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小脚，一辈子都用脚后跟儿走路。

我家是农村的，那些年生活在乡下，生产队每天吹哨集合，分配农活，下地劳动。男人尤其壮劳力，往往干推车运粪之类的重活。而母亲这样的小脚女人，就只能力所能及地干些相对轻上一点的农活儿。村人都理解，谁家没有女人呢？

比如，秋天棒子熟了，男人抡着小镐刨棒子秧，母亲这样的女人则在前头掰棒子。左胳膊挎个大笼子，右手抬着去掰，掰了随手就搁笼子里，直到把笼子装满了，再挎着倒到附近的大堆儿上，大马车过来就拉走了。掰上半天，左胳膊挎笼子都挎得红肿了，右手指头也被棒子秧茬划出了血迹，而头发落满了尘土及干棒子花子。额头的汗水在脸上冲出一道道泥印子，不知啥时早风干了。棒子地是泥泞的，有些地方甚至汪着水，母亲穿着尖鞋，光顾掰上头的棒子，没注意脚下，一脚踩进了泥水，下意识一拔，结果脚是拔出来了，可尖鞋却陷在了泥水里。

父亲这样的壮劳力一天可以挣十个工分，如果推着小车，能挣十二工分。母亲这样的女人，只能挣六七分或七八分，顶多算半个劳力吧。大喇叭天天喊男女平等，可在实际生活中真的能平等吗？

甭管多累，上午收工了，母亲不马上回家，而是背着篓子去庄稼地里四处寻摸着打草。打草晾干草毛，粉碎了喂猪。那时候，家家都有猪圈，养上一两头猪，造的粪是上好的有机肥，交给队上按方打分。我放学了，也跟着母亲一起去打草。那时候，人人都想着法地打草，把庄稼地里的草都打光了。不像现在，野草蹿了小半人高，任凭疯长也没人打。等篓子打满了，四脖子汗流的母亲奓着小脚，沉沉地背着回家了。并非母亲爱挨这累，不这样猪吃啥？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母亲到家扒拉几口饭，往炕上歪估不了多大会儿，街上下地的哨声就嘟嘟嘟地吹响了。

晚上，母亲带着我们到生产队的场院剥棒子。一家家的大人孩子都去，千百亩地的棒子陆续堆到场院，小山一样。如不及时剥了，棒子会捂出绿生生芽来。若赶上一场秋雨，棒子发芽更快。一年到头，总算收成了，不能眼睁睁瞅着到嘴的粮食糟蹋了。剥棒子，用手指扯下一层一层的棒子皮，一晚上一晚上连续地剥，手指甲都剥秃了，渗进指甲缝里生疼。剥光的棒子扔进身后的篓子里，剥满一篓子抬到计分员那儿，按篓记分。不记得一晚上能剥几篓棒子光儿了，只恍惚记得一晚上也剥不了几个工分。

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分分儿是命根儿。”干活挣分，年底结算，挣得工分多自然分钱就多。钱就是工分，工分就是钱，这是硬道理。由于我们几个孩子都小，秋后不但分不到钱，风里雨里辛苦一年，一算账竟差生产队的钱！这日子怎么过呢？父母掂量再三，不再让初中没毕业的大哥念书了，回家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不是父母心狠，有一分路，也不会中断孩子学业，沉重的生活现实压迫得实在无路可走了！我印象里，大哥的学习甚至比我们还好，从后来儿女双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且在村中颇具人望的境况就可以看出来。正是大哥的牺牲、奉献与担当，我和弟弟妹妹才得以继续读书，才有各自的今天。不然，起码我恐怕不会以笔为生，瘦弱且无缚鸡之力的两手，在乡下能干什么，不敢设想。因此，我一直是像感恩父母一样感恩长兄！

母亲就这样干了二十多年，一直干到生产队解体。真不知一个小脚女人，这些年是如何过来的！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