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勒克莱齐奥（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次见面（日记）

    28日  周一。下午2点，抵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层会议室，参加一小型座谈会，面见法国大作家勒克莱齐奥（J.M.G.Le Clézio）。他清朗，个儿高，挺帅气，脸庞干净，但老年斑清晰可见。董强陪他进来，说他有点累，刚才都睡着了。他坐下，就在我斜对面，说北京冷，有点着凉了。我说昨前天更冷。他说不会吧，昨天我还在故宫游览，没觉得冷。其实我想说上周更冷。法语周转不灵啊。座谈是漫谈式的，在座的还有余中先、吴岳添、谭立德、李玉民、姜丹丹等。董强先请他谈一谈他的写作历程。他谈了不少，有几个点印进了我的脑子：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权其实同德国法西斯政权合作得很密切，把犹太人送往集中营、逮捕反抗者等，但法国政府后来一直对此遮掩！这成了一种禁忌。有一次因为小说素材原因，他去警察局查那时档案，却被告知不允许，因为有些当事人还活在世上，怕遭人报复。说到文学流派，他说他不属于任何流派，要说有流派，可能就是从《原样》杂志开始的那个作家群，聚集在小说家索莱尔斯（Sollers）周围，但我听得出来，勒克莱齐奥对他们的趣味并不赞赏。他更看重外来的作家群，举了几个名字，说他们的写作更新了法语，是法国的幸运。他又说起诗人米肖（又译米修，勒克莱齐奥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他），认为他最东方。勒克莱齐奥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另一位法国天才诗人洛特雷阿蒙的。我说曾读到过他为雅各布的一本诗集写的序文，于是问起他对诗的兴趣。他说对诗仍有兴趣，他认为诗是困难的，需要控制，用词得经济，而小说要自由一些。我问他对博纳福瓦（Bonnefoy）之后的法国诗怎么看。他说读得少，举了德吉，说是博学式的写作，太难解。余中先说到乌利波（Oulipo），他说这些诗人主要探索语言组合，倒是一派。他感叹战争并没有解决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战后受害者不再是犹太人，而成了非洲人、阿拉伯人。在法国，种族歧视一直存在。他说他不属于任何政党，只是偶尔参加一下选举。说到女性，他说法国的女性1945年才有选举权。历史真是男性视角的历史！他的一位女友就说，历史对她没有意义，因为讲的都是男人的事。我翻了翻他的近作《非洲人》（Africain），问到他的灵感来源。他答这本书是出在一套自传丛书里，有点自传色彩，因为不便直接说自己，就起了这个书名。我对这本书挺感兴趣。我说有条件的话也许我会翻译。他十几年前就移居美国了。目前在韩国首尔的一所大学教书。吴岳添问他是否因成名而变得富有。他说收入时好时坏，有时就授课，得些补贴。作家养活自己难矣，他说全法国也就十几位过得好。他曾是伽利玛出版社的审读委员，他说有时读到好稿，但因为商业部门判断无利可图，也就只好不出。他说他曾想搞一个出版社，把这些漏掉的好书给印出来。说到中国，他误以为文化的连续性好，断裂少；我提供了反面分析，从语言到革命。对了，他说年轻时倾向革命，对毛主义有好感，但人到中年，慢慢就感觉，一代又一代人的过渡是最重要的。他从小在女性的环绕下长大，所以对从女性视角看世界很敏感。他感叹历史太男性中心了！他想从母亲的叙述出发，写一本关于二战时一位女性的日常生活的书。勒克莱齐奥说话时，用词准确，思路清晰，比68岁这个年纪年轻多了！他来中国好几次了，第一次是1990年，应法国驻华大使之邀，在大使馆里住了一个月。北京之外，他到过西安、上海、广州等地。他说今年也许还会再去南京，许钧教授邀请他，说可以在那儿讲学一周。胥弋为座谈会录了像，可惜迟到了十几分钟。座谈会结束后，胥弋赠我里尔克法文诗集，李玉民老师赠我米什莱散文经典。我请勒克莱齐奥在其小说《乌拉尼亚》（紫嫣/译  许钧/校）上签了字。这本书译成汉语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评上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上午是颁奖仪式。尽管没有奖金，但他还是从首尔赶过来了：近啊！但也不光是因为近。4点多，我告辞出来。李玉民老师居然骑车，而我年纪轻轻，却打车。回家后，脑子里仍回响着勒克莱齐奥的一些话，记下上述文字。我感觉勒克莱齐奥是个很机敏、有智慧的大作家。此见值得。

附：这是2008年1月28日的一篇日记。我把日日所记称之为“流水账”，平淡时仅记几字或几句，遇有意思的人或事，则记得较详。这篇日记属于后者。我把它发在博克上，只是想让对勒克莱齐奥有兴趣的朋友，多知道一点与我仅有一面之缘、却给我深刻印象的“那个勒克莱齐奥”。真正称得上他的朋友的，应该是南大的许钧教授和北大的董强教授。另外，10月31日6点半，在法国文化中心，我参加了由北大董强教授主持的“勒克莱齐奥特别晚会”。我回忆了一下与勒克莱齐奥年初见面时的印象，还讲了几分钟与诗有关的话题。从本质上说，勒克莱齐奥对待语言的态度就是诗歌的态度：写得少，暗示多，简洁，疏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