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人员被挂牌公处。其中，因为索要被毁农田赔偿款未果进而聚众堵路的该区关家乡磨河村9名村民以“涉嫌妨害公务罪被立案侦察，并依法刑事拘留”。有网友爆料称“现场如批斗大会”，甚至附近学校的小学生也被要求“组织观看”。（中国经济周刊11月16日）

对于这条新闻，舆论已经围绕阻挠重点工程建设是不是犯罪，“挂牌公处”本身即侵权违法，以及组织小学生去观看是否合适，展开讨论。我尤其关注有关组织学生观看的议论，大多分析集中在让学生接受这种“普法教育”，其实是“反教育”，这当然有道理，而从教育管理角度看，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小学生可以“被要求”组织观看。

在分析这一问题前，不妨做一假设，倘若要求学校组织小学生观看的，是大家认为比较“有意义”的事，比如，某一大会的开幕式、某一重大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接受呢？

事实上，无论观看的对象是“表面有益，实质有害”，以及“从形式到内容都感觉有益”的事，政府部门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与，从本质上说，这都是政府部门越权干预学校办学。对于义务教育中小学，政府部门是举办者，但不能因为是举办者，就可以对学校的具体教育教学活动发号施令，学校应有足够的自主教育空间。上述政府部门要求学校调整正常的课程安排，组织学生在上课期间，去接受“教育”，不管政府部门做怎样的解释，有怎样的好心，都是逾越政府部门的职责范围，直接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对于政府部门的越权发号施令，学校、老师即便有不满，可却只有执行——哪怕明知这种教育形式，是不利于学生身心成长的，也必须贯彻落实，组织到位，否则就要受到批评，甚至处分；至于那些“有意义”的活动，学校、老师则更不敢有意见，这很有可能被领导“上纲上线”认定为是思想观点有问题。总之，总体而言，政府部门要求学校做什么，基本上是畅通无阻的。

教育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教育所处环境，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在以上“政府—学校—学生”的关系中，学生们习得的是遵守、服从、有道理得执行、没有道理也执行，也就是无理可讲，而真正让每个受教育者成为合格公民的教育，则需要受教育者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有对一切问题进行讨论、质疑的权利。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会懂得何为规则、法律，自己有怎样的权利，以及怎样维护自身合法的权利。

就政府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去参与某些活动来说，健康有序的“政府—学校—学生”关系，当是学校应听取并注重学生的意见，学校可以根据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自主利用某些机会进行教育活动，也可拒绝政府的“好意”，不仅如此，对于政府部门的“公处”做法，在公民教育中，学生们是可以就此展开讨论，进而向政府部门提出意见的。

类似于“公处”这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侵犯公民权益的违法做法，近年来不断上演，很难将其与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的“教育现实”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并没有推进公民社会的构建。这与我国教育中，缺失公民教育密切相关。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在《规划纲要》中，明确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要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学校关系，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从目前情况看，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领会《规划纲要》的意图，依然按照过去的管理思维管教育、办教育，而《规划纲要》也没有成为学校和师生拒绝政府部门越权管理学校、指挥办学的武器。对此，推进《教育规划纲要》落实的部门，不可无视其在现实中有成为一纸空文，被行政权力架空和消解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