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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嶦:我所知道的溥仪

(2007-05-02 07: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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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

溥仪

分类: 口述历史

毓嶦:我所知道的溥仪

 

 除了听力稍差些外,反应敏捷、语速极快的毓嶦丝毫不像一位82岁的老人。曾采访过毓嶦的一位英国作家描述他“精力充沛、温和而又幽默”,“体现出了这个皇族勇于承受的精神,对于失去的地位、财产、封号,毫无怨言,为还能活下来而感恩”。曾经的显赫家世、与末代皇帝相伴二十年的特殊经历,特别是作为战犯的十年囹圄,而今都变成一种历尽沧桑后的豁达与淡定。

记者◎李菁

                           我的身世
  我和溥仪都是道光皇帝的后代,道光皇帝有七个儿子,继承皇位的咸丰是皇四子,被封为恭亲王的奕訢(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皇六子,皇七子醇亲王就是溥仪的祖父。所以从辈分讲,我是溥仪的下一辈,我们是叔侄关系。
  我1923年出生在大连。我们家怎么从北京“流落”到大连?这还有一个故事。当年咸丰赐给“恭亲王”奕訢一柄白虹刀,这把刀有点像现在常说的“尚方宝剑”的威力,可以先斩后奏。有人说这把刀曾杀过史可法,不过我至今还没找到过证据。白虹刀后来传到父亲溥伟手中。光绪临死前,让摄政王载沣杀掉袁世凯。父亲说,我可以用这把白虹刀杀袁世凯。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清朝内部一时犹豫,袁世凯没有杀成,反而做了大总统。父亲怕袁世凯报复,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岛又被日本占了,但在1922年还给了民国,既反对共和、又想复辟的父亲只好搬到了大连。
  我们在大连生活时,“满洲国”一年给父亲一万块钱的生活费,几乎等于平均一个月800多块大洋,生活肯定比普通人家过得充裕一些。但父亲以前是住在恭王府里的人,到了大连,还摆出王府的架子——很大的一个楼,这么一大口家,还有佣人、厨子、司机,父亲每月花几百块钱聘一个秘书帮他处理事情,家里的开支太大。
  当然,说起来北京的“恭王府”曾经是我们家的。后来有人问我,对恭王府“你家”有什么印象?我说我能有什么印象?!1957年我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放出来,人家溥仪是特赦回北京,到哪儿都有安排。我们放出来时,人家只给20块钱,问一句:“家在哪儿?”“北京。”给一张回北京的票就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住在什刹海附近的南关房,离恭王府非常近。那时候看恭王府,觉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吃饭还没着落呢!

              与溥仪在长春

  父亲是1936年去世的。依然按照前清王室规定,我带着三件传家宝——咸丰皇帝的密谕、大阅御用的紫宝石黄丝腰带和那把白虹刀,前往长春,追随溥仪。其实我到长春溥仪那儿念书,也是为了带出一张嘴,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我到了长春后,溥仪将我母亲和两个弟弟也接过去了,每个月还给一定的生活费。
  溥仪在长春办了个私塾,还是抱着复兴大清国的梦想,他想先培养出心腹,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来之后,到伪满军队里当官,这样伪满军队就成了他的嫡系。1937年我到长春时,私塾里有五个学生。除了汉语、数理化、历史课等,我来的第二年赶上开英语课,老师陈承翰是溥仪二妹夫的舅舅,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我们都是从ABCD开始学的,读的课本叫《New Crown》。学了两年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溥仪怕日本人说他亲美,就不让我们学英语了。
  私塾里有一堂特殊的课是溥仪亲自给上的,专讲雍正的上谕,因为溥仪最崇拜雍正皇帝,反对结党营私,溥仪本人就有些“谈党色变”,当时伪执政时期日本人就要成立“协和党”,溥仪就害怕听见“党”字,坚决反对,所以日本人把它改为“协和会”,虽然是换汤不换药,但溥仪就同意了。
溥仪也是个“三分钟热情”的人,那时他新买了打字机、油印机,想图个新鲜。他不会打字,宫府内的打字员正好是我们的远亲,溥仪就把他叫到缉熙楼上来看着他打字;溥仪用打字蜡纸在玻璃板上用复写笔抄的雍正上谕,再油印出来。溥仪也没长性,没讲几课,他就停了。
  溥仪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雍正的《朋党论》。学《朋党论》不能白学,要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绝不结党营私,怎么表示呢?就要人人互相监视,对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随时要向溥仪打小报告。我们几个学生其实都是同族宗亲,但到最后都变成了非公事不言,都怕给小报告;而我们这些学生,要对他无限忠诚,绝对不许说假话。后来有的学生年岁大了,结了婚,溥仪高兴了会问一句:“昨天回家和你媳妇……”学生也得如实回禀,不然就犯了欺君之罪。
  溥仪的疑心重。他可能听了很多传闻,比如汪精卫到日本治病后死在那里,吴佩孚也在日本治死了,溥仪听了,总是害怕日本人安窃听器或是害他。他那段时间比较苦闷烦躁,经常打我们出气。溥仪有一次得了痔疮,买了不少药,我那时还小,看到这种药很稀奇,随口说了句:“这药很像个枪弹!”这立即触动了溥仪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于是我狠狠挨了一顿板子。溥仪那时候没有生杀大权,我相信,如果有,他肯定把我拉出去毙了。皇上杀个人算什么呀?
  在溥仪身边“不胜小心”——他喜怒无常,你真的是没法小心。有一次溥仪有点感冒,发了点烧,要避风。你在他身边看报,翻过来看另外一版,就这点风,也能让他“龙颜大怒”:“你不知道我在避风吗?用报纸在我身边扇风,是不想让我快点好吧?”于是赶紧趴在地上请罪、磕头。
  以前我们对溥仪一概叫皇上,直到改造后才改口叫“大叔”。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提到了数百人,都用的真名实姓,但唯独我们三个“毓嶦”字辈的,他都给化了名,我在这本书里就是那个“小固”,至于为什么把我们“三小”用了化名,我还从来没有问过他。

             “溥仪不是同性恋”

  1937年初我到长春时,有一次溥仪在西花园东屋里举行家宴,他的弟、妹、妹夫们还有我们几个学生都参加了,我在这次家宴上第一次见到了“皇后”婉容:她特别瘦,脸上化了妆,烫了发,穿件绿色丝绒的花旗袍,旗袍的面料特软。
  那天吃的是西餐,我们只顾低头吃,也不敢乱看。溥仪向婉容介绍了我,说“这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如果论辈分,我和婉容的外祖父毓嶦朗是一辈。那时候婉容还可以出来参加宴会,溥仪的妹妹们有时也到她那边去。
  那时溥仪住的缉熙楼是一幢两边对称的二层建筑,西半部是“帝居”,东半部是“后居”,有点老死不往来的势头。婉容的饮食起居由几个女佣人伺候着,还有一个太监,也是个大烟鬼,他们住在东厢房,有时偶尔靠近了东半部,就能闻见由门缝里飘出来的鸦片烟味,混杂了屋子里的各种怪味,实在是熏死人!
  我第二次见婉容是在几年后的一天,我正随着溥仪上缉熙楼,刚上了一半,溥仪忽然朝对面一指,我一看,婉容正站在那边,蓬散着头发,穿着一件土黄色的睡袍,骨瘦如柴,满脸是鸦片烟灰的颜色,样子很是吓人。我也不敢多看,也不知溥仪作何感想。
  在伪满洲国最后一周的日子里,苏联的飞机天天晚上飞到长春空袭,每一次空袭警报后,溥仪就带着后来的“贵人”李玉琴钻进防空洞,却从来没有叫过“皇后”婉容,看来在他眼里早就没有这个妻子了。
  我想婉容的不幸,溥仪也有责任。关于溥仪,后来有很多传言,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溥仪不是同性恋。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他身体上的原因,其实写两个英文字母:ED,就明白了。
  在我去长春之前,曾听父亲讲过,有一年他去长春祝贺溥仪生日时,正好遇到溥仪生父——醇亲王载沣,还有其他从北京来的清廷遗老遗少们。他们当然谈到了皇嗣问题。清宫自同治皇帝以后就再没生过皇子,那时候溥仪也正是壮年,这些遗老遗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今上”了。那时大家都认为不生孩子的过错在女人,所以想让溥仪的父亲出面劝溥仪再娶一房。据我父亲说,王爷听了大家的请求之后,又摇头又摆手。“知子莫若父”,当时我父亲哪里知道溥仪的难言之隐呢!
  溥仪后来在长春又找了谭玉龄,谭玉龄在北京不过是个中学生,十七八岁,但我看见她时,烫着头发、丝袜、高跟鞋,穿着很讲究的旗袍,完全是一副少奶奶的模样。吃饭时,我们陪着溥仪,而谭玉龄由溥仪的妹妹们陪着,男女不同席。
  溥仪在回忆录里说谭玉龄的死,“对我至今还是个谜”,我倒觉得,谭玉龄究竟得的什么病才是个谜。很多人说谭玉龄的死是日本人害死的,我如果说谭玉龄不是被日本人所害,我也没有证据,但我可以这样说:如果谭玉龄不找日本医生治病,她当时的病情十有八九也要死。
  谭玉龄死后,吉冈安直一直张罗着给溥仪找日本女人。我那时在溥仪寝宫的桌子上,看到过一些女学生们的相片,都贴在一份“体检表”上,大概有20多份,但我也不敢正视,只能偷偷瞥一眼。
  过了一段时间,在原本为皇后设计的“同德殿”的二层,本来是空白,忽然摆上了一张双人床;有一天我从缉熙楼后门出来,见到穿着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就是往身上和脚底下喷石碳酸液,然后就去了同德殿。晚饭时,一个女佣向溥仪汇报“奴才小姐”今天如何如何;过了没多久,女佣汇报时,突然改口“奴才贵人”,我们明白,已经封李玉琴为贵人了。
  溥仪纳了新贵人,也没见他的生活有何变化,我好像也从来没见过他在李玉琴的同德殿留宿,而且也没有和李玉琴一起吃过饭。溥仪高兴的时候,偶尔也讲讲李玉琴,说她现在也学会消毒了,比如有个苍蝇落在手上,她马上就用酒精棉球擦擦。这当然是溥仪“言传身教”的结果了。
  不知为什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对李玉琴提得很少,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离婚的事也都删掉了。李玉琴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过溥仪两三次,最后一次是下定决心离婚而来的,管理所特别破例留她在管理所住一宿,想帮溥仪做最后的努力。但留宿的结果,恰恰相反,似乎更促成了李玉琴离婚的决心。她从1943年进了伪皇宫到1945年8月两年多的时间,我只见他们分楼而居,不知是否曾真的同床共枕过。也许在战犯管理所的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再见到李玉琴是20年后的事了。溥仪被特赦回北京后,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委员会委员。有一次已在长春图书馆工作的李玉琴来北京,想见溥仪。溥仪那时还没有结婚,李玉琴早就又结了婚,孩子也大了。怕单独见面不太合适,就把我和毓嵒找来作陪。
  那时候溥仪住在全国政协的宿舍里,我们陪着李玉琴去了。寒暄几句后,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和李玉琴坐在沙发上随便翻看画报,我突然想:这要在20年前,溥仪不把我打个半死才怪呢。

             “末代皇帝”的最后

  从1937年到长春,一直到1957年1月离开战犯管理所,我和溥仪一起整整20年。其中付出“十年铁窗”的代价,我这一辈子,算是为溥仪牺牲了。
  从抚顺回到北京,大家和溥仪见面,但叔侄关系平平。1961年初,溥仪到了全国政协,我那时在大兴一农场劳动,每个月公休四天,进城回家,有时就去政协找溥仪,那时也没有电话事先联系,好在他和我一样都是独身,倒也容易见面。
  大概是1961年年底,我有一次到政协去看溥仪,他正好要穿大衣外出。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去哪儿。他的街坊赵大爷也在屋里,对我说:“这人啊,要是一搞上对象,就和往常大不一样啦!你看,这么大冷的天,一早就往外跑。”我一下子明白怎么回事,赶紧告辞出来。后来听说溥仪和李淑贤结了婚,不过他也没邀请我。
  1963年,我结了婚。本来我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母亲还是告诉了溥仪。后来溥仪和李淑贤夫妇到我家贺喜,我也没见着。溥仪送了我一个铁皮暖瓶,上面印了一个古代美人,这在当时已算很讲究的了,因为一般的都是竹子套的。
  后来一个朋友到我家看到这个暖瓶,告诉我这是溥仪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但他嫌古代美人属于“四旧”,不太好,一直没用,又送给了我。看来溥仪的脑筋真是够“新潮”的!但我也没几个钱,“四旧”就“四旧”吧,裁了个红纸条写上“破旧立新”四个大字,贴到大美人身上,接着用。
  溥仪在“文革”中得了肾癌,手术切除了一个后没多久,另一个肾也出现了癌细胞,最后在60岁那年死于尿毒症。溥仪临死前也没得安生,他的那本《我的前半生》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发行量那么大,结果成了“大毒草”,他带着病还得批自己的“大毒草”。
  在长春,李玉琴的兄嫂被红卫兵打成了“皇亲国戚”。李玉琴为此专门带着她的嫂子和一名红卫兵,来到北京找溥仪,证明她的娘家在伪满时期不是皇亲国戚。那时候溥仪正在协和医院住院呢,但谁还关心这个“牛鬼蛇神”呢?李玉琴在她的回忆录里说,他们为了弄这个证明,在北京前后呆了80多天,也就是说把住院的溥仪给折腾了两个多月。
  溥仪死后,骨灰本来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一个姓张的老板在河北易县西陵附近买了块地,建了“华龙陵园”。经人介绍,张老板认识了李淑贤。不知怎么谈的条件,劝李淑贤把溥仪骨灰搬过去。盖了三个坟头,除了溥仪和李淑贤外,还有一个是为了葬谭玉龄。1995年1月26日这天,溥仪的骨灰下葬到这里。
  细心的人都能看出来,当时只有李淑贤一个人抱着骨灰盒,没有爱新觉罗家族的其他人前来送葬,因为大家都反对把溥仪的骨灰由八宝山移走。谭玉龄死后就停在长春的般若寺,抗战胜利后给火化了,把骨灰带回北京,放在溥修家中,等到溥仪回北京后,骨灰又交还给溥仪保存。溥仪结婚后不久,有一天李淑贤告诉他,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个穿白色长袍的女人。溥仪没办法,只好把骨灰交给毓嵣保管。“文革”后,毓嵣也被清出北京,他在房子的墙脚挖了个坑,把谭玉龄的骨灰暂时放在那儿。现在,谭的骨灰保存在长春伪皇宫里,不知将来在哪儿安葬。
  1997年,李淑贤也因癌症去世了。但她临死前,却说自己不想葬在溥仪那儿了。她说,溥仪生前给人当了半辈子傀儡,死后我不能再让他当招牌了,我的骨灰坚决不和溥仪葬在一起,我要去八宝山。现在他俩都走了,也没什么直系亲属,溥仪的身后事现在也只能就这样搁着,所以我给溥仪作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可怜秋月一茔孤。”
 
以上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3期
 
博文分类: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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