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重庆人熊良山1989年来沪工作，至今22年，起初每年春节乘轮船回家过年。1998年轮船停开后，一直到2010年12年的时间内，熊良山夫妇仅在2002年想孩子想到寝食难安时回家过了一次年，以至于2008年儿子来沪看望父母时，熊良山夫妇竟然认错了人。

这个样本让人唏嘘感叹。这一新闻让很多人看到了农民工返乡过春节的艰难，“常回家看看”的美好愿望，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而我还从中读到了中国几千万留守儿童的现实困境。

据《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2日报道，全国留守儿童的人数约为5800万，其中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超过4000万。目前，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总数的28.29%，也就是说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会有一个留守儿童。其中，0~5周岁农村留守幼儿约占全国农村同龄儿童的1/3，集中分布在中西部人口大省。据调查，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广东这7个省份的农村留守幼儿数量超过100万，学龄前留守儿童总和接近全国学龄前留守儿童总数的2/3。调查显示，80%以上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或由亲友临时监护。监护状况堪忧，易受意外伤害。

对于这些留守儿童，舆论呼吁外出打工的父母能时常关心孩子，常和孩子保持联系，多创造机会和孩子相聚，或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可说实在的，为人父母者，但凡他们有这个条件，都会那样做的，根本不用舆论去呼吁。

我们看到的是，对于大多数外出打工的农民兄弟来说，每一分钱都十分珍惜，恨不得一分掰成两分用。他们会尽量把钱去派最大的用场，而不做无谓的“浪费”。像这则新闻中的熊良山夫妇，就在做这样的盘算：最近几年他月收入两三千元，老婆月收入七八百元，每月房租200元，吃喝等生活费1000元，家里女儿上高中，月生活费要500元，学费一年减免一半也要1000元。儿子头几年上大学生活费加学费也是一大笔开支，除去这些就剩不下多少钱了。回一趟老家，夫妇俩路上火车加汽车路费要1000多元，就想着还不如省下来给孩子。

有人会认为，这还是他们不重视孩子，他们完全可以挤出路费钱，回家和孩子团聚，或者让孩子假期到城里来，只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这看得很重而已。站在城市人角度，这种思维可能是正确的，可是，如果能站在农民工的角度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在基本的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顾及情感，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

更令人感慨的是，熊良山夫妇在城市里的收入似乎并不特别低，两人加起来一个月有3000多元，而他们的日子却过得如此紧巴巴的，连过年回一趟家都难，这就是我国沉重的教育负担问题了。

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他们外出打工，就指望能赚点钱，能供孩子像城里人一样读书。而赚来的钱，除了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外，往往也就只能供孩子的学费(义务教育免学费之后，还有各种送孩子上培训班的费用、辅导资料费用)了。对于很多农民工而言，多年打工挣的钱，就是交给了交通部门和教育部门，并无法改善生活。

留守儿童问题中，凸显出中国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这一问题很难短期解决；也有我国教育机会不均衡和教育负担过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可以在短时期内，通过政府部门的努力去改变的，尤其是教育负担过重的问题，只要政府部门增加投入，降低非义务教育中学生承担的教育成本比例和数额，就可大大缓解所有家庭送子女读书的压力，也能很好地调整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特别是农村家庭。

以目前的大学学费标准计算，像熊良山这样的家庭，全年节省下来的钱有一半要用于支付一个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而在发达国家，学费标准的上限不超过国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的20%，这样才能保障教育支出不对其他正常生活产生挤出效应。

另外，如果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得农村教育质量提高，求学成本降低，那些为孩子上学赚钱的农民工，或许会另作打算，选择就在当地生活，这样，留守儿童的比例也可能大幅下降。

早在2006年，我国教育部门就曾表态，要核算高等教育成本，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但事过五年，高等教育成本还没有核算清楚，虽然，其间国家完善了助学贷款政策，但高昂的大学学费，还是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

除此之外，非义务的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也使不少家庭不堪重负。稍好一些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但在一些地区，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的情况也很严重，包括择校费、借读费和捐资助学费。

教育的本质是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加幸福，面对农民工被挤出的“幸福生活”，笔者以为，有关部门应积极作为，切实减轻教育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