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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04.06)艾智仁(四~六)

(1990-04-06 1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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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阿尔钦

分类: 五常谈学术

(四)

 

旁听生不能发问——我是不甘于接受这一事实的。我知道从课室到艾智仁的办公室要走几分钟路,于是就打这几分钟路的主意。第三个学期,我选了近门的座位,下课的铃声一响,我随即冲出去,在他身旁一边走一边提出我已准备好的问题。他的回应,是问我有否读过某些有关的文章。我说没有,他就不再多说,急步而去了。

 

这样,他逼使我在发问之前,先作充分的准备。一想到不懂的难题,我就到图书馆搜集有关的数据,通宵达旦地翻阅,将题目改了又改,发觉尚有不明之处才去问他。他反问有关的读物时,我对答如流,指出每篇文章的缺点,他于是点点头,打开办公室的门,请我进去。由于我对问题下过功夫,无事不登三宝殿,他通常不容易解答我的「质疑」,坐下来想想就总得花一小段时间了。后来我可以在其它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使不少同学羡慕。

 

有一些问题,我曾与艾智仁研讨过很多次,也有一些直至今天我们还是没有满意的答案的。这些问题都很浅。什么是失业?实质利率从何量度?在有竞争的市场上,为什么买卖双方会讨价还价?为什么香港房地产经纪的佣金比美国的低那么多?为什么在日本的餐室,顾客不给小费?……这些浅题目,在经济学上很重要,因为如果有了一个可取的答案,就可以一般化,推展到很多其它的事情上去。即使今天,任何人能逻辑井然地解答两三个这样的问题,就可见经传了。

 

一九六四年我开始写论文,导师当然是选艾智仁与赫舒拉发。每选一个题目,他们都很高兴,但由于资料不足,自己知难而退。题目于是一改再改,改了好几次后,他们对我有点失望了。六五年夏天,我决定暂时抛开论文,从事摄影六个月。六六年初卷土重来,过了几个月钻图书馆的生涯,在该年四月决定了论文的题目:《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

 

我苦思三日,写下了十一页纸。那时我在加州的长堤大学任教职,将这十一页初稿寄到加大去,他们订了集会研讨的日期,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五时开会。该日赴加大之会,只见很多教授都在座。我还未发言,他们读到我稿上第一页所作的六个结论,都一致认为我全盘错了。我不知从何说起,而他们大家开始争论,一争就花了个把小时,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不要管那第一页,让我由第二页说起。

 

第二页花了三个小时,每一句我都要答辩,详加解释,而在座诸君又互相争论不休,真是一塌糊涂。直到晚上快十时了,艾智仁看手表,跑了,其它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去。余下来的只有E.Thompson一人,继续和我争论。他是经济学行内的一个怪杰,是个天才,但我无心恋战。自己认为可以交得出去的论文初稿,两年多来就只有那十一页纸,如此收场,啼笑皆非,还有什么可说的?

 

晚上十一时,我心情沉重,到加大邻近的餐室去吃点东西,呆坐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打个电话给赫舒拉发,问他我是否应将题目放弃。他惊愕地回答:「为什么放弃呀?我没有见过那样精彩的论文!」在驾车回长堤的路上,我是兴奋的。我隐约地意识到教授们的争论,是因为我「击中」了一些重点。我后来才知道,佃农理论在我之前已有二百年的发展了。我完全没有考查过前贤之见,只以为要解释农业经济,应有一个佃农理论,就自创了出来,殊不知其结论与传统的相反。

 

早上回到长堤大学办公室,知道艾智仁曾给我电话,我立刻挂回一个给他。他说:「你的几个结论与我们所知的完全相反,像昨天那样的争论,不是办法。你不用再来,等我在研讨班上跟学生讨论之后才决定好了。」此后,每隔几天,关心的同学就给我通报,说他们找不到什么错处。三个星期过去了,艾智仁给我电话,简单地说:「你可以正式动笔了;要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我说:「一年够了吧。」「通常不够,你不妨试试看。」

 

论文写不到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的通知,给我一个奖金,要我到那里去。我于是不到一年就将论文赶起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杜玛(E.Domar)教授将我论文的第一章寄给芝大的庄逊(D.G.Johnson)教授的。庄逊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我在论文中对他的分析手起刀落。他确有大将之风,不仅不介意,还再三要赫舒拉发催我申请芝大每年一个的奖金。我见论文尚未完成,迟迟不敢申请,后来见过了期限,赫氏还在问我的申请信寄出没有,就姑且照办了。两天后就收到芝大的电报。原来他们只看一章就定了奖,但要等我的申请信。

 

那一章,差不多不是我写的!

 


(五)

 

听到艾智仁准许我正式执笔写论文,兴奋之极。当时我在长堤大学任教的工作很沉重,每星期要教十二课。一个同事(E.Dvorak,是目前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主事人)认为我的论文可大可小,替我紧张起来,在校内任何事情都维护着我,给我很多方便。我不停地工作了一个月,再三修改才完成了第一章,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大约四十页,寄了给赫舒拉发与艾智仁。过了一个星期,约定时间,就到加大去见他们。

 

赫氏一见我面就大加赞赏,把文稿交回给我,只见他修改了几处,提出了一些问题。跟着,我兴高采烈地去找艾智仁,他没有说什么,只把文稿交还给我。我一看,几乎哭了出来。艾氏在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作了修改,提出质疑,每页上满满的都是他的字迹,差不多把我稿上的「打」字完全遮盖住了。在整章中,我的每一句他都不放过!

 

我望着他呆了一阵,说:「我已经修改过好几次的呀!」「那算得什么,我那篇关于功用的文章修改了不下二十次。」我很失望,转身就跑。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桌前细读艾氏的每一个质疑,每一处修改,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我将他提出的每一点,经过深思后,反复地考虑、「化解」,直到我消化了他的最后一个评语,觉得自己在学识上似乎升了一级,判若两人。一看手表,十七个小时过去了。我想起昨天在艾氏面前的失态,实在尴尬。于是拿起笔写了一封信给他,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抱歉昨天对你没有礼貌。回家后我用了十七个小时细读你的评语,才知道山外有山。我答应你将尽力而为,相信《理论》这一章的第二稿会有进步。」

 

一个月后,艾智仁看了该章的第二稿,叫我去见他。这次他显得很高兴,将那修改得很少的文稿交还给我。我坐在那里时,他站起来,望着窗外,彷佛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都不怀疑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苛求一点。你要知道,不管你脑子里如何了得,文章写得不清楚,在学术上就难有大成。读了你的第二稿,将来替你写介绍信时我可以说,你懂得怎样写明朗的文章。」

 

是的,我是从艾智仁那里学到写明朗的文章。这法门说来甚易:只要有一篇比较深入的、几十页的分析文字写得清楚,以后写任何文章都显得清楚了!困难是,学写的人要找到一个像艾智仁那样的高手,肯不厌其详地替你密密麻麻地下评语——这种际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赫舒拉发与艾智仁的指导下写论文,一年之中我学习到的,比此前在研究院的几年还要多。上课、读书、研讨、考试等都是学习,但没有机会运用。学而不用,自己所学的怎样明白也不能真正地登堂入室。用上了,才会知道哪些理论其妙无穷、得心应手,哪些理论中看不中用。用得多了,就可将五花八门、复杂无比的理论简化。真的,在今天,我听任何经济学者的学术讲话,单看他理论的简单程度与正确性如何,就可以很快地知道他有没有老老实实地对理论的运用下过功夫。我跟老师们学写论文最大的收获,并非理论那一章,而是后来怎样去运用它。

 

一九六八年,艾智仁到芝加哥大学访问一年。那时我刚好在芝大,与他有更多的倾谈机会了。某天午餐上谈到一个问题,使我们后来在交易费用与公司组织这个重要的题材上意见分歧。我当时举出下述的例子。假若有两个人要搬运石头下山,各自搬运的话,则每人每次可搬五十磅,加起来是一百磅。但假若二人合作,一起搬运,每次可搬一百二十磅。问题是,二人合作,每人试将一部分重量转移到对方那里去,所以结果会少于一百二十磅。然而,若合作中大家的「卸责」行为使重量低于一百磅,那么他们就会不合作,宁可各自搬运。因此,合作搬运的重量必定是在一百磅与一百二十磅之间。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这个合作搬运的重量从何而定呢?这也是说,哪一些局限条件能使我们求出合作的均衡点?

 

这个问题,直至今天还没有答案。后来艾智仁从合作增产与卸责行为的角度,与H.Demsetz在一九七二年联合发表了关于公司组织与经理监管的理论。今天在经济学报上触目皆是的「经理」理论文章,大都是由他们的大作触发而写成的。我和高斯(R.H.Coase)不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以「卸责」为要点是走入歧途。我自己以不同合约的选择来处理同一个问题,要到一九八三年才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

 

从影响与普及那方面看,目前艾氏(合写)之作比我的强得多。这可能因为他们的文章比我的早出十一年,先拔头筹。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到「卸责」这个概念有什么用。人当然会卸责,但这只不过是自私行为中的某种表现而已。说人自私,又说卸责,岂不是重复了吗?

 

在产权与交易费用这个问题上,高斯与艾智仁的贡献是应获诺贝尔奖的。艾氏虽被称为「产权理论之父」,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影响,是课室上的口述传统,以及他的学生或朋友把他说过的观点写出来成为文章。他自己当年在产权理论上较少动笔,看来大概是因为高斯在一九六○年奇兵突出,发表了那篇石破天惊之作,过不了几年,「高斯定律」就有口皆碑了。艾智仁很大方,对高斯的鸿文极力赞扬,要学生们一读再读。

 

高斯获诺贝尔奖的机会比艾智仁高。艾氏不介于怀,直言高斯获奖比他更加值得。这一点,他的学生是不会同意的。

 

 

(六)

 

好些朋友要求我写下我求学的事。这可不是因为我书读得好,在学术上有些成就,而是这些朋友知道我在中小学时一败涂地,连升级也有困难。不少人的学术成就比我大得多,但人们对他们的求学经历却没有那样感兴趣。我想,上述的一些朋友有子女,其中有些子女读书不成,或平平无奇,或朋友本身也想知道求学之道,所以就想到我这边来吧。关于求学之道,曾经失败过的人,真的可能比那些从小就考第一的或成绩特优的知道多一点。单知成功,不知失败,对求学的认识似乎没有那么全面。

 

由于我的经历较为独特,朋友向我问求学之道,应该比问我买什么股票高明得多。一九八四年我为此发表了《读书的方法》《思考的方法》,很多学生阅读。但朋友们还说写得不够,要我将自已屡败屡战的经历写出来,公诸于世。这差不多要我写自传了,那不成。折衷的办法,是写一些艾智仁和我的有关师生发展的经历,但因为公余时间无多,我只能草草下笔,简略地说了一些。

 

在这里补充一下。我认为一个青年是否读书之材,在二十五岁之前难以肯定。我二十三岁才算认真开始读书,七年之后就获得长堤大学的最佳教授奖,但在二十三岁之前,没有谁会说我是读书的材料。不要以为我是个例外。我起码见过四个中学时读书不成的学生,到了大学突飞猛进,变得神乎其技!我的一个姨甥,在香港的中学读得还不错,但进不了香港的大学,心灰意冷地跑到美国跟我一起,教了他一点法门,只六年就拿到了博士,现在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了。也不要以为美国的大学容易读,比不上香港的。香港与美国学术水平之差别,是毋庸细说的。

 

除了一些天生下来脑子有缺陷的青年——这些人少之又少,或是那些精神上有问题的不说外,我们实在不能对任何一个青年下什么读书前途的定论。父母的「家教」,朋友的影响,社会某种气氛的感染,老师的墨守成规,考试的心理威胁,学校的教育制度——这一切,对学生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比学生本身的往往不知大多少倍)。数之不尽的天才被抹杀了。但要求学有所成——甚至有大成——是用不着什么天才的。智商高低与学问深浅的关系不大明显,而除了量度低能儿童外,智商本身不代表什么。

 

我少年时在香港及大陆读书不成,但其它环境却打下了我后来求学的基础。家中兄弟姊妹众多,家里人没有时间管我,让我有很多独自思想的机会。抗战期间逃难,在广西一带虽然生活艰苦,但见到很多不同的事,培养了我的好奇、求知的兴趣。其后在香港的街头巷尾结交了不少奇人异士,有下象棋的,有踢足球的,有唱粤曲的,有打乒乓球的,有打功夫的,有写文章的,有吟诗作对的……。这些「三山五岳」的朋友使我能在多方面发展,脑子变得灵活了。在佛山华英小学读书不成,但有一位吕老师;在湾仔书院不成,但有一位郭老师;在皇仁中学不成,但有一位黄老师——这些老师没有教我什么,但他们没有见我成绩不好而看低我。这使我对自己有了自信。

 

能独自思想,有好奇心,脑子灵活,有自信——就算不识字,其求学根基似乎比中学考第一的强得多了。我先到多伦多去补修一些大学预科,其实主要是学英文。语言不能速成,无话可说。一旦语言足可应付,整个中学的什么历史呀,地理呀,数学呀,一发劲,只不过是几个星期的工夫。

 

以上都是不太难办到的事。比较难的有两点。第一就是求学要有所成,跟做任何事一样,都要下一点决心。对读书毫无兴趣的,须有决心认真读它一两年,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趣。我在多伦多时,某夜躺在床上想着什么,突然决定试一试:究竟真正地读书是怎样的一回事。跟着到了加大,读了两年后,产生兴趣,就不用管什么决心不决心了。在我来说,开始时所需的一点决心,可以招之即至,但有些人可能难以办到。所以我曾经说过,求学与不求学只不过是一念之间。

 

第二点——最后一点——是最难的了。求学要遇到明师。我屡遇明师,你说奇不奇?艾智仁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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