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遭“权力打劫”的为何总是困难群众 

   随着政府财力增强，国家惠民政策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在重庆农村，农民最多能享受约20项优惠政策，政府补偿标准在一些偏远山区达到每人5000元，可实际到手的只有3000来元，其中2000元被当地一些村乡干部侵占了。报道称，近3年间，重庆检察机关查办了1977名贪官污吏，涉及惠农资金、社会保障多个领域，涉案金额11.8亿元，许多受害者是低收入群体。（4月8日《新京报》）

   惠民款是低收入群体的救济钱、救命钱，却往往被基层干部“打劫”了去，此种情形不独重庆一地有，全国各地普遍存在。重庆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反腐成效，这与重庆市政府正在开展的以解决干部侵占惠民款等为重点的“三项行动”有关。从重庆市查处此类案件的

情况分析，惠民款之成为一些贪官污吏的“唐僧肉”，不外乎几个原因，一是补偿标准信息不公开，二是监管漏洞多，三是惩处力度不够。

   除此之外，我还要补充一点，即困难群众获取信息的途径及权利诉求渠道不畅。对此，报道中有处细节颇能说明问题。有次，巫山县曲池乡原乡干部邓川向偏远山区村民传达“打了折”的补偿标准，为领到每人3000元的生态补偿款，村民设宴招待邓川，并奉上香烟“芙蓉王”，邓说，“芙蓉王？我抽的是软中华。”其实，政府补偿标准应是5000元，另外2000元被邓侵占了。

   此细节包含四层意思：一是农民根本不知政府补偿标准，二是对邓川侵占惠民款的实情全然不知，三是缺乏对基层干部搞腐败的警惕性——如邓这样的乡干部抽得起软中华吗？四是缺乏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将负责惠民款发放的干部视为救命恩人，好酒好烟招待他们，殊不知，正是邓川这样的贪官污吏侵占了他们的救命钱。将贪官污吏当大佛老爷招待，虽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但从中不难体会到困难群众何以更容易遭“权力打劫”的真实原因。

低收入群体往往地处偏远，与外界隔绝，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多，加上文化层次不高，权利意识缺乏，社会关系简单，容易被蒙蔽和愚弄，即使发现其中有诈，也不知道去哪里寻求权利救济，大多选择忍气吞声，满足于到手的一点点小钱。如邓川这样的不法干部正是瞅准了困难群众的这一软肋，肆无忌惮侵占惠民款，还要在人前装出一副救苦救难的菩萨相。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别小看小小的村乡干部，一旦赋予他们掌管惠民款的大权，就必然会“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大肆侵占农民的救命钱。要使惠民款不折不扣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上，除了完善监管机制和加大对不法分子的惩治力度外，还必须从提高困难群众的素质和觉悟入手，包括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畅通信息渠道，及时全面地向他们公开惠民款的补偿标准和发放办法，同时，纪检监察人员应经常走访他们，实地了解惠民款的发放情况，并且要为他们搭建起权利诉求的正常渠道。只有上下联动，穷人的救命钱才不至于被“权力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