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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没有海洋文明?

转载 2019-07-16 10:28:27

航海,是人类最古老的集体活动之一。拜占庭历史学家乔治·帕西迈利斯(George Pachymeres)在总结航海活动的益处时曾说道:

航海是一件高贵的事情,对人类而言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有用。它可以输出过剩的物品,并提供当前缺乏的东西;它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将不同地区的人们连接在一起,使每一座不适宜居住的岛屿成为大陆的一部分;它将新知带给那些远航者,改进技术,为人们带来和谐与文明,并通过将大多数人聚集在一起来巩固他们的本性。

中国在历史上素来不是一个以海洋为发展主线的国家,但在漫长而宽阔的亚洲海岸线上,海上贸易和移民活动虽偶有中断,却从未缺席,海洋影响并塑造着中国文化;在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中,中国也扮演着自己的重要角色。

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7月11日确立为“中国航海日”。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世界史学会2007年年度图书奖获奖作品,美国学者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探路者:世界探险史》一书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章节,共同回顾600余年前的这一段中国航海故事

1405到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气势恢宏,远航至印度洋,成就斐然。郑和船队的规模无与伦比。据说,第一次下西洋时,船队由62艘有史以来最大的宝船、225艘后勤保障船以及27780名水手组成。从新近发现的舵柱推断,宝船的载重可能达3000吨,这是欧洲当时最大航船的10倍,令人惊叹。郑和平均每次出航时间约为两年。他们在这些海洋的周边至少拜访了32个国家。前三次航行在1405年到1411年间,船队沿着暹罗、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锡兰航行,但最远只到了世界的“胡椒粉之都”——马拉巴尔海岸。第四次航行是在1413年到1415年间,船队造访了马尔代夫、霍尔木兹海峡和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来自19个国家的使节随船前往中国。

船队返回中国时,使节还没有到达,郑和带回的诸多贡品中,有一样在中国引起了轰动,那就是长颈鹿。在此之前,中国人从没见过这种动物。郑和是在孟加拉得到这只长颈鹿的。这种在印度洋和东非贸易中传到孟加拉的动物被当地的一个国君视为珍奇而收藏。中国人立刻把这只长颈鹿视为上天所赐的“神兽”。据当时一位见证人说:“牛尾鹿身,肉角无骨;玄云紫雾;舒舒徐徐,动循矩度。”明朝人把它误作“麒麟”,先前那位见证之人称:“聆其和鸣,音协钟吕。”

长颈鹿的出现确认了圣主之明。当时的画家沈度为之作画,这幅画作流传至今,画上配诗描述了长颈鹿送至朝廷时的盛况:

臣民聚观。欣庆倍万。臣闻圣人有至仁之德。通乎幽明。则麒麟出。斯皆皇帝陛下与天同德。恩泽广被......故和气融结,降生麒麟,以为国家万万年太平之征。

沈度《瑞应麒麟图》

1416至1419年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此次出航不仅送众使节归国,也是郑和带麒麟(长颈鹿)归国之不世之功的继续。他为永乐帝的动物园带回了各种各样的异国奇禽异兽:狮子、豹子、骆驼、鸵鸟、斑马、犀牛、羚羊以及长颈鹿外的一种神秘动物驺虞。从画像上看,这种神兽 酷似老虎,白色带有黑色斑点,据文字记载这种动物是 “正义之兽”,从不践踏生长的草地,严格素食,“只在仁诚之主在位时”出现。皇宫中 还有许多“异鸟”,有铭文记载说:“他们都引颈四顾,面色愉悦,脚跺地面,似恐似惊。”这个描写倒不是写鸟,而是写那些痴迷狂喜的朝臣。沈度也是一样,他说:“这些动物预示着‘大瑞兹至’。”

1421年,郑和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西洋之行。这次出航郑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非洲东部沿岸,并沿线访问摩加迪沙、蒙巴萨岛、马林迪、桑给巴尔岛、达累斯萨拉姆和基尔瓦等地方。1424年,永乐大帝过世,也许是因为朝廷内的派系斗争,1431年至1433年郑和的第七次“下西洋”推迟了些时候,但这次远航走得最远。根据现有的最可靠估计,这次郑和总共航行了12618英里,重走了阿拉伯和非洲诸国,修复了明朝和这些国家地区的联系。

严格说来,这并不能算是寻路之旅。我们知道,中国商人对从亚洲到东非的海上印度洋商路的了解已有几个世纪之久。13世纪早期,赵汝适就为前往东南亚和印度经商的商人提供了一本实用旅行指南。当时,确实能够通过武力来开辟商机,这一地区有香料、香木、贵重的药材和奇特的动物制品,发展贸易利润很高。中国人把郑和的船称作“宝船”,但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不只是通商。郑和下西洋肩负的是现在称为“扬威异域”的任务,要向他拜访的港口显示中国的强盛国力,要用中国人称为 “贡品”的异域奇珍异宝提高明帝在国内的威信。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官方说法是寻找流亡海外的先帝——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说法都少有人相信。显然,郑和下西洋有战略方面的考虑。在东南亚一些对中国贸易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的港口,郑和积极参与了其中的政治事务。这时,一个可能对明朝有威胁的帝国刚刚崛起,其突厥领袖是西方人通常所说的帖木儿。心存顾忌的大明朝,大举出航在周边寻找对付帖木儿的盟友与情报。但无论“七下西洋”目的是什么,都加强了中国对郑和航行沿线的了解,中国还为那些路线编辑制作了实用地图和航海指南。

船队统领郑和是一名宦官,信奉伊斯兰教,有蒙古血统。这些特点都 表明他不可能在中国以儒家士大夫为主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流人物。1403年,永乐帝钦点他带队首航西洋,这是朝廷内四个相互关联而利益和儒家价值观相冲突的派系的胜利。首先,是代表商业利益的游说集团,他们想动员海军支持,推进朝廷对印度洋上中国商人的支持;其次,是代表帝国主义的游说集团,他们希望朝廷恢复前朝对侵略扩张的支持;但士大夫认为,即便是扩张也应该采取和平手段吸收“蛮族”以扩大疆域;再次,是一向强大的佛教徒的游说集团,他们希望把儒家士大夫的注意力分散到其他项目上去,让怀疑或是否定佛教的士大夫不再能把持国家资金。这些佛教徒也许感觉到可以在官方支持帝国扩张下传播信仰。

郑和七下西洋所显示的中国造船厂的产量和能力,势如破竹的远航能 力,的确证明了中国建立海上帝国的潜力。郑和与敌人的遭遇毫无异议地证明了中国的优势。第一次下西洋时,郑和遭遇了一股海盗突袭,这股海盗的头人是个中国人,他在苏门答腊室利佛逝当时的首府建立了他自己的强盗王国。郑和歼灭了这伙盗匪,并把匪首押解回中国处决。第三次下西洋之时,锡兰的僧伽罗国王对船队垂涎三尺,设下陷阱。中国军队瓦解其部队,攻占了都城,把国王押解到中国,并设置了傀儡政权。第四次下西洋时,一个苏门答腊首领不肯合作,拒不纳贡以交换中国所赐,郑和打败且绑架了他,并最终将他杀死。在郑和沿途所有的政治干预行为中,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计划在马六甲海峡,即中国和印度间常规航线上 的交通要道上,建立一个中国的傀儡国以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贸易。郑和把拜里迷苏拉推上了王位。拜里迷苏拉原是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去,而成为一伙强盗的首领的,之后在马来亚海岸,现在被称作马六甲那里的沼泽上建立了一个要塞。1409年,郑和授予他代表王权的印玺和袍服。拜里迷苏拉曾亲往中国进献朝贡,成为明朝保护下的附属国。在中国的保护下,这个不大的王国最终成长为一个伟大、富庶的商贸中心。

对于“下西洋”,郑和一方面有“耀我皇威”进行帝国扩张的想法, 另一方面也有和平推动商业以及学术发展的抱负。1432年,他曾立过一块石碑,上书“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这话听来有点军国主义,也有些夸大,但随后他又较平实地说,“固远矣,而程途可计”,以示对于商人和地理学家的尊重。“视诸夷域”是郑和的成就之一。《郑和航海图》1621年时曾有重印,因而留传下来。和同一时期欧洲的海国一样,这些航海图上只是些指导航行的示意简图,而非坐标比例明确的地图。在这些航海图上,带有方位指示的虚线标示着各大港口间的航线,也栩栩如生地记录了郑和的航程,其记录方法都是“在某某方位经某某更时间”的描述方式。每个港口都根据北极星在海平面上的高度以确定其纬度。而北极星的高度郑和使用“牵星板”来测定,牵星板是数块宽度不一的乌木条,使用者手持牵星板,并放在自己向前的固定位置,以补满某星和地平线间的空白。

郑和出航非洲的官方记录已不复存在,但图解形式的航海指南流传下来,并于1621年出版。此图所示为马尔代夫和东非。

空前的大规模沟通给交流双方带来了难以想象的震撼。跟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马欢,在所著《瀛涯胜览》的自序中回忆了自己年轻之时下西洋的情况,当思及“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时,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

随郑和的西洋之旅让马欢确信现实世界更加奇异多彩。中国的大船满 载奇珍到达中东众港口,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埃及的皇家史记官描述了中国船队抵达亚丁外海并计划停靠在离麦加最近的许可停靠的港口的消息传来,当地民众激动兴奋的情形。

但是,中国的海上努力并没持续太久,个中原因争论很多。我们有充 足理由相信,中国当时的决策者认为出海探险远离家园又所费甚巨,因而中止了这一活动。大多数曾经推行海上开拓、试图统治远方国度的国家后来都有所抱憾。我们知道,儒家价值中一向优先考虑家国内政,认为蛮夷如果看到益处自会投奔而来,无论是打击还是引诱都是浪费资源。中国当时的当政者选择巩固陆地上的帝国政权,放弃海上帝国开拓,保证了国家的千秋万代:过去500年间所有的海上帝国都已分崩离析,但中国始终屹立。

但,郑和中止海上远航的背景原因,至少有一点很清楚。科举制度,加上为国家征募政府服务人员的其他体制渐渐难以为继,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学者和士大夫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国家政权,前者对海上探险持冷漠排斥态度,后者则认为“君子不言利”,耻于经商。15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支持郑和的名僧、官宦、伊斯兰教徒以及商人都开始失势,宫廷权力转移到儒家官僚手中。1424年,永乐帝过世,洪熙帝继承大统,他即位之后的举措之一就是取消郑和的下次远航。洪熙帝把权力交还给之前失势的儒家官吏,着手削减其他派系的权力。1429年,制船的预算被削减殆尽。儒家精英痛恨海外探险及支持海外探险的派系,他们甚至毁掉了郑和所有的航海记录以消除那段记忆。而此时蒙古的兴起,让中国内陆边境出现危机,中国需要把重心从海上转回内陆,全力面对新的威胁。

这一改变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中国当时的海外拓展多半是民间自主移民,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非法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几乎没有任何皇权的鼓励或保护。但,这却没有扼杀中国的海外移民或海上贸易。相反,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贸体,为世界输送了最多的移民。从15世纪起,东南亚的中国拓殖者为每一块定居地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们寄回家乡的钱财也为中国扩充了财富。同一时期往来于中国港口的航船吨位可能相当于、甚至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但是,中国对自己邻近岛屿之外的海上探险一直十分排斥,这种态度在整个明朝统治时期都没有改变过,这让中国从没能建立起如同大西洋沿海国家那样的全球范围内的海上帝国。生活在15世纪的世界观察家一定会预测中国将超越世界,率先开拓出横贯世界、跨越大洋的航线,将建立起遥遥相连的海上帝国。可是现实中,完全不是如此。中国把这个领域留给了那些落后甚多的欧洲探险者,把开拓世界航线的机会留给了他们。

当然,世界的命运不会取决于中国1433年的一个决定。中国放弃了成为海上帝国的机会,这里面有着大环境中的多重原因,而这些原因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大西洋的欧洲人一直在全球的“空间赛”中占尽优势。这些原因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因素,二是经济因素。郑和下西洋的范围可以说明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亚洲海域和东非沿岸是广阔的季风海域,像我们知道的那样,这里的远程航行依靠的是风向的定期转向。而在这一区域之外的信风带上,航海环境陌生,不好适应;在南印度洋或东南亚以外,进入到太平洋后,不得不逆风航行;而其他地方,还可能面临一路顺风的危险而难觅归途。更严重的是,印度洋易入难出。在南纬10°以南的海域,有一道暴风带,航行困难。而从非洲南端前往大西洋的航线必须绕过背风岸,也就是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省,这里是16、17世纪许多航船的坟墓。这里大概也就是郑和航海图上标注哈甫儿的地方,海记上说,航行止于此处,肆虐的海上风暴阻挡了向前的航程。而印度洋东侧的亚洲沿海地区,是台风侵袭的日本海和广阔的太平洋。

在这样条件恶劣的大洋上穿行,航海人一定是需要强大的动力,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因素了。印度洋是个贸易大舞台,经济活动频繁,财富丰 厚,当地人无须出外寻找市场和供应商。来自北亚、中亚、欧洲以及非洲内陆的人来这里推销家乡产品,却因为贫穷而被看不起,也很难把这些产品卖给当地人。一般来说,他们要想赚到钱,只能是贩运或是买卖当地商品。

中国脱离了更广阔的世界绝非是因为技术落后,或是好奇心不足。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中国船只完全可能前往欧洲或是美洲。事实上,中世纪时,中国的探险者可能的确由东到西,曾经不时地从好望角经过。13世纪的一份中国地图就曾大致准确地勾勒过非洲的形状。15世纪中叶的威尼斯制图师曾说看到过离开西南非海岸的中国船,或者看到的也可能是爪哇船。但是,这样的创举毫无意义,因为那些地方根本没有中国需要的东西。虽然并没有证据能确切证明中国的航船曾穿过太平洋到达美洲,但这却有绝对的可能性。再者,进行这样的航行或试图越洋建立经常的接触也是愚蠢的。因为那里没有中国人想要与之通商的人。


“世界史学会图书奖”获奖图书

《探路者——世界探险史》

【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 著

刘娜 译 黄润华 审译

本书讲述了人类从最初方圆百里的采集和狩猎,到万里跋涉寻找新大陆,最后足迹遍至各个角落的探险历史,也讲述了伴随着人类的探险而产生的文明的传播和演化的历史。

作者用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的思维和分析方法,揭示了探路者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动机,也为我们演绎了人类分分合合的史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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