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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博文怕字当头网友在《周日LZ众议园答网友
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共同文件是东北亚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国内外媒体有许多精辟的解读和评论，我就不对这份文件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多说什么了。不知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份文件的第二大段“有关国家关系正常化”中提到了朝美关系和朝日关系的正常化进程时使用了不同的字眼。在提到朝美关系时，该文件使用的文字是“朝美关系正常化”，而提到朝日关系时，文件使用的文字是“朝日邦交正常化”。一个要拉“关系”，一个搞“邦交”，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新华社播发的这份共同文件的中文稿是英文稿的翻译，所以我查了一下该文件英文原文，结果发现英文稿中无论是朝美关系还是朝日关系的正常化都使用了同样的normalize their relations表达式。那么是不是因为涉及朝日关系，中文的译稿参阅了该文件的日文版呢？我也查了一下6方共同文件的日文版，结果发现无论是“米朝”还是“日朝”关系，日文版都使用了“国交正常化”的表达式。
看来6方共同文件中文稿中的“朝美关系正常化”和“朝日邦交正常化”的文字区别是中方翻译的自创，原文都是一个词。熟悉当代中日关系史的朋友知道，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在中国官方文件和媒体上一直被称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最近温家宝总理同福田康夫就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互致贺电。但是不会使用“邦交”这个词来描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进程。我看到过有学者使用“中美邦交正常化”的说法，但是这不过是个人的不规范用法，在官方文件上是不会出现的。即便是在非正式的场合，我也没有发现过也不可能出现“中法邦交正常化”、“中英邦交正常化”的说法。那么是不是因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所以才使用了“邦交”的概念呢？这种看法乍一听有点道理，可是经不起推敲：为什么中越、中蒙、中缅、中朝、中韩关系不用“邦交”这个词呢？最近中韩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15周年，中韩两国虽然也算是邻邦，但却没有用“邦交”一词。
再推敲一下，“邦交”是不是一个日本词，被中方借用来专门描述中日关系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日语中，“邦”字一般专指日本本国，比如“邦画”就是“日本の絵画”、“日本の映画”与“洋画”相对；“邦楽”指“日本音楽”，与“洋楽”相对，而“邦人”是日本人的总称，好比我们中国人说“国人”。日本人不使用“邦交”来指对外关系，而是用上面提到过的“国交”一词。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邦交”这两个字原来就是中国人约定俗成，专门用来描述中日关系的词汇，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本来这篇文章就此可以休笔，可是有一个老外不答应，这就是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有原因的，通过精神分析就可以找到那个原因。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心理世界比作一座冰山，我们的清醒意识只占了其中浮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大部分意识是在水面底下的隐秘部分，而我们的清醒意识随时随地被潜意识影响。潜意识里面的任何冲突和纠葛都会给清醒意识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说日常生活中的口误，弗洛伊德认为口误正好反映了个体潜意识的想法（Freudian slip）。如果说一个口误都可以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那么一个中国人刻意使用的“邦交”一词，也一定能发掘出深刻的内涵来。
那么，按照弗洛伊德的思路，我也来试着挖掘一下“邦交”后面的潜台词。“邦交”作为一个词在《周礼》中就有了：“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周礼·秋官·大行人》）。请各位注意，《周礼》所指的“邦交”，是古代中国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与现代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实际上“邦”字本身，就是指归本国天子管辖的地界，比如“邦畿”(古代指直属于天子的地方)、“邦家”(诸侯的封国和大夫之家)、
具体到中日关系，这一对悲喜冤家，两千多年来打过冷战，也打过热战，有文斗也有武斗，但更多的时候是嘴上功夫玩文字游戏，逞口舌之快，占点小便宜。比如中国在隋代以前一直称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为“倭奴国”，简称“倭国”或者干脆一个“倭”字。“倭”是什么意思？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倭，顺儿。倭与委义略同。委，随也，随从也”。公元57年汉光武帝授给倭王“汉委奴国王”金印，表达了主仆关系。当时的倭国人不懂汉字，好几个倭王还争先恐后地要求得到“汉委奴国王”的册封。“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新唐书·日本传》）。日本人之所以起名日本，也是和中国人较劲。公元607年日本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 （中国音译为“苏因高”）出使隋朝，带了一份用汉字写的国书给隋朝皇帝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虽然是问候，却不甘为“倭奴王”，竟然自封“日出处天子”。更有甚者，还把中国皇帝比作“日没处天子”，在中国谁不知道“日薄西山”就是没落的象征。难怪隋炀帝“览之不悦”，马上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蛮夷书由无礼者，勿复以闻”（见《隋书·倭国传》）。第二年隋炀帝派裴世清等为使携带了国书，随小野妹子来到日本。隋炀帝对“日出处天子”耿耿于怀，在国书中故意说：“皇帝问倭皇”，依然把日本成为“倭”。圣德太子固然不悦，但是却注意到隋炀帝毕竟称其为“皇”。以他的汉语水平，知道“曰皇、曰帝，其义一也”。所以在裴世清回国时，圣德太子再遣小野妹子携国书同行。这一次国书抬头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不卑不亢，坚持了自己“日出处天子”的地位。直到一千多年后日本以支那称呼中国，进而悍然侵略中国，但给中国民众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物质损失和心理创伤。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就日本的战争责任轻飘飘地说了声“添了麻烦”，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驳斥，延续了中日两国“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传统（视频）。
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一下，我们挂在嘴边的“邦交”一词是否反映了国人面对日本居高而又不能临下的矛盾心理呢？至于6方共同文件中文稿中的 “朝日邦交正常化”，大概是外交部的译员习惯成自然，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句式挪用到了朝日关系上，反正这两个地界远近都还算得上是“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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