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张》中的那句“学而优则仕”的名言，几乎控制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思想。于是，发愤读书、考取功名、从政当官，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借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最高理想。普通人家的读书人如此，出身书香门第的苏轼更甚。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21岁的苏轼如愿以偿的考中了进士。尽管他那篇文采绝佳、立意深刻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主考官欧阳修和参评官梅尧臣的高度评价，尽管自己毫无争议的被评为进士第二名，尽管梅尧臣与自己的父亲苏洵的关系不错，但苏轼并没有表现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观尽长安花”的那份乐观，因为他知道，考取进士只是自己“学而优则仕”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在接下来的“分配”中得到好的职位，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实际的。

当时的北宋王朝，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单纯凭借自己不菲的文学功底，就想轻而易举的达到“求达显官”的人生目标，这对于没有背景、没有资历、没有名气、没有钱财的年轻的苏轼来说，是那么的无助，可望而不可及。不过，苏轼毕竟是非常聪明的，他有自己的办法。作为文人，苏轼大概摸透了文人的喜好。经过几番深思熟虑后，苏轼最终决定用吹捧的办法，来推崇同样是文人的欧阳修和梅尧臣，继而结实这两位文坛前辈，作为自己登堂入室的“敲门砖”。于是，苏轼便给梅尧臣写了一封名为《上梅直讲书》的信，畅说了自己“士遇知己”的快乐。

在信中，苏轼这样说：“……我七八岁的时候，才知道读书。如今听说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就像古代的孟珂、韩愈；又有一位梅公，跟欧阳公是朋友，并且和他经常议论文学上的事情。后来我年纪大了，才能够读懂他们的文章词赋，想象他们的为人，料想他们潇洒地脱离世俗的所谓快乐，而以爱好圣人引为快乐的事。我当时正在学做诗赋骈文，想求得微薄的俸禄，自己估量没有办法进见诸位先生。来到京城一年多，不曾登门求教。今年春天，天下的读书人聚集在礼部，先生和欧阳公亲自考试我们。我没有想到，竟得了第二名。后来听说，先生喜欢我的文章，认为有孟轲的风格，而欧阳公也因为我能够不受世俗文风的影响而录取了，因此我留在这里。不是左右亲近的人先替我疏通关节，不是亲戚朋友为我请求嘱托，从前十多年里听到名声却不能进见的人，一下子竟成为知己。过后想想这件事，觉得人不能够苟且的追求富贵，也不能够空守着贫贱，有大贤人而能成为他的学生，那也就可以依靠了。如果侥幸获得一进的成功，带着成队的车马和几十个随从，使得里巷的小百姓围着观看并且赞叹他，又怎么抵得上这种快乐。……先生的名声满天下，但官位不过五品；先生的面色温和，和蔼可亲；先生的文章宽厚质朴，真切感人。这必定是您对圣人之道有很深厚的研究。我希望听到先生您的教导……”

文人大概做什么事情都喜欢用文人的手段。苏轼之所以选择吹捧欧阳修这样一种另类求官术，是有一定原因的。第一，欧阳修虽然职务不高，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二，自己与欧阳修的文章风格非常接近，犹如一脉相承，所以深得欧阳修的赞赏；第三，但凡文人可能都喜欢受到别人尤其是像苏轼这样的文坛新秀的推崇和吹捧，“天下翕然师尊之”的欧阳修也不例外。

在这封信中，苏轼没有用过于露骨的言辞，来拍欧阳修和梅尧臣的马屁，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自己对他们无比的崇拜和敬慕。这种很自然的、真情流露似的吹捧，足以显示出苏轼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精明的吹捧艺术。不仅如此，苏轼在信中还借用周公和孔子的故事，来衬托自己与欧阳修、梅尧臣的关系，手法更是绝妙。当这封信到了欧阳修手中之后，不难想象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文坛领袖，心里有多么的受用。接着，苏轼趁热打铁，干脆跪在欧阳修面前，磕头认了师父。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两位文坛前辈的极力宣传下，迅速脱颖而出，知名度大大提升，一度“轰动京师”。同时，欧阳修也不遗余力的在皇帝面前极力的推荐自己的门生苏轼。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年仅25岁的苏轼就被任命为陕西凤翔府签判，负责协助知府处理州内事务，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常委、办公厅主任。同时，他还具有大理评事的京官身份，掌管刑狱，主要负责案件审理工作。如此年轻，就能兼任京官和地方官两大重要职务，就苏轼当时的年龄而言，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当然，这种仕途上的进步，除了苏轼具有出类拔萃的才华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阳老前辈的大力宣传和极力推荐。

开局良好的从政势头，并没有给苏轼带来更多飞黄腾达的机会。相反，在接下来的仕途生涯中，苏轼却多次受到同僚们排挤和迫害，险象环生，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不过，乐观、开朗、外向的苏轼向来是不肯向厄运屈服的。多年的为官经历和长期的颠簸流离，倒成就了他胸囊四海、磅礴豪放的人格魅力和诗词风范，并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北宋又一代文坛领袖，成为十一世纪中国文坛最耀眼的人物。这或许是对他当年“求达显官”不成的另一种收获和另一种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