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诗昆这个名字，我老早就听到过了。炎黄子孙是不会忽略这个名字的。我少年时的一位好友容国团——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而自杀的容国团——一九五九年于匈牙利获取世界男子乒乓球赛单打冠军。我当时在多伦多，为阿团这项建树兴奋得好几晚睡不着。

 

早一年，刘诗昆在苏联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获亚军。这是柴氏名下的第一届国际钢琴比赛，精英尽出，欲得冠亚谈何容易？获冠军的克莱本（Van Cliburn）立刻变得举世知名。一年之后，我在多伦多的电影院里看到刘诗昆演奏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见他在银幕上运指如飞，也就替他骄傲起来了。

 

然而，我们「伟大祖国」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在共产专政下，人民被斗的斗，整的整，数以千万计，使人对悲惨的事渐渐感到麻木。一个钢琴天才的命运如何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所以当我后来听到刘诗昆坐牢六年，手骨被打断，给整得死去活来，我就觉得司空见惯。

 

人老了，要关怀的事越来越多，刘诗昆的不幸好像过眼烟云，随风而逝。话虽如此，当黎智英最近邀请我到新启业的香港凯域酒店吃意大利晚餐，说到刘诗昆也是嘉宾，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又在我脑海中响起来了。我于是立刻答应，躬逢其会。

 

黎老兄知道我对多种艺术爱好，在餐席上安排刘氏夫妇坐在我的两旁。这双传奇人物，迟到了一个小时。原来他们到香港来不及一年，广东话听不清楚，人生路不熟，听到「凯域」，就跑到九龙的「凯悦」去，不对，再去「君悦」，也不对，才转弯抹角跑到「凯域」来。（「凯域」后来改名「港丽」。）

 

跟刘氏夫妇谈了一会，我就发觉他们很率直，是性情中人。不知是谁在席上谈起我懂得摄影的事，建议我替刘诗昆拍摄一帧人像照片。我灵机一触，说：「我乐意替他拍照，但他要为我作一个私人的一小时的钢琴演奏，让我听听。」黎智英说：「那就让我做个旁听者，演奏后我请大家吃晚饭。」其它在座的几位见有琴可听，也有饭可餐，当然没有异议。刘诗昆这时，分明听不懂我们的广东话，但不管我们说什么，他和太太都兴高采烈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就这样，事情就决定了。

 

一时间我想到刘诗昆的往事，想到等了那么多年，我终于有机会听到他的演奏，而且近在咫尺。我于是对黎智英说：「我又可以向你的《壹周刊》赚点稿费了。写些关于刘诗昆的文章如何？」他喜形于色。然后我转对刘诗昆说：「我打算写一些关于你的文章，题目已经想好了。」跟着，我在餐巾上写下四个字——《劫后余音》——递给他看。他看着，显得很感动，连连点头，将纸巾交给太太，收藏起来了。

 

我是个善于赚「外快」的人。晚餐后，大家要告辞，我跑到餐厅外的酒吧，对那位在弹着钢琴的琴师说：「我有一位新相识的朋友，是钢琴高手，你可不可以借琴一用，让他在这里为我们试弹几曲？」他欣然答应。刘诗昆于是坐在琴前，随着意之所之为我们弹奏了数曲，曲终而散。在灯光暗暗的酒吧内，毫无准备的演奏，其效果差强人意，比起他在六天之后，有了准备而又在气氛良好的环境下所奏出，判若两人。这是后话。

 

回家途中，我想起一件往事。大约二十五年前，在洛杉矶大学念书时，一位十七岁的少女朋友参加波兰举办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第三名。她听到朋友常常谈及我摄影的事，希望能看到我的作品。我当然感到高兴，答应带作品到她家里去，但要求她能为我演奏钢琴一个小时。她同意了。

 

是仲夏的一个黄昏，在那有名的夕阳大道邻近的一条小街上，我带着几位当时怀才不遇的艺术朋友，准备了一些劣酒，兴致勃勃地找到她那家简陋的小房子。进门后，只见十七岁的主人一句话也不说，坐在琴前，为我们如怨如诉地弹了两个小时。

 

二十五年过去了。当年怀才不遇的朋友都成了名。大家老了，偶尔相逢，谈起往事，都认为昔日的豪情、兴致，不可复得，感慨不已。想不到，时光老去的今天，我还要和刘诗昆遇上，还有心情来一次艺术灵感上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不让古人专美吧？

 

（二）

是一九九○年十月十四日星期天晚上的决定：六天后的下午我替刘诗昆照像，跟着他为我和几位朋友弹奏一个小时钢琴。当时，刘诗昆问我喜欢听谁的作品，我的回应是谁的作品也不妨，但补充说，希望能听到莫扎特与巴哈。在艺术上说这是困难的，换言之，这是很高的要求。我明知刘诗昆是浪漫派的高手，对李斯特等人的作品可以弹得神乎其技，但对一位演奏者的音乐品评，我还是宁可从不渲不染的「纯」音乐角度下判断。我一向认为，如果一个演奏者能将最单纯的莫扎特音乐处理得好，他的音乐修养不会差到哪里去。

 

替刘诗昆照像及安排聆听琴技的事宜，有六天的时间准备似乎是足够的了。黎智英建议我们一起到黄沾的家，因为黄老弟家里的钢琴着实不错。但我回家后细心一想，要利用钢琴拍摄人像，在住宅的客厅上，怎可以将钢琴左推右移，五枝灯任意安排，而又能让我以长镜头、短镜头，或高或低、或远或近地取角度呢？这是伤脑筋的事，我在电话中跟黎智英说了。他也知道困难不易解决。

 

早上回到港大，跑到陆佑堂的演奏厅一看，觉得过于空旷，闪灯反射的效果难以预测。另一方面，那里的管理员告诉我，该堂星期六已有另一安排，难以借出。但他说：「音乐系有一个几百方呎的音乐室，内有钢琴，也是属于陆佑堂的。」我于是跑到音乐系去见该系的女秘书，说：「我姓张，听说你们有个音乐室，可否让我看一看？因为星期六下午我想借用，替朋友拍摄人像，也让朋友弹奏一个小时的钢琴给我听。」

 

这女秘书听得莫名其妙！稍一定神，她问：「你是港大的吗？」「是经济系。」她更听得一头雾水。但这位女秘书很有风度。她说：「你先去看看那音乐室。觉得适用我们再谈吧。」

 

陆佑堂有八十年的历史了，古色古香，是颇具欧陆风格的一座建筑物，说它代表香港早期外来文化之一也无不可。内里的音乐室显得陈旧，但经过陆佑堂的走廊才抵达，使人有难以形容的温暖感。进了该室，觉得其中的杂物有点凌乱，是大学常见的现象。内有两座钢琴，其中之一是名牌史丹域。室内环境不错，气氛大致上也很和谐，令人有宾至如归之感。我于是想，这是适合之地了，大学大有知音人，借用一下不会困难吧。接着，跟音乐系一说就借来了。

 

我数了一下，音乐室内放着七十张椅子，显然是为学生听课或来宾听演奏而设的。心想，若刘诗昆在这里只弹奏给我们几个人听，岂不是「浪费」了？倒不如多请一些朋友吧。后来椅子加到八十也不够，是我当时意想不到的。

 

借到音乐室后，我通知黎智英，说可以请七十个朋友，他大吃一惊说：「只有几天时间，哪里找这么多人？演奏后的晚饭又怎样安排？」港大饮食部的主事人是朋友，一向有求必应。我便挂个电话给他，说：「是保罗吗？生意做不做？」他不知是什么生意就决定做了。后来他在陆佑堂的隔邻，把一间弃用已久的饭厅临时重开，清理、安排得似模似样，替我们一大群人供应自助餐。在这里我谨向保罗致谢。

 

有了音乐系及饮食部的支持，安排一个小演奏会的困难还有不少。星期三的上午，黎智英和我决定那样办。但还有三天，怎可以请来七、八十位朋友？更何况星期六的晚上，一般人都有预先安排的节目！黎智英搞出版，一天之内就印好了以「劫后余音」为题的请帖。我们大家的女秘书「先发制人」，请帖还未寄出就先以电话联络。

 

星期四早上回到办公室，不过几小时后我就知道请朋友的问题解决了。这是因为女秘书不断地回报：「董桥星期六要上班，不能来，但他的老板查先生夫妇会准时到。」「王校长有预约，但他和太太会抽空赶来听刘诗昆，晚饭却不吃了。」「胡菊人说陆铿会从美抵港，可不可以一起来参加？」「副校长张佑启没有问题，但萝丝副校长会写信向你解释。」「黄医生说，钟医生会取消一些病人的约会，准时到达。」

 

如上的反应，当然是因为刘诗昆的大名。但我想，这反应不会仅仅由于刘氏是有名的钢琴家。就算钢琴演奏者是当世独一无二的大师，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朋友放弃他们预定的活动或中途抽空而来。也许刘氏不堪回首的经历，使很多朋友心酸或同情，于是想也不想就要一睹他的风采为快。后来他们都说不负此行，因为刘氏的琴音着实使他们感动，有几位甚至流下泪来了。

 

回头说，解决了一个困难，却解决不了另一个。黎智英和我各请各的朋友。因为那时以为要请七十位不容易，所以大家都没有严格的数字约束。这样一来，不多时大家都请了过多的人。原本只有七十个座位，但动「工」后不久，大家将名单加起来，已越八十。听演奏可以站立，但吃晚饭的地方只能容七十座位。保罗尽其所能才把餐位加到八十个。有好些名单上还要请的朋友，我不能不当机立断地割爱了。

 

我希望那些事后埋怨我不请他们的友好谅解，他们失去这番机会，可不是因为我「忘掉」他们，而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有些被请而推却的，听到该演奏会的成功，大叹「缘悭」，要我再办一次。我的回应是，那样感人的小型演奏会，可遇不可求，可一而不可再也。

 

（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摄影也如是。说实话，我一向对那些以摄影工具欠佳为口实而自夸本领高强的人，不以为然。作品的高低只能从作品本身来品评，以为工具欠佳可以「加分」是无稽之谈。在摄影这门玩艺中，严谨的人像摄影所需的工具最复杂。少年时初学人像摄影，用灯两枝；后来三枝、四枝地加上去。到了今天，我喜欢用六枝或七枝。灯多而光影不乱是我的专长。

 

在摄影室内拍摄人像，工具的多少可以随意使用，但替刘诗昆摄像是在港大的音乐室，工具问题不易解决。我惯用的人像照相机笨而重，不易携带，而普通的三脚架应付不了。又因为要顾及钢琴，最少我需要五枝灯。我在星期三通知了冯汉复，告诉他我的所需，请他为星期六的摄像作点准备。冯老兄身经百战，认为在工具上不会有问题。

 

到了星期五，汉复给我电话，说陈平也要来趁趁热闹，也可帮忙携带工具。这使我欣慰之至。陈平是当世的摄影大师，眼光与判断力都有独到之处。现在他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我就放下心头上的、工具不足的忧虑。

星期六下午的摄像大约用了一个半小时。刘诗昆在练琴，我们在摆灯、试镜、对焦、摄像，忙得不亦乐乎。我决定不作生硬的摆布，让刘诗昆在琴前悠然自得地自由发挥。如此一来，对焦就不容易了。主角在琴前左摇右晃，双手于键上或高或低，忽左忽右，而他的脸方向无定，使得灯光有时是「对」了，有时是「错」了。这样的人像摄影要靠运气。快门按了七十二次，其结果是：一帧甚佳，其它有两三帧算是可取的。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距离演奏时间十五分钟，我请刘诗昆稍事休息。来宾跟着抵达，八十多人挤身于一室。早两天，我为了要介绍刘诗昆给这天的听众而搜集了一些关于他在文革期间的数据，不忍卒读，但还是读了。

 

五时十分，我站在来宾面前，告诉他们那是摄像与弹奏的艺术交流之约，本来是为我和几位朋友的弹奏，但当我见到音乐室可容八十听众时，就想到与多一些朋友分享其乐。事前只有几天工夫安排，不少朋友推却其它约会来参加，我是感激的。然后我谈到刘氏少年时所获的荣誉。但当我说到他在文革时的遭遇，噎不成声，差点哭了出来。我于是立刻改变话题，不谈文革，转到二十多年前我在洛杉矶与一些怀才不遇的艺术家朋友交流的往事去，说那时对音乐的欣赏学会了一些。六天前我才认识刘诗昆，也就急不及待地要介绍这位新相识的新朋友了。

 

刘诗昆在掌声中走到钢琴前，很有礼貌地向来宾鞠躬，坐下，介绍自己要弹的，才开始演奏。每曲告终时他都站起来，向来宾鞠躬，介绍下一首作品。五十五分钟的演奏，他一共弹了九首：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肖邦、舒伯特、李斯特，以及一首自己的作品，还有歌剧《卡门》的改编曲，最后是《血染的风采》。

 

从巴哈、莫扎特，与贝多芬（《月光曲》的第一章）的处理听来，刘氏的音乐修养超出我以往读过的关于他音乐的评价，而他那首肖邦的演绎是大师手笔，使我喜出望外。

 

当然，刘氏的绝技，是李斯特的《第六匈牙利狂想曲》。这是李斯特的作品中非常难奏的一首，技术的要求高不可攀。一九五六年，十七岁，他以这作品获李斯特钢琴比赛的第三奖。当年他演奏后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后来举办该赛的人见他仅获第三名，就取出李斯特的一束头发送给他作为纪念。三十四年后的一个星期六，他在我们面前演奏此曲，其惊人之琴技，不减当年，掌声雷动是不难理解的。

 

在美国尤其是在芝加哥时，钢琴演奏会我不知去听过多少次，但从来没见过演奏者那样投入，听众那样全神贯注地聆听，起了那样感人的共鸣。古色古香的陆佑堂，面积仅几百方呎的音乐室，来宾都是有识之士，都可能协助了这个小聚会的成功。后来刘诗昆的太太告诉我，她很少看见她的丈夫为一个演奏会那样紧张地作准备，演奏时那样激动。

 

是的，刘氏的演奏，铮铮然有悲愤之音，也有一点凄凉。早一天，音乐系才派人将钢琴的音调修好。但刘氏在演奏李斯特、《卡门》、《血染的风采》的几曲时，动了真情，指如锤下，发出激越的金戈之声。到后来，琴音也给弹得「变」了。

 

音乐系的女秘书与系主任当夜也在场，听得很感动。据说事后钢琴要修理，他们不仅不介意，而且与有荣焉！

 

（四）

 

「四美具，二难并！」是王勃说的。「四美」者，「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也；「二难」者，「宾主、朋友」也。十月二十日的下午及晚上，刘诗昆为我们八十多人而弹的小演奏与后来的晚餐，使我想起上述王勃的话。

 

我是个不懂得搞盛会的人——怕搞，也懒得搞。我平生只搞过几次有意思的集会，时来运到，每次都很成功。在香港，一九八八年九月，替佛利民搞一个千多人的收费演讲，所得的款项是要捐出去的。结果全场满座，门票的总收入为六十多万元，应该是香港的一个纪录了。刘诗昆的演奏会来宾少得多，但大家在心底里的共鸣使我想到兰亭之会。

 

我们不容易见到那样感人的场面。当最后的《血染的风采》一曲既终，我忍不着站起来鼓掌，其它嘉宾也都站起来，掌声历久不绝。没有谁要求刘诗昆再弹什么，因为他们都觉得刘氏在激动中演奏后，站起来时似乎有点疲倦，应该适可而止了。我趋前跟刘氏握手，他像我一样，有无限的感慨。一位小姐把鲜花送上，刘氏把花紧抱着。

 

我跟着介绍他给站得较近的朋友，然后告诉大家，吃自助餐的地方相隔不远。可能大家听劫后的琴音都听得呆了，如梦初醒，才缓缓地走着。几百步的路，走了十多分钟。

 

王赓武走到我的面前停下，若有所感地自言自语道：「中国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王校长是看了张德培的网球赛后匆匆赶来的。网球赛下半场是大明星兰度之赛，他也不看了，宁取刘诗昆而舍兰度也。事后他还有宴会，不能参加我们的自助餐，但还是与太太留下来好一段时间，跟我们喝点酒，谈谈刚才听得的劫后琴音的感受。

 

一位日籍妇人热烈地握着我的手，用流利的英语说了好些话，大致都是感动、感激之辞。当时所有的来宾都那样说，但我自己也如梦初醒，在兴奋中彷佛什么也听不清楚。

 

从陆佑堂沿阶而下时，见查良镛扶着走路不大方便的胡菊人，一步一步地关怀备至。很多年前，他们有过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外间传说，他们分手时有点过节。我想，过节不一定有；就算有吧，陆佑堂的石阶之后，也不可能再有了。心想，难道刘诗昆的劫后余音真的有那样的感染力？

 

吃自助餐时，我坐在刘诗昆的旁边；忍不住对他说；「今晚我听得清楚，你的琴音比克莱本（Van Cliburn）胜一筹，你当年（一九五八年）怎么会输给他的？」刘氏回答说：「那时我的技巧比他好，但感情却有所不及。我在文革之后才深深体会到感情是怎样的一回事！」

 

这几句话有深刻的哲理。惨无人道的事可以把人的感情粉碎，也可使一些机会主义者变得言不由衷。但对于百折不挠、生命力强的钢琴家，那不幸的往事，可以成为一种动力，使他深藏不露的真情实感在琴键上爆发出来。

 

今年一月，刘诗昆夫妇得到有关方面的协助，从国内来港定居。这是香港之幸。起码今后我们可以说，我们也有一个世界级的钢琴家了。刘诗昆今年五十一岁，来日方长。他应该还有二十五年的演奏生涯。虽然在弹奏慢曲时，他曾被打折过的右手有轻微的颤抖，但懂得欣赏音乐的人是不会计较这「小节」的。

 

写到这里，是凌晨三时了，书房外的风声若断若续。重阳节刚过，那应该是北风，天气快要转凉了。我呆了一阵，向窗外远眺，只见华富邨有些人家还亮着灯光。想起刘诗昆的经历，昔日读过的一首宋词——孙巨源的《河满子》——在脑中出现，我禁不住流下泪来。那首词是这样说的：

 

怅望浮生急景，凄凉宝瑟余音。楚客多情偏怨别，碧山远水登临。目送连天衰草，夜阑几处疏砧。
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常阴。天若有情天亦老，遥遥幽恨难禁。惆怅旧欢如梦，觉来无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