，预测中总是会犯一些错误。但有趣的是，承认我们的预测达不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度，实际上反而有助于我们提高整体预测的精确性。听起来这好像有点儿矛盾，但事实却的确如此：为了减少错误就必须接受错误。

有一篇论述临床评估价值的文章这样写道：“我们试图评估和预测的事情在本质上是概率性的。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期望大自然会如此听话，能让我们以百分百的把握去预测单一事件。相反，我们的最高期望也只能是鉴别一系列可能的结果，然后去估计每个结果出现的相对可能性。从这种概率的角度看，传统临床评估期望达到的那种理想化的目标——对独特的未来事件作出精确的预测——其实太天真了，反映了我们的无知或自大，或两者兼有。”

“统计数据不适用于单一个案”这一同样的谬误，是导致赌徒积习难改的重要因素。华格纳在他的赌博行为研究中总结道：“从我们和赌徒的讨论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赌徒大体上都能意识到赌博造成的不良后果。他们也知道最终输的会比赢的多，而且未来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却不能把这些统计性的思路应用到下一局、下一个小时或下一个晚上。丰富的直觉经验还是让他们觉得统计学在下一局和下一个小时里派不上用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预测下一局的结果。”

华格纳发现，强迫性赌徒对“接受错误以减少错误”有很强的排斥倾向。例如，二十一点牌局的玩家普遍拒绝使用一种基本策略。这种基本策略可以保证把庄家的胜率从6%或8%降低到不足1%。基本策略是一个长期性的统计策略，强迫性赌徒之所以拒绝它，是因为他们坚信“有效的策略应该是在每一把都有效”。华格纳研究中的赌徒“总一成不变地说，这类系统的一般性策略是不会有用的，因为它们忽略了每一个具体情境的独特性”。这些赌徒抛弃能保证他们少输上千美元的统计策略不用，转而去徒劳地追求建立在每一具体情景独特性基础之上的“临床预测”。

偶然性在心理学中扮演的角色时常被外行人士和临床心理从业者所误解。人们很难认识到，行为事件结果的变化中有一部分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行为的变化有一部分是随机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心理学家不应自诩能够预测每一例个案的行为。心理学的预测应该是概率性的，是对总体趋势的概率性预测。

最近几十年来，有价值的研究都一致表明，在解释人类行为的原因方面，统计预测（基于群体趋势的预测）远远优于临床预测。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临床直觉能预测一个统计趋势是否会在一个特定的个案身上出现。因此，当对行为进行预测时，千万不要对统计资料置之不理。统计预测也昭示，当对人类的行为进行预测时，错误和不确定性将始终存在。

斯坦诺维奇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偶然性的。但是，如果将偶然性置于人类发展的进程中，那么在偶然性之中就会涌现出必然性，而必然性之中也会涌现出偶然性。

在《人类简史》一书中，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若干和许多偶然事件组成的（随机性），这些偶然的事件促成了今天社会的必然发展。正如赫拉利所描述的：“大约在距今7万到3万年前，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也是所谓的认知革命…..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

最重要的是，随机的偶然性事件是推动人类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商业历史学家和企业历史学家在撰写商业人物传记和企业发展史时，所描写的成功有相当大的部分有其偶然性。这些偶然性又恰恰来自于弱小企业和若干人士，由于他们的偶然商业化发现和创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和进步。

比如，大公司的创新是为了维持其垄断性，他们希望按着其既定的商业模式和商业意志继续垄断下去，当他们失去创新能力的时候，会并购具有威胁性的创新以遏制潜在的挑战。故而，大公司的发展缺乏随机性和偶然性。中小公司则没有垄断之束缚，他们创新也许是为了创新，也许是为了推翻垄断，也许是追逐自己的梦想。它们所能投入的资源无法与大公司相比，所以它们的成功依赖的是天分和随机性及偶然性的发现。而其部分随机性发现演绎成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甚至改变了人类的社会进程。这是斯坦诺维奇在《对“伪心理学”说不》一书中没有体现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