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南京大屠杀更恐怖的旅顺屠城
《南京!南京!》的上映,唤起了我们那段最不愿触及的记忆。战火、屠城、血泪、反抗.....日军的残暴超乎现象极限。不容忘记的是,早在清末,侵华日军就曾经在中国进行过更为恐怖的疯狂杀戮。
11月7日。在慈禧太后万寿庆典的锣鼓声中,日军攻占辽东半岛的大连湾,并直逼大清海军的战略基地——旅顺口。
其实,早在10月22日,日本第一军司令、陆军大将山县有朋率领的第一军3万人,就从朝鲜义州强渡鸭绿江,向海城、鞍山方向进攻,威逼奉天(沈阳),牵制了清军在辽宁的主力。
从10月24日到11月6日,日本陆军大臣大山岩大将率领的第二军共25万人,分三批陆续在花园口登陆,目标直对大连湾和旅顺口。

日本陆军大臣大山岩
前方吃紧,请求援兵的电报不断。
李鸿章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虽不愿因为战事把老佛爷的万寿庆典搅黄了,但毕竟肩负重任。于是,连忙调兵遣将,并令各处守护营盘,在倭匪必经之路上多设地雷埋伏。
同时,李鸿章在“万寿庆典”的次日,急急电责刚撤回刘公岛的丁汝昌:“旅顺警急……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要求丁汝昌:“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拼战、渡兵、运粮械接济。”
而光绪皇帝又降旨:责问丁汝昌这两个月究竟干了些什么?要求他立即去旅顺,把正在那里抢修的“定远”、“镇远”两船安全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
丁汝昌六神无主,不知该听谁的好。不过最后,他还是遵照李鸿章的旨意,于11月13日,亲率北洋海军6舰,驶抵旅顺。刚刚抛锚,有情报说小平岛附近海面有日本鱼雷艇活动,因怕出事,当夜遂率舰艇返回威海。
经过激战而精疲力竭的日军,经过半个月的养精蓄锐,已展开了占领辽东的攻势。11月6日晨,日军第一师团从三个方向,向金州湾东侧的金州城发起总攻,3个小时后,金州陷落。11月7日晨,日军继续向西推进,由于大连清军守将赵怀远临阵脱逃,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大连湾。缴获清军遗弃的大、小火炮120门,炮弹246万发。
日军势如破竹,直接威逼旅顺口。
北洋费时10年经营的旅顺港,被称为“远东第一军港”。港口周围部署有二十多座各式炮台,一百五十多门火炮。
李鸿章战前曾坚信:“有充足的弹药、军粮,有优良的火炮和北洋海军的声援,旅顺口可以坚守三年!”
日军则把占领旅顺看成“担保东洋和平的关键”。只要占领了旅顺,再配备一支舰队,渤海便成了锁口之囊,不仅能置中国于死地,还能控制整个东北亚战局的发展。下一步,就可以把战火烧向直隶平原,那时,大清国的国都北京,就遥遥在望了。
为了打好这决定命运的关键一仗,日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又让部队休整了10天。
旅顺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龚照玙,现在是旅顺陆上战场的关键人物。可惜,他既不懂指挥作战,也没有与敌死拼的勇气。不久前,他索性以搬援兵为名,乘上鱼雷艇逃到烟台,差点被山东巡抚李秉衡逮住就地正法。吓得他急转向天津,再遭李鸿章一顿臭骂。龚照玙本是李鸿章的亲信,又是安徽乡亲,但时至今日,李鸿章也顾不上他了。
“离旅顺一步即汝死所。”这是李鸿章给龚照玙下的死令。龚照玙只好连夜惶惶回到旅顺口。
炮声未响,主将先怯,军心动摇。官兵们想的不是怎样打仗,而是如何保命。
11月17日,日军第二军从金州和大连,开始向旅顺挺进。参战部队共有步兵15个大队、骑兵3个中队、工兵4个中队、炮兵14个中队。
日军除了在土城子遭清军徐邦道部短暂的抵抗外,一路斩关夺隘,势如破竹。
21日晨,日军分左右翼两个纵队向旅顺口发起总攻。
24小时后,从黄金山到白玉山,从椅子山到鸡冠山,几乎每个山头都飘扬起太阳旗。
旅顺口防御体系经营多年,只要有旺盛的士气和充足的给养,坚守数月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这个原来被渲染得固若金汤的堡垒,却像个纸糊的灯笼似的,一戳就破。清军仅坚持了6天,就全线失守。
有人说,旅顺的失守,是甲午战争中国人士气崩溃的起点,随之崩溃的将是中国北洋海军。
旅顺沦陷后,日军奸淫烧杀四天三夜,在这个滨海小城,上演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
英国人詹姆斯·艾伦,亲眼目睹了这场野蛮的大屠杀。
艾伦的经历,说起来有点儿像阿拉伯的辛伯达。
他是英国兰克郡一个棉商的儿子,家庭原来很富有,却因他挥霍成性,不久就破产了。于是,艾伦想到海外碰碰运气,便搭乘美国货轮“哥伦布”号来华。当时,他为正在同日军作战的清军运送军火,他在旅顺口差点死于日军的刺刀之下,后侥幸逃出,辗转回国。三年后,出版了《在龙旗下》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中日战争目击记》。第六章专写他在旅顺所看到的日军滥杀无辜的罪行,兹摘录如下:
我们走的是一条横跨全城的路。在我们走过的地方,几乎每条街道上都堆着很厚的尸体,他们不分男女老少和身份,在街道上成批地被屠杀了。有些可怜的幸存者(虽然他们的死也就在眼前),仍带着低声悲泣和哀恸的声音,寻找他们已经失去的亲人。在彩色纸灯笼的灯光帮助下,他们弯着腰辨认那些残肢断臂的尸体,灯光使这些残尸显得难以形容的可怕。……日军疯狂杀戮、奸污、洗劫,犯下了无法形容的暴行。这就是这次战争的真相!
一个才几个月的婴儿被钉在下面的柜台上,有一根锋利的铁钎刺穿他那小小的尸体。地板上的那些浓血和残缺尸体的内脏有二三英寸厚。一些死者的手臂、大腿和头颅被砍了下来,扔得到处都是。
我站在一处高地,离我不远有一个池塘,池塘边站着好多日本兵,拼命将一群难民往池塘里赶,不一会儿池塘里就塞满了人。只见难民在水里乱成一片,忽沉忽没,池塘边的日本兵,有的拿枪射击,有的用枪上的刺刀刺。池塘里断头的,斩腰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水变成通红一片。日本兵在一旁欢笑狂喊,快活得不得了。池塘里少数活人,在死尸上爬来爬去,满身血污。其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浮出水面,朝日本兵发出凄惨的哀求。岸边的日本兵竟拿刺刀来捅,当胸捅了个对穿。第二下又捅那个孩子,只见刺刀一捅,小孩子被捅在刺刀上,他高高挑起枪来,摇了几摇,当做玩耍的东西。这个孩子大约两岁,那女人伏在地下,尚未捅死,用奄奄一息的气力,想起来看看孩子,刚挣扎了一下,又趴下了。日本兵就照屠杀别人的方法,也将这个女人斩成几段。这时,又有一群难民被赶进池塘,我不忍再看,转身逃走……一路上,到处是死尸垫地。经过一个街口,看见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人,将他们的辫子打了一个结,拿他们当做枪靶子打,一会儿斩下一只手,一会儿割下一只耳,一会儿剁下一只脚,一会儿又砍下一个头,每残杀一个,日本兵便狂欢一阵……

侵华日军在占领旅顺后进行了数日疯狂的大屠杀,两万多中国平民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全城仅余三十六人
无论走到哪里,我们的脚上都会粘上血。……从拐角处出现了一队人,我们立即认出他们是日军……他们身上散发出残酷屠杀的血腥味,军服和武器都粘满了鲜血并凝成血块,在刺刀上挑着人头。……他们继续往前走,践踏着他们那种野兽般的暴行所布满整个城市的尸体……
美国《世界报》记者克里尔曼,在旅顺大屠杀后的第四天,也将自己的目击记发回国内:

图为日军站在中国平民成堆的尸首旁
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没有抗拒日军,日本人所谓有人从窗口向日军射击之言,全是谎话。日本人并不想抓俘虏。我见到一人跪于日本兵面前,磕头求命。这个日本兵用枪刺一下将他的头钉在了地下,然后拿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有一个老百姓吓得缩在墙角,一队日本兵发现了,一人一枪将其击碎。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本兵将他斩成两段……
战后第四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声惊醒,日军又大肆虏杀。我出外看见一兵弁带兵一队追随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分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孩子父亲失足一蹶,一兵手执刺刀将其擒住。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兵不许。将刀连砍地上之人颈部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
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到嗷嗷待哺的婴儿,旅顺全城两万多人被杀得只剩下36人。而这36人是日本人特意留下来搬运尸体的。由于尸体太多搬不过来,日军不得不从郊区又抓来一百多个农民,加入“扛尸队”。“扛尸队”把尸体集中到花沟张家窑,浇上油用火烧,整整烧了半个月。然后将这些平民的骨灰装进四口大棺材里,埋在白玉山下,插上“清军将士阵亡之墓”的牌子,以欺骗舆论。第二年开春,气温上升,一些来不及处理的尸体腐烂,臭气熏天,疫病流行。旅顺,成了地狱的代名词。
当年亲身经历了这场浩劫的苏万君老人,数十年后,每每忆及当时的情景,依然声泪俱下。他说:
……当年,我亲眼看见日本鬼子抓到我们的同胞后,用绳索捆绑起来,逼到大医院前砍头,然后,便把尸体推到大泡子里,水泡子变成了一片血海。当时西大街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七零八落堆着尸体……都说野兽凶残,日本鬼子比野兽还凶残。
日军的野蛮残杀,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也震惊了西方世界。
英国著名国际法学博士胡兰德,早在日本海军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而受到英国舆论的谴责时,还曾著文为日本辩护。旅顺大屠杀发生后,他备觉难堪。在《中日战争之国际公法》一书中,愤怒指出:
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度之外……彼等除战胜之初日,从其翌日起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矣。……此时得免戮杀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有六人耳,然此三十有六之华人,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
《泰晤士报》记者在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会见时当面责问:
日军“杀害捆绑之俘虏或平民特别是妇女之事,不仅为欧美各报社记者所目睹,且为各国舰队之军官乃至英国海军中将等亦于现场所亲见,日本政府将采取何种善后措施”?
《世界》杂志也谴责道:
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于今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
有人将旅顺口惨案,看做是四十年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序幕……
以上图文摘自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军三部曲》之一《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龙旗》,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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