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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谬误

(2019-03-25 09: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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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五个谬误

文/姚斌



纳西姆·塔勒布认为,如果我们对黑天鹅问题不断挖掘,那么在对黑天鹅事件的无知中又能产生其他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五个,都属于“行为谬误”。

证实谬误

所谓的证实谬误是指,关注从已观察到的事物中预先挑选出来的部分,从它推及未观察到的部分。之所以会发生证实谬误是因为一系列证实性事实未必就是证据。这就好比发现一处恶性肿瘤证明你有癌症,但没有发现肿瘤不能让你得出没有癌症的确定结论。

我们可以通过负面例子而不是正面证据接近真相。对观察到的事实制定通用法则是具有误导性的。与传统智慧相当,我们的知识并不能通过一系列证实性的观察得到增加。这种观察结果具有不对称性,而这种不对称性又具有很大的实际性。它告诉我们不必成为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只需要成为半怀疑主义者。实际生活的微妙之处在于,在决策时,你只需要对事情的一个方面感兴趣:如果你需要确定病人是否有癌症,而不是他是否健康,你可以满足于否定性推理,因为它能够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确定信息。所以我们能够从数据获得许多信息,但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多。有时大量信息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少量信息却具有非凡的意义。1000天并不能证明你是正确的,但1天就能证明你是错误的。如果我看到一只黑天鹅,我可以确定并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

与乔治·索罗斯相似,塔勒布的思想也来自卡尔·波普。波普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著有《科学发现的逻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猜想与反驳》等。波普最伟大的思想是关于世界根源上的、无可挽回的、严重的不可预测性。波普针对不对称性提出了“证伪”的方法,即证明某事为错误,旨在区分科学与伪科学。波普在证伪时引入了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并开始寻找证明猜想错误的事例。这是除寻找证实性事例之外的另一种方法。但是只有很少的人天生有能力做这种事。有见识的科学家已经研究了我们寻找证据的天生习惯,他们把这种易于犯证明错误的倾向称为“证实偏差”。索罗斯在进行金融投资时,会不断寻找证明他最初看法错误的事例。

我们的环境比我们意识到的更为复杂。现代世界是极端斯坦,被不经常发生及非常不经常发生的事件所左右。它会在无数白天鹅之后抛出一只黑天鹅,因此我们要在比我们所习惯的更长时间里暂不下结论。我们不可能遇到身高几百英里的人,于是我们本能地排除了这类事件。但是,图书销量或社会事件的影响不会遵守这类限制。断定一名作家没有天分、市场不会崩盘、战争不会发生、一项计划无可挽回、一家公司不破产、一家证券公司的证券分析师不是在吹牛或者邻居不会袭击我们,需要比1000天长得多的时间。

叙述谬误

叙述谬误指的是,用那些符合我们对明显模式的偏好的故事欺骗自己。之所以出现这种谬误,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过度解释、偏好简洁故事,而不是原始真相。它严重扭曲了我们对世界的思维反应,在稀有事件上尤为重要。叙述谬误还可以指我们无法在不编造理由或者强加一种逻辑关系的情况下观察一系列事实。对事实的解释会与事实混在一起,使事实变得更容易记住,更符合道理。这种倾向的坏处在于它使我们以为对事物有了更好的理解。

《随机致富的傻瓜》讨论的就是人类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叙述谬误”。叙述谬误就是人们喜欢故事,喜欢总结,喜欢简化,减少事情的影响因素。而实际上,信息越具有随机性,事物就越复杂,因而越难以概括。你越概括,让事物越有条理,随机性就越低。因此,正是我们的简化行为使我们以为世界的随机性比实际大小。而黑天鹅现象是我们不去简化的事物。

我们总是试图强制性地理解事物的习惯——谋求降低复杂性。我们会更容易记住那些符合某些叙述的过去事实,而忽略那些看上去在该叙述中不扮演因果关系角色的部分。我们不断根据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觉得有道理的逻辑重新叙述过去的事件。逻辑学家W·O·奎因在一个著名论点中指出,对于特定的事实,存在逻辑上一致的多种解释和理论。这个观点警告我们,某些事不显得不合理或许并不足以证明它合理。

如果叙述谬误导致我们认为过去的事件更具可预测性、更易被预期、比实际上更不具有随机性,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运用它治疗随机性带来的某些痛苦。从事具有高度随机性职业的人(比如证券业)遭受的反省式痛苦更为严重:我本应该在最高点卖掉我的投资组合的;如果我在几年前只花几分钱买那只股票,现在我就可以开一辆红色敞蓬车了,等等。如果你是专业人士,在你没有为你的投资者增加收益时,你会感到你“犯了一个错误”,或者“犯了多个错误”,并感到有必要为你的“鲁莽”的投资策略(事后看起来鲁莽)道歉。

摆脱这种持续的痛苦,不要试图刻意不去想它——这几乎会一定带来反作用。更合适的解决办法是更多地看到事件不可避免的部分,也就是事件一定是会发生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运用叙述。一个病人每天花15分钟写下白天的烦恼会感觉好得多。对于没能避免一些事情的自责会减少,责任减轻,因为事情看上去不可避免。如果一个人身处一个充满随机性的行业工作,他很可能经常痛苦地根据事后发生的事对过去的行为不断地再三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最起码可以写日记。

每当市场有所变动,新闻媒体总感到有义务给出“原因”,但是一个半小时后,他们不得不打出一个新的头条进行更改。同一个“原因”被同时用来解释另一个事件及其相反事件,这显然是错误的,后两件事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点。过度寻找原因的问题不在记者,而在大众。喜欢听故事,这并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应该更彻底地审视故事是否对事实做了严重扭曲。在叙述和寻找原因之外,记者和大众中的智者丝毫也没有让世界变得更简单。相反,他们几乎总是使它看上去比实际更复杂。下一次有人要你讨论世界大事时,请说你不知道!即使科学家也容易犯叙述谬误,他们看重文章标题和引人注意的“漂亮”词句胜过更为重要的东西。对于这样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对科学研究进行综合分析。

叙述谬误及其突出情感事实的特点会扰乱对事件概率的预测。我们通常忽视两种稀有的黑天鹅现象是因为:叙述中的黑天鹅现象,很可能从电视上听到;无人提及的黑天鹅现象,因为它不符合任何模式,看上去不合理。第一种黑天鹅现象的发生概率被高估,第二种黑天鹅现象的发生概率又被低估。彩票购买者高估了赢钱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想象一个可观的报酬。他们对概率如此无知,以至于他们对待千分之一与百万分之一的方式几乎完全一样。

不可重复的事件在发生之前总是被忽视。而在发生之后又被过度高估。比如“9·11”事件后,人们预计它会再发生,而实际上再发生的概率已经降低了。我们喜欢考虑具体和已知的黑天鹅现象,而随机性的本质在于抽象性。恐怖主义使人死亡,但最大的杀手是环境,环境每年造成近1300万人死亡。而恐怖主义引起人们的愤怒,这是我们高估了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当发生恐怖袭击时,人们的这种倾向更为强烈。

对黑天鹅现象的误解大部分归因于我们对系统(叙述)以及情感(包括情绪)的运用,这使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我们还希望在一个黑天鹅现象发生之后,立即忘记所有黑天鹅现象的存在,因为它们太抽象了,相反,我们只注意到容易进入我们思维的精确而生动的具体事件。我们确实担心黑天鹅现象,但弄错了担心的对象。在平均斯坦,叙述是有用的,对过去的调查是有意义。但在极端斯坦,事情是不会重复发生的,你必须对不易捉摸的过去保持怀疑,避免进行简单和直白的叙述。避免叙述谬误的办法,就是强调实验而非讲故事,强调体验而非历史,强调客观知识而非理论。

无视黑天鹅的谬误

我们假装黑天鹅现象不存在,是因为人类的本性不习惯黑天鹅现象。我们倾向于受生物性的指引,注意力很容易流向情感部分,而不是那些影响力不如情感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指引系统在我们生活环境中的演化过程中出了差错,在现代的世界里,最重要的东西往往乏味而无情。

我们的情感功能是为线性因果关系设计。例如,如果你每天学习,你会预期学到与你的学习行为成比例的东西。如果你感到什么进展也没有,你的情感就会使你丧失士气。在现实下,我们很少获得令人满意的线性的正面进展。你可能花一年时间思考一个问题,却什么收获也没有。然而只要你不对这种徒劳无功的状况感到失望而放弃,某种成果就会突然冒出来。

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中更加非线性,也比科学家们的意愿更加非线性。在线性情形下,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确、清晰而固定的,因此很容易用单个句子表述,比如“银行存款增加10%能够实现利息收入增加10%”。线性进展是柏拉图化的观点,并非常规现实。而非线性关系则是不断变化的,或许对其最好的描述就是它们是无法用公允的方式描述。比如,你每天打网球都没什么进步,突然,你能够打败职业选手了。

许多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等待重大日子到来的那一天,而实际上这一天通常永远也不会来。即使从经济的角度讲,等待黑天鹅的人也不会是赚大钱的人。托马斯·阿斯特布罗发现,独立发明获得的回报远远低于风险资本的回报。你需要对正面黑天鹅现象发生的概率有些视而不见,才能获得创业的成功。风险投资人才是真正赚钱的人。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把这评论为“有点疯狂”,这实际上是对所有成功集中的行业都是事实。看一看经验记录,你会发现风险投资人比创业家赚钱,出版商比作者赚钱,艺术经纪人比艺术家赚钱,科学比科学家成功。

幸福感更多取决于正面情绪出现的次数,而不是某次正面情绪的强度。也就是说,好消息首先是好消息,究竟有多好并不重要。大量一般的好消息比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更令人感到幸福,不幸的是,假如你赚了1000万美元,然后损失了900万美元,这情形比根本没有赚钱还糟。诚然,你最后还有100万美元,但还不如什么也没有。从一种狭义的算术角度,塔勒布称之为“幸福微积分”,努力获得一次超级成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奖励不需要很大,只要频繁就行。我们的不幸感则符合相反的情形。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经历全部痛苦胜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分散这些痛苦。

黑天鹅是意外事件,既不被预期发生的重大事件。黑天鹅现象的一个特点是影响的不对称性,结果要么好,要么坏。一个人赌黑天鹅事件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这两种策略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些属于极端斯坦的东西是极端危险的,但在事前不显现出这一点,因为它们隐藏和推迟了它们的风险,从而使笨人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其实,在短期内显得比实际风险更低正是极端斯坦的一个特点。衡量公司业绩的会计时间太短,就不足以解释它们是否真的经营得很好,而且由于我们直觉的肤浅性,我们会过于匆促地形成了对风险的判断。

有一种“流血”的策略是说,在很长时间里,每天损失一点点,直到某个事件发生,这使你获得不成比例的高回报。没有哪个单独的事件能够使你惨败,另一方面,某些变化却能够为你带来足以弥补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小损失的巨大回报。实施这种策略的人对自己的投资组合比对客户的管理得好,因为他没有义务时刻监视它的情况。同时,他拒绝看任何短于十年的关于他的历史进行记录。他只需要100年中当中有1年好就足够了。

沉默证据

我们所看到的,并不一定是全部。历史把黑天鹅现象隐藏起来,使我们对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产生错误的观念:沉默的证据造成的认知扭曲。我们太容易在编造历史理论时忘记已经死去的人,但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历史中,还存在于我们在所有领域打造样本并搜集证据的方式中。这种扭曲就是所谓的“偏差”,也就是所看到的事物与真正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差异。偏差是指一种系统性错误,它导致人们总是对事件的影响作出更为积极或更为消极的判断。偏差一词还表明相关情况可量化的特点:你可能能够评估扭曲的程度,并通过同时考虑死去和活着的人,而不单通过活着的人来修正它。沉默的证据掩藏的事件的随机性,尤其是黑天鹅类型的随机性。

无数旨在发现成功秘诀的对百万富翁的研究都采用下面的方法:选定一群成功人士,然后研究他们的特点。这些研究寻找他们的共同点:勇气、冒险精神和乐观等等,然后推断这些人的特点,尤其是冒险精神,能帮助你成功。但是,要理解成功并分析其原因,需要了解失败的特点。失败者似乎并不喜欢回忆录,即使写,出版商也不会考虑给他们回电话,而读者不会花几十元买一本失败者的故事,即使你让他们相信它包含着比成功者的故事更多的有用技巧。自传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武断地把某些品质与事件连成因果关系。其实,躺在失败者坟墓里的人可能也有着与成功者同样的共同点:勇气、冒险精神、乐观等等,但真正使两者不同的最主要因素只有一个:运气,只是运气。这些我们没有看到的结果可能,通常更有意义。

沉默的证据问题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其表现为稳定的假象。对沉默证据的认识偏差降低了我们在过去招致的风险的认识,尤其是有幸躲过了那些风险的人。你的生命曾遭受严重威胁,但你幸存下来,于是你事后会低估情况的实际危险性。幸存会削弱对幸存的理解,包括肤浅的“原因”。实际上,许多冒险家自以为是命运的宠儿,这只是因为冒险家很多,而我们没有听到那些背运的冒险家的故事。塔勒布并非否定冒险,只是反对鼓励模式化的冒险。丹尼尔·卡尼曼已经向我们证明,我们的冒险通常不是出自自信,而是出于无知和对不确定性的无视。我们应该变得更加保守,来保护通过运气获得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观点。

首先,基于“运气让我们幸存下来”的理由而过度乐观主义合理化的错误来自人性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认为我们天生能够理解自然和人性,并且我们的决策是并且一直是选择的结果。其次,比第一点更令人忧虑的是:我们一直鼓吹和夸大进化的选择。人们越不了解黑天鹅现象产生的随机性,就越相信进化的最优选择。进化理论不考虑沉默的证据。进化是一系列侥幸的成功,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你只看了好的。但在短短期内,那些真正对你好的并不明显,当你处在会产生黑天鹅现象的极端市场环境下时尤其如此。冒险让许多物种走向毁灭。

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幸存下来了,这是可能的最好的世界,这是进化的作用,这一观点在沉默的证据面前变得相当错误。傻瓜以及盲目的冒险者通常在短期内是胜者。更糟的情况是,在黑天鹅环境下,一种稀有事件能够打破长期以来的“观察”结果,那些愚蠢的冒险家在长期也可能赢。我们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温馨”的情景。这种温馨的情景包括没有遭遇陨星撞击、没有核战争和其他大规模终极毁灭事件。我们的存在是低概率事件的重大结果,但是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人类诞生的结果,本身就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一个成功的人会努力让你相信他的成就不可能是偶然的,所以你要么相信某种超然力量的控制,要么相信他选择幸运数字的能力和洞察力。但如果你考虑全部赌徒以及全部赌局的数量,很显然这种走运的情况必然会发生。不要根据获胜的赌徒的优势情况计算,而要根据所有一开始进入赌局的人计算。如果你知道全部赌徒的数量,你几乎可以肯定其中的一个将仅凭运气赢得巨额奖金。因此,从全部赌徒的的观点看,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从胜者的参照观点看,一连串胜利似乎太超常了,不可能仅以运气解释。

游戏谬误

所谓的游戏谬误,是指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与我们在考试和游戏中遇到的简化情况之间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赌场面临的风险在赌场之外是微不足道的,赌博是被简化和驯养的不确定性。在赌场里,我们知道规则,能够计算概率,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不确定性是温和的,属于平均斯坦。赌场是我们所知道的概率已知且符合高斯分布(即钟形曲线)、几乎可计算的人类唯一冒险场所。你不能指望赌场付给你高于赌资几百万倍的奖金,或者突然在你身上改变规则。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是不知道概率的,需要去发现它们,而不确定性的来源是不确定的。

概率的概念从头到尾都是模糊的,这是正常的,因为这种模糊性正是不确定性的特征。概率是一种自由艺术,它是怀疑主义的孩子,而不是工具。就算概率与数学有关,我们对现实只能进行很少的数学化这一事实并不以钟形曲线代表的温和随机性为前提,而是以突破性的疯狂随机性为前提。

赌场的风险管理除了制定赌博规则之外,还可以降低由作弊者造成的损失为目标。人们不需要接受大量概率理论训练就能明白,赌场的业务在各个不同的赌桌上得到充分的多元化,因此不需要担心出现极为走运的赌徒。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控制那些从马尼拉或者香港飞来的占赌场便宜的大赌客,他们会在一场赌局中甩出几百万美元。如果不作弊,大部分单个赌徒的输赢都微不足道,这使他们的总体情况非常稳定。

记住在概率方面,我们是多么肤浅。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旨在对周围事物有更深理解的时,最重要的是需要学会避免“过虑性错误”。

结论:美化的东西,总是容易被看见。因为我们喜欢已知的模式和有条理的知识,而且达到了对现实视而不见的地步。它解释了为什么在归纳问题上我们会犯错,我们为什么需要证实,因为人类天性不愿理解抽象事物,我们需要具体背景。而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是抽象事物。我们尊重发生的事,忽视本来可能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天生肤浅,却浑然不知。这不是心理学问题,它来自信息的主要特性。

如果我们想跨入更高级的生命状态,与动物的距离越远越好,那么最好远离叙述谬误的来源,关掉电视机,尽可能少读报纸,不看博客,训练推理能力以控制决策,对重要决策注意避免使用启发式或实验性系统,训练自己辨别情感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区别。这种对毒害来源的避免有一个好处:它会改善我们的身心状况。在对待不确定性问题时,最不需要做的就是“集中”(应该让不确定性集中,而不是我们自己)。“集中”会让我们受骗,会演变成预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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