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面对的挑战

    初次接触西方学者探讨我国古代哲学的作品时，看到“道家具有革命性”一语，不免深受震撼。我们一向认为道家是随顺不争而自然无为的，怎么会牵连到“革命性”一词呢？原来这是“旁观者清”的一个例子。古代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天”，帝王称为“天子”就是明证。道家从老子开始，却要公然“以道代天”，这不是革命又是什么？

    老子这么做，理由是什么？依司马迁所说，老子的年代比孔子稍早，同样属于春秋时代末期。在春秋时代，“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传》）在这样的乱世中，政治领袖的遭遇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一般百姓？简单说来，这种处境是：礼坏乐崩与民不聊生。

    礼乐代表社会生活的规范，礼乐的瓦解失效，将引发人间的动乱不安，不仅是非善恶混淆难辨，连善恶的适当报应也全部落空。这种危机可以称之为“价值学的虚无主义”。其次，长期的民不聊生，将引发悲观的情绪，甚至带来绝望的念头，认定生命的本质是虚幻的，一死百了，万化皆空。这种危机可以说是“存有学的虚无主义”。这双重虚无主义的危机，正是儒家与道家这两大哲学体系共同面对的挑战。

    以儒家的孔子为例，他眼见礼坏乐崩的危局，知道社会规范的重建，要靠个人真诚的自觉，于是大声疾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此，“仁”即是由真诚所引发的行善力量。不仅如此，他还进而撰述《春秋》，希望藉此重建社会秩序，亦即以历史评价对领袖阶层作出善恶的适当报应。孟子明白孔子的用心，所以会宣称：“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由此亦可见，儒家意在化解价值学的虚无主义所造成的困境。

    相对于此，老子采取不同的策略。他在面对价值方面礼坏乐崩的威胁时，指出人类社会的价值观无可避免地都是相对的，亦即都有虚无化的危险，除非能够找到一切存在的终极基础。换言之，老子的意图是要针对存有学的虚无主义，设法排除万难找出天地万物的起源与归宿，亦即无形无象亦无以名状的“道”。他认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三十八章）在此，道是原始的完美状态，德是万物得之于道者，亦即人类的本性及禀赋。离开了道，所能把握的只有德，亦即朴实而不刻意造作的自然状态。自此以下，则是“仁、义、礼”之类属于人类所珍惜的价值规范。

    因此，从上述的角度观察，可以肯定儒家与道家所面对的是同样的挑战，亦即双重虚无主义。孔子想做的是：贴近百姓的需求，先解除价值学的危机，再向上追溯到存有学的依据。他的生命转折点是“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知天命”进而畏之与顺之，正是要归依于存有学的基础。奈何学生及时人并不明白此意，以致孔子不得不感叹：“莫我知也夫！”（《论语·宪问》）他一生说了多少话，最后依然感叹无人了解他。

    那么，直接扣紧基础来谈的老子，又如何自觉他的处境呢？他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章）他与孔子竟有类似的感叹，只是立说的方向不同而已。老子是想一劳永逸界定那作为根源的道，彻底解除虚无主义的阴影，然后人间秩序自然回归安顿。换言之，老子同样怀着深刻的情感，要为世人指点迷津，只是得到的是误解远远超过了理解。幸而后来有一庄子，充分领悟及应用老子的智慧，进而形成了道家学派，成为我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