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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写诗的年代……杨献平

(2012-05-21 1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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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在这个年代,诗歌渐渐成为小众之间的自我玩赏。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诗歌写作会越来越逼近真实的个人及其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

 

这不是一个写诗的年代

杨献平

    “写诗的年代已经过去”。我总觉得,优秀的诗歌承载和传达梦想,庸俗和低劣的诗歌只是一种情绪。相对于作为真实载体的散文乃至铺排捉捏命运的小说,诗歌更多地反映人类精神层面的问题。诗歌的不可传达性决定了它必须隐晦,必须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展现出情绪乃至灵魂当中最本质和光华的一面。白话诗以降,阅读的兴趣及激情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局限了的。唐宋诗词及元曲的难以超越,乃至当代人才智的匮乏和精神层面的衰落,尽管有那么多人写诗,但真正流传的没有几首。

    从胡适、鲁迅到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徐志摩、穆旦的诗歌,可能是现代诗歌当中最优秀的一些。他们的优秀点在于:找到了人自身真正的精神困境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主题。这些大师的作品一个显著特点是悲,是时代与个人的不通融、不合作,是生命和思想在艰绝世事、复杂情感状态当中的自我冲突与磨合。国难中的个人命运及情感的复杂和剧烈性,在当下已经难以想象。到新时期,诗歌写作在很长的“附庸”阶段扮演了无可奈何的角色。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崛起,也与时代特征有着紧密联系。在这些诗人及诗歌当中,昌耀、食指、北岛、顾城、海子、骆一禾、杨炼、欧阳江河、西川、芒克、徐敬亚、王小妮、梁小斌等人的诗歌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诗歌最耀眼的部分。那绝对是一个“诗歌”的年代,群星灿烂且让人目不暇给。这个高度在今天看来仍旧可以称之为世纪之交中国诗歌的“标高”。昌耀《慈航》、食指《相信未来》、北岛《回答》及海子、欧阳江河、杨炼、顾城等人的一系列作品,从某种意义上,使得中国白话诗首次具备了覆盖全人类的“大气象”和大境界。

    现在,读这些人的诗歌,我仍旧是激动的,甚至包括随之而崛起的军旅诗歌,如80年代王小末、马合省、屈塬、贺东久、刘立云、殷实、柳沄、简宁、黄恩鹏、黄国柱等等诗人的作品,也相应地成为中国20世纪后半叶军旅诗歌的“标高”。昌耀的诗歌写作可能是那个年代持续时间最长、最特立独行的“独一个”,随之而来的北岛、食指、顾城等人,在严肃的诗歌意义上仍旧没有昌耀“彻底”和“纯粹”。昌耀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拒绝”,翻看他自印的《命运之书》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昌耀诗选》,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几乎找不到一句“应景”与“妥协”。

    食指的个人命运及其《相信未来》显然是一个悖论。但这首诗带给当时中国文学的新鲜与“激动”意义重大,它首先开创了精神层面的独特的自由与热切的怀疑,甚至一种巨大的“思想及梦想”动力。北岛的《回答》是一代人的质疑和呼喊,尽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之后的诗句在意趣及境界上有所局限,但这并不影响《回答》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不可撼动的地位。海子的《亚洲铜》、骆一禾的《沉船》及欧阳江河、杨炼、顾城等人的作品,以其纷呈的精神姿态和对诗歌的巨大勇气,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组建了中国诗歌最“黄金”和“卓越”的里程碑。

    与之相对的是,很多当年在“诗歌年代”崛起的诗人并没有在艺术境界上与这些作品并驾齐驱。一些人不是才力不够,而是“胸怀”“境界”问题,过多地关注了自身生存,而使得作品平庸甚至“时过境迁”。每个人追求的是当世利益最大化,但是,在那个“诗歌年代”,而错失释放创造力的最佳时机,不仅是个人的损失,也是中国现代诗无形中的巨大缺憾。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诗歌胜景基本不再。尽管写诗者风起云涌,但在诗歌“气象”“境界”“气度”“品质”上,不是再攀,却是大幅度衰落。

    之所以使用“衰落”一词,一层意思是与80年代的诗歌景象形成鲜明比照;另一层意思是并不能一言否定世纪之交及当前诗歌的整体水准。其中,与昌耀食指北岛海子等人作品形成比照的一个特点是:“形而上”向“形而下”的急转直下,下半身及垃圾派、废话主义等诗歌写作当中也有精品。比如沈浩波、尹丽川、春树等人的诗歌当中也有不少“震撼人心”的好作品,垃圾派当中的某些口语诗也从另一角度逼近诗歌“核心”。于坚、伊沙等人的诗歌虽没有真正令人心有触动的代表作,可在诗歌姿态上,也有独到之处。

    这已经不是写诗的年代了,尽管那么多的诗人仍在奋战,在口水,在争夺和相互哄抬、论证甚至相互咒骂和诋毁,诗歌的热闹只是诗人,参与者和写作者本为一体,为一己之见及所谓的诗歌利益而相互攻伐,在其他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名噪一时的“梨花体”引发的口水战可能是一场地道的“炒作”“策划”。其实,诗人及作家们都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总是把现实生活和文学写作当成一码事,将文学理想(个人兴趣)与现实生存混为一谈,不论哪个场合,也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诗人作家身份,到处抛头露面,自我标榜甚至自我吹嘘。

    诗歌创作乃至一切文学创作,离不开现实生存,但必须要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在文学边缘化日趋严重,数字出版已成趋势的当今,写作的自由是空前的,诗歌传达的信息又极其隐秘,诗人完全可以进行自我的创造,而不是忙于名利之争。更不能把诗歌写作当作“职业”,以诗歌混饭吃。以此观照当前的诗歌写作,形而下的思维及诗歌理想是最大的弊端,物质化的追求成为限制诗人们创造力的最大杀手。

    诗歌是有其传统的,任何断裂的冲动都将归于徒劳。在这个年代,诗歌渐渐成为小众之间的自我玩赏。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诗歌写作会越来越逼近真实的个人及其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或许,这个时代的“卓越”的诗歌作品已经横空出世,但这仍旧是不适宜“写诗的年代”。尽管诗歌在相当一些人的阅读体验中拥有相当大的分量。

    诗歌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找一种梦想,一种逃匿于现实之外的精神漫游。心灵需要温暖,灵魂需要安慰,生命渴求信仰,诗歌无疑是最好的“艺术工具”,她偎贴的是无望中的挣扎,渴求中的绝望。正如艾略特所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与火星沟通,与灵魂交谈”。(《干赛尔维其斯》)可是,尽管对诗歌仍旧热爱,但是这个年代及其诗人们似乎放弃了登高望远的“深呼吸”,也忘却了人类自古至今的宏大梦想,即使有一些出色的诗歌,也都是以技术和具象、细微场景获得好评,而没有真正成为人们在内心保持长久期盼的“众口铄金的伟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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