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舒晋瑜问

1，“我的思想感情像从西方文化传统里长出的植物，我把它掘出来栽到中国的土壤里，这株移载的植物就是我的作品。”为什么您对西方经典如此推崇？在您接触并受益的文学作品中，西方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分别占怎样的比例？能做一下比较吗？

残雪：中国文学10%，外国文学90%。从受益来说，西方经典文学最多，然后是俄罗斯经典文学。

2，“在手法上、写作的深层结构上，理念上都要全盘西化才能使中国文学前进”，这一说法也许会受到一些作家的质疑。您认为在中国文化里面受到的限制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残雪：我主要指的是文学理念应全盘向西方经典学习。我提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一个人性的文化，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学里面呢，也就没有西方的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也没有把人性作为一个最高理想去追求的作品。还是像鲁迅感到的吧，读中国书就沉下去，颓废，读外国书才会振奋，产生崇高感而要去干点什么。文学本来就是人学，把最普遍的人性撇开，用地域文化和风俗，以及浅层次的娱乐性、故事性来代替她，只能是倒退，产生一些榜样戏的翻版。

3，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著作的同时，您也关注国内当代作家的创作。您认为他们的写作是肤浅的，而自己是本质的写作。为什么？

残雪：我没有说国内的作品都是肤浅的，我只是说肤浅化是大的趋势。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不愿向西方经典文学学习。抱残守缺能有什么大的突破呢？挖空心思编故事而不触及灵魂是当前主流文学的特征。什么时候认识到人性的反省才是解放创造力的根本，我们的文学才会有救。这些我书里头都写到了。

4，像您这样直率、深刻、不留情面地批评文学界的作家，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但是，您不担心这样会失去文学界的朋友吗？比如格非、王安忆等人，他们的作品出版时，评论界可是相当重视。

残雪：我的批评是公对公的，没有任何私人杂念混在里头。众所周知，我不太和文坛的人来往，我是从作品出发去分析的。正因为我提到的那些人影响很大，我才觉得自己有必要讲出自己的看法——既作为内行的批评者，也作为一名特殊的读者。他们也可以反批评嘛。

5，受不同的文学土壤滋养，您认为自己早期的《黄泥街》、《山上的小屋》、《阿梅》、《旷野里》等作品，和同时期同类型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残雪：我的作品在早期就可以看出里头那个人性的原型，创作的过程便是人性的矛盾斗争发展的过程。每一篇作品如此，每一批作品如此，将20多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也是如此。其他类似作品里头，余华早期部分作品有这个内核，但他后来没意识到，所以没能坚持下来。

6，先锋作家们，比如余华、马原、格非、洪峰，似乎只有您还在坚守着先锋的姿态？

残雪：我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国内批评界归纳的那种“先锋”，他们仅仅是依据描写技法这种表面的东西作出划分。我将我这类文学称之为“新实验”。再说先锋后面有大部队，我的部队在哪里？

7，网上您有文章，认为中国文学缺乏幻想的传统。我不认同。从古到今，奇幻绝妙的作品太多了，屈原的《离骚》、四大名著……等等，哪一部作品都不缺乏幻想。这样的观点，您会觉得偏颇吗？

残雪：对于什么是文学幻想，我的看法同国内文学界并不一样。
在我看来，承认精神的独立性，承认人是因为有了精神才成其为人，是一个民族能形成文学幻想传统的根本。而幻想又必须有坚强的理性来维护她，才会延续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文学，既缺理性也缺幻想，因为这个文化和文学太世俗小气，太物质化，不能上升到人性。所以古代文学家来写文学，只能触景生情，不能无中生有；只能低姿态地发些感慨（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皇帝之下），不能义无反顾地追求那些纯精神的东西。几大名著也就那个样，不能将没有的东西说成有吧。

8，您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希望，很小。这种不乐观的评价，来自于什么原因？
残雪：我早说过了，来自于文学界的集体民族自恋，不肯向国外优秀文化文学学习。成天唱自己的赞歌，可又拿不出过硬的作品。

9，“压缩自己的世俗生活，退到只有两个人的世界”，您的这种生活状况，会影响自己的思路或者视野吗？

残雪：这样做的结果，是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当我排除了表面的干扰时，就能更执著于精神的东西，胸怀变得更开阔。我想所有从事艺术活动的人都会是这样。而我，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在这方面更走极端一点。文学界缺的不是到处跑的人，缺的是具有内省精神的艺术工作者。

10，《最后的情人》销量达3万册，文学界却鲜有评论。对于这种状况，您是怎么看待的？其实也许不止您，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受到评论家的关注。

残雪：这个情况同以前没什么区别，我很坦然。也许因为作品太超前，写评论的人还未产生。我的朋友近藤直子打算写评论，而且这本书的英译本版权一年多以前就卖给美国的一家出版社了。有这么多人欣赏，我感到欣慰。

11，《残雪文学观》之前，您还出版过一本残雪访谈录，将媒体的采访文章结集出版。我觉得，您一方面致力于个人化的纯文学写作，一方面却并不沉湎于书斋，而是尽力传播自己的观点，这与您所表达的“感觉到文学界某些权威对我的敌意”有关吗？

残雪：因为我的作品是超前的，观点也是崭新的，所以我感到有必要尽量传播。现在的大环境比过去好多了，但某些人思想上的守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只要不对他们路的东西，他们就看不惯，歧视。对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媒体是好东西，记者尤其需要。一些人之所以恨媒体，是因为媒体扰乱了他们心目中的文学界的秩序。

 12，您对于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研究与评论，是非常深入的，作家担当起评论家，您认为对自己的创作有何帮助或者意义？

残雪：我认为自己是可以做评论家的那种作家。我写的卡夫卡的评论，日、美两国的出版社和专家都认为是第一流的。创作是反省自己，评论同样是反省自己，只不过是通过别人提供的镜子而已。我通过多年的评论训练，更加坚定了搞创作的信心。作为现代艺术，评论与创作的界限正在逐渐重划，二者相互渗透，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多次提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