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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调查记者黄玉浩记者手记:警察上访被扎针关精神病院

(2009-12-25 16:44:22)
标签:

文化

分类: 反动派

黄玉浩/文
  
  恐惧,尚未结束,且不知何时来袭,这才是恐惧真正值得恐惧的地方。
  
  正如呼伦贝尔市民警高作喜对“精神病”的恐惧,闭眼,仍然是铁门、铁窗、格子服和那些目光呆滞口水直流形如走尸的人,不停的吃药和注射;睁眼,4年的奔走呼号只剩家徒四壁,却无法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随时都可能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这是一部恐怖片,关于“系统”中的“异形”,类似零下三十五度的深寒。
  
  百度百科解释,系统:由一群有关连的个体组成,根据预先编排好的规则工作,能完成个别元件不能单独完成的工作的群体,特征是稳定、有序和控制;异形:好莱坞电影塑造的外来侵入危险生物,寄生人体并不断变异。
  
  接到部门主编给的爆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震惊,警察因公出警被袭,领导要其私了,遭拒后遂不断排挤,上访,未果,不停上访,不停越级上访,依然无果,却被所属公安局强送精神病院以“精神病人”强治43天,这怎么能发生?要知道那可是知法、执法的司法系统,该警察究竟成了怎样的“异形”,被所属“系统”所打击排挤,如果那是事实。
  
  上访者与精神病的联系从没像今天这样频繁,去年本报刊发本人的新闻稿《上访者的精神病院》报道了山东新泰十多名上访农民被当地政府强送精神病院,在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方可出院,如果那是一部恐怖电影,我以为恐怖至此,该结束了,如今恐怖升级,作为公平正义司法者代表的警察因“越级上访”被送进精神病院,让我感觉,正如事案地大杨树镇的气温,零下三十五度的深寒。
  
  “千万多带厚衣服,这里太冷,注意财物安全,注意人身安全,遇见抢劫或有人围攻你,要啥就给啥,一定要保住生命安全,大不了这个新闻不做了,我会贴身保护你的安全”出发前的电话中,高作喜强调不下十遍,让我质疑,这个警察真偏执,不会真有精神病吧。
  
  26个小时的火车,出现在摄影记者镜头前的高作喜,头发整洁,胡渣泛青光,一身蓝色羽绒服,他不停摆着造型,并要求看镜头里的自己,坚持“我的见报形象一定是健康阳光的,不能是颓废、邋遢病态的,我上访是有理有据有节又合法的”。
  
  回忆自己的上访之路,高作喜多次闭眼,停顿,长时间的沉默,说没法想,想了就头疼,就觉得活得憋屈,同样是警察,有的走哪都耀武扬威,能呼朋引伴,有威信、权力、荣誉、职位和收入,而自己一无所有,因公出警,被殴打,结果单位领导不为其做主,疑犯却逍遥法外,自己连医疗费都无法报,只想讨个公道,领导却要私了,拒绝又遭到排挤,上访,一次次石沉大海,局领导说一定给解决问题,等消息吧,结果等来的是43天的精神病院强治,吃药,打针,吐药,摘除了胆囊,却换不来一个说法。
  
  呼伦贝尔市检察院委托天津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给其鉴定,结论是“精神正常”,但检察院和鉴定中心都拒绝为其提供书面证明其“精神正常”,理由是此事已进入司法程序,“司法程序”,对高作喜是一个多么熟悉的词。
  
  从警19年,办的案子大小总有数百件了,偷窃、杀人、纵火甚至帮当地政府到北京去截访,“进入司法程序”成为对当事人一道悬命金牌,如今自己同样只能等待,等待那“那进入司法程序”的结果,尽管自己还不知那何时到来的结局如何。
  
  “他就是认死理,较真,与一般警察不一样”多年的同事眼中,高作喜仿佛是当地公安系统的一个“异形”,他办的案子,谁说情都不成,他坚持讨个说法,谁来让他私了都不成,“这事太小了,他钻牛角尖了,干嘛告领导啊,领导说私了就私了,拿一笔钱有什么不好,现在的局面完全是咎由自取”一名警察对高的行为不屑。
  
  系统里的元素理应服从系统的秩序,高作喜另类了,他问所长姚说法,所长不给,找分局,找市局,公安厅、公安部,一心要说法的高作喜成为当地公安队伍的“异形”,同事找其说情,二哥来劝,分局领导频繁找其谈话,甚至妻子多次劝其停止上访遭拒后与其离婚,都没有阻止其讨说法的决心。
  
  “我不想成为暴力讨说法的杜丘,可是人都是被逼出来的”高作喜说这话的时候,我眼前浮现的则是他在精神病院为“越狱”而准备的那枚磨尖的半截牙刷柄,我告诉齐齐哈尔市精神病院的高绪寅主任“牙刷柄”的细节,高主任脸色瞬间煞白,喃喃自语“如果那样,事就大了”。
  
  主管信访的副局长李宝全向记者坦承局领导的烦恼,要求高作喜私了的两个所长也没什么违纪违法的,高老是上访,而且还是越级上访,上级领导的批评导致的压力太大了,假借自治区政法委领导找其谈话为其做精神病鉴定,强送其至精神病院都是局党组的意思,是组织行为,并非个人行为。
  
  主管纪委副局长请来精神病院医生并安排刑警配合扎针,法制大队长签字办入院手续,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正如两位局领导接受采访时称“有事找组织,我不代表个人”,“系统”运行的潜规则恰是其可怕之处。
  
  李宝全认为如果之前的局领导能对高作喜反映的事有足够的重视,根本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工作粗暴简单了”。
  
  正如文章结尾,“对峙尚未结束”,因为高作喜依然还要顶着“精神病”的标签生活,恐惧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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