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案的足协官员中，谢亚龙是最出乎人意料的。仅仅从气质看，南勇有着一股狡黠的江湖气，张建强有黑哨大哥的匪气，蔚少辉有当年联动干部子弟那种“活着干，进去算”的混不吝，反倒是谢亚龙有一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儒雅气质。

看了体坛周报独家披露的谢亚龙辞职信，不仅加深了这种印象，而且深为其虽媚上而不肉麻、虽官样文章却有新意、虽未脱八股却文笔流畅、虽是集团内受益者却自爆整体素质低下而感叹，也为其毁了前程而惋惜。

尽管不少文章对谢亚龙的信冷嘲热讽，但我断定，他在体育总局封疆大吏中肯定是写得最好的。如果对比一下别的“效忠信”，谢亚龙的信无疑是高水平的。

我之所以认为谢亚龙的信有新意，就是从体育总局高层官员中，他是承认了中国足坛的腐败与管理机构已经沆瀣一气。

对中国足球病入膏肓的认识，的确不乏观察敏锐的记者、文采飞扬的文化人、理性十足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处在中国足球的核心位置，没有在上层乃至骨子里解剖中国足球。而谢亚龙不仅接触了，而且操作了，领导了，也接触到红、黑、白道上的各色人等，干了很多蠢事也担待了不少脏活累活。

谢亚龙不像一些辞职官员，对领导充满敬畏（不知删去的如《废都》中的□□□□有没有），对现状极尽赞美之词，对体制毫不触动，而谢亚龙讲了中国足球环境的残酷、对未来的黯淡充满着忧虑、对体制的弊端毫不留情。如果他洋洋洒洒的六千言书在他被带走前发表，他在民众中的形象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不少人甚至会感到冤枉了他。他虽然不是一个称职的官员，但绝对可以做个有思想的幕僚。

谢亚龙告诫体育总局的领导，中国足协并不因为有政府背景而巍然挺立：“在半数的职业俱乐部联手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足协的情况下，在媒体狂轰滥炸的声讨声中，在球迷的怒骂声中，中国足协的领导地位和行业管理威信岌岌可危，中国足球的组织体系和外部关系已濒临崩溃。”

谢亚龙不像一些无赖式的足协官员面对黑幕恬不知耻地说“拿证据来”，他承认“中国足球的赌市十分猖獗，中超联赛的每一局比赛、国家队的每一场球，境外的网上都在开盘，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庄家把黑手伸向球场，左右胜负。我们对付这个问题更是软弱无力。”他甚至向总局领导挑明足协就有内鬼：“它不仅在左右职业足球教练员、球员、裁判员、官员的行为，同时还左右着球迷的行为，甚至还在左右高层对中国足协官员的更迭……从足球中心到地方足协，从职业俱乐部到基层足校，由于足球长期失治，次序混乱，正气不张，业务水平低下，很多人不走正路。”

谢亚龙作为体制内有一定级别的官员，也点中体制是中国足球最难跨越的鸿沟：“足球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问题了，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积弊甚深，错综复杂……”

我们至少懂得，谢亚龙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体委前一把手伍绍祖的秘书，而伍绍祖在任正是对中国体育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当时有不少文件是谢亚龙起草的，而后来为什么让他到北京体育大学这个体育界的黄埔军校当副校长，又让他到陕西安康做挂职副书记—这个明显有重点培养之意的举动。

没想到这样一个体制内有思路、有多种经历的干部栽在了足协这个烂泥塘。如果本身像张建强、陆俊那样“我是黑哨我怕谁”还可以理解，而他在信中点名了这个不走正路、素质低下的群体却还同流合污，就完全是咎由自取了。

谢亚龙不是个称职的领导，从他在足协搞得几线队伍惨不忍睹就看出他不是个能驾驭真刀真枪的操刀手，但他绝对算体育总局的一流秘书。

秘书做领导是中国干部任用中重要的分支，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谢亚龙属于后者。如果他还作秘书，我想他今天还进出在龙潭湖畔的总局大楼而不是沈阳的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