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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黑天鹅”的逻辑

(2019-03-20 15: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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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发现“黑天鹅”的逻辑

文/姚斌



早在2004年出版《随机致富的傻瓜》中,纳西姆·塔勒布就提出了稀有事件——“黑天鹅问题”,但是那时他并没有展开,在那本书中他要讨论的是“机运”问题。黑天鹅问题是他在三年后的2007年出版《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中作为主题提出的。这本书是关于不确定性的书,其中心思想就是揭示我们对随机事件的无视,尤其是具有很大离差的随机事件。

黑天鹅是说,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前,欧洲所有的人都确信天鹅全是白色的,这是牢不可破的信念。而一旦发现了竟然还有黑天鹅存在,其信念即遭遇全面的崩塌。塔勒布将黑天鹅这个概念引入了随机性。在塔勒布这里,“黑天鹅”必须满足三个特点的事件:具有意外性,即它在通常的预期之外,也就是在过去没有任何能够确定它发生的可能性的证据。会产生极端影响。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这三点概括起来就是:稀有性、冲击性和事后(而不是事前)可预测性。

少数的黑天鹅事件几乎能解释这个世界中的所有事情,从思想的胜利到历史事件的变迁,再到我们的个人生活。自从大约1万年前的更新世以来,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一直在扩大。这一影响在工业革命期间加剧,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可预测性和影响力大的结合使黑天鹅现象成为一个很大的谜,但这还不是塔勒布关注的核心。最重要的是,我们习惯于对它竟然视而不见。一个多世纪以来,所谓的“社会科学家们”一直错误地认为他们的理论能够衡量不确定的事物。把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论运用到现实世界产生的是荒谬的结果,塔勒布在金融学和经济学中突出地看到了这一点。

黑天鹅的逻辑是,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更有意义,因为许多黑天鹅事件正是由于它们不被预期而发生和加剧的。但是,许多人表现得就好像能够预测历史事件一般,甚至更糟的是,以为能够改变历史进程。我们预测30年后石油价格,而没有认识到我们连明年夏天的情况都预测不了。在受到黑天鹅事件影响的环境中,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预测能力,并且对这种状况是无知的。这意味着虽然某些专业人士相信自己是专家,但其实不然。尽管他们有经验和数据,但他们并不比普通大众更了解相关问题,只是更善于阐述而已,甚至只是更善于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把你弄晕而已。

既然黑天鹅事件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就需要适应它们的存在,而不是天真地试图预测它们。如果我们专注于反知识,也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就会有许多事情可做。比如,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置身于正面的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下,来享受黑天鹅现象的好处。实际上,在某些领域,比如风险投资,未知事件能够为我们带来大得不成比例的回报,因为通常投资者在没什么可损失的情况下,却可以从一件稀有事件中获得巨大回报。我们会看到,与科学社会知识不同,没有哪一项科学发现和重要技术是来自设计和计划,它们都是黑天鹅。

人性有一个弱点,就是习惯于学习精确的东西,而不是总体的东西。法国人是历史的好学生,只是他们学得太精确了。在安全问题上因为他们太实际了,使得希特勒几乎毫不费力地绕过马其诺防线。我们不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自己不会学习。这个问题产生于我们的思维结构:我们不学习规律,而是学习事实,而且只学习事实。

我们似乎不太善于认识到我们的超规律,即我们倾向于不学习规律的规律。我们蔑视抽象东西,而且是疯狂地蔑视。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有思想?我们似乎拿着错误的用户指南。我们头脑似乎不是用来思考和内省的。如果是的话,对于今天我们来说,事情会简单得多。比如,我们只赞美那些在历史书中留下名字的人,而忽略那些在我们的书本没有提到的贡献者。

对于塔勒布而言,稀有事件就等于不确定性。如果要了解普通事件,就要从研究稀有事件和极端事件入手。正常的东西和现象经常不重要。几乎社会中的一切都是由极少发生但影响重大的震动和飞跃产生的。而同时几乎一切关于社会生活的研究都聚焦于“正常”,尤其是采用“钟形曲线”的推论方法。如此,我们什么真相也看不到,因为钟形曲线忽略大的离差,无法理解它们,但还要让我们相信不确定性是可以控制的,这被塔勒布戏称为“智力大骗局”。

许多被人贴上“未知”、“不可能”、“不确定”标签的东西,在塔勒布看来并非如此。它们不是具体和精确的知识、一个被“愚人化”了的领域,而是相反,是知识的缺乏和局限,它是知识的反面。要想描述知识的反面,应该学会避免使用为知识所造的词语。塔勒布把只关注那些纯粹而有明确定义的“形式”而导致的错误称为“柏拉图化”,这些形式包括物体(如三角形)、社会概念(如乌托邦)。这些美好的形式有一个侧面影响,就是当它们占据你的思想时,你会把它们具体化,并开始忽视其他那些不美好的事物,那些更为混乱和不可捉摸的事。

正是柏拉图化使我们以为我们懂得的比实际上要多,但这种情况并非始终如此。柏拉图式的形式当然存在。模型和结构并非永远是错的,它们只错在一些具体的应用上。困难在于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哪里错,而只能事后知道,以及错误能够导致严重的后果。这些模型就像有些有可能有效,但同时可能具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柏拉图边界是柏拉图思维与混乱的现实交锋的爆炸性边界,在这里,我们所知道的与你以为你知道的远远不是一回事。黑天鹅现象正是在这里产生的。

塔勒布不依赖于选择性地收集“证实性证据”的野蛮方法。这种过度举例的方法被塔勒布称为“无知的经验主义”,因为为一个编造一个故事而不断罗列的逸事并不构成证据。毫无疑问,任何寻求证实的人都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欺骗自己,以及他身边的人。黑天鹅是显示已经由现实中随机性的结果为基础的。

一个与我们的许多思维习惯相反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是由极端、未知和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以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物主导的,而我们却一直把时间花在讨论琐碎的事情上,只关注已知和重复发生的事物。这意味着必须把极端事件当作起点,而不是把它当作意外事件置之不理。即使我们取得了知识上的进步和成长,或者正因为这种进步和成长,未来仍会越来越不可预测,而人性和“社会科学”会合谋起来向我们隐藏这一点。

历史总是模糊的,我们看到了结果,但看不到导致历史发生的幕后原因,也就是历史事件发生器。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把握总是有片面性,因为我们看不到盒子里是什么,整个机制是如何运行的。于是,在对待历史问题,人类思维会发生三个错误,对此塔勒布称为“三重迷雾”:
假想的理解,也就是人们都以为自己知道在一个超出他们认知的更为复杂或更具随机性的世界中正在发生什么。
反省性偏差,也就是我们只能在事后评论事物,就像只能从后视镜看东西。
高估事实性信息的价值,同时权威和饱学之士本身有缺陷,尤其在他们进行分类的时候,也就是进行“柏拉图化”的时候。

第一重迷雾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比它实际上更加理解、可解释、可预测。但每一天都发生着完全出乎他们预料的事情,而他们就是认识不到自己没有预测这件这些事。很多发生过的事情本来应该被认为是完全疯狂的,但事情发生之后,看上去就没那么疯狂。这种事后合理性在表面上降低了事件的稀有性,并使事件看上去具有可理解性。这种假想理解在商业领域和金融市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第二重迷雾就是,由于历史记载的不连续性,即使历史学家对过去最细致的研究也不能形成多少历史的思维,而只会产生了解历史的错觉。历史和社会不会爬行,只会跳跃,它们从一个断层跃上另一个断层,中间只有很少的摇摆,而我们却喜欢相信那些我们能够预测的小的逐步演变。历史事件总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虽然它们在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之前存在无数个事实,但其中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会在后来你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中有帮助。

第三重迷雾就是,学习的诅咒。在预测上,非常聪明和掌握大量信息的人并不比出租车司机更有优势,但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出租车司机不会认为自己与博学的人懂得一样多,实际上他们不是专家,并且也知道这一点。但精英思想家们会认为他们比别人知道得多,因为他们是精英思想家,而如果你是精英思想家中的一员,你就会知道的比非精英多。几乎所有的人都熟知当前事态的每一个细节,阅读每一篇新鲜出炉的文章,收听每一个广播电台,似乎下一次报道就会向他们揭露一个惊天的答案,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

这些人虽然不一定结群拥有同样的观点,但却经常拥有同样的分析框架,对同样的情况赋予同样的重要性,把现实分为相同的类别,并且再次表现出柏拉图式的行为,喜欢把事实分割为小碎片。典型的案例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中,记者们在对所有人都疯狂追捧的毫无价值的公司的价值上达成了一致性的解释。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任何简化都可能产生爆炸性后果,因为它不考虑不确定性的来源,它使我们的错误地理解世界的构成。

塔勒布认为自己已经发展了一种精确但奇怪的能力:猜测罕见且出乎意料的事件,也就是处于柏拉图边界中,并且被柏拉图化的“专家”认为“不可想象的”世界。塔勒布既是数理专家,又是交易员。不过,他认为他是完全相反意义上的数理专家:他专门研究随机数学模型的缺陷和局限,寻找使它们失败的柏拉图边界。他还进行投机交易,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这在数理专家当中是很少见的,因为他们被禁止“冒风险”,他们的角色只局限于分析,而不是决策。塔勒布确信,他完全无法预测市场价格,并且知道其他人也无法预测,却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不知道他们正在承担巨大的风险。大部分交易员都是在“轧路机前捡硬币”,把自己暴露在稀有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面前,却睡得像婴儿一样浑然不知。

所谓的数理专家,是应用数学、工程学和统计学的综合体。数理专家所拥有的技术本领,加上对实务的深入参与,对于一个想成为哲学家的人是非常有用的。
首先,当我们把20年的时间用于大规模的数据实证研究,并基于这些研究从事风险活动时,我们会很容易发现现实世界的构成因素,而它们是被洗脑的柏拉图化的“思想家”所看不到的。
其次,它会使一个人的思考变得有条理和系统化,而不是被包围在奇闻轶事中。
第三,历史的哲学和认识论似乎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是分不开的。时间序列数据是时间上的连续数据,是一种由数字而不是文字组成的历史文件。而数字是很容易在计算机中处理的,它使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历史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后的,而且比历史记录混乱得多。
认识论、历史哲学和统计学旨在理解真相,研究真相产生的机制,并且区分历史中的常规和巧合。它们都在探讨“人们知道什么”的问题,但它们都只能在不同的领域找到答案。

当塔勒布的思考扩展到对不确定性的不同类型的区分,就引向了主要的哲学问题——归纳问题。它让塔勒布把黑天鹅从一个逻辑上的僵局变成易于实施的解决方案,并把它植根于经验现实之中。真正的经验主义要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诚实意味着不惧怕独立特行,也不惧怕独立特行的结果。对于塔勒布而言,这就是稀有事件,也就是稀有性。它是从《随机致富的傻瓜》中就开始思考的,其表现形式就是黑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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