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以来，浙江各地不少考生家长、中学老师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断向中国青年报举报浙江高考体育加分乱象。该报自7月15日相继刊发了《浙江高考体育加分为啥不敢光明正大》、《浙江高考体育加分运动员证书从天而降》等5篇报道，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以及浙江省领导的高度重视。但是，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省体育局监察室于7月19日从报社记者处调取相关线索与证据后，至今没有向社会公布涉嫌违规加分考生的核查与查处情况。（中国青年报8月6日）

这和去年媒体曝光浙江高考加分存有权势交易嫌疑之后，浙江省对加分考生名单的公示进行“瘦身”—— 以体育加分为例，公示只有报名序号、姓名、体育竞赛获奖者、加分值4项，而2008年公示的信息则包括姓名、性别、报名序号、地区、中学、具体体育项目、具体获奖赛事、竞赛级别(国家、省、市)、加分值——几乎完全一样：任你怎样曝光，我不调查，你能奈我何？

这是我国教育管理体系中的普遍问题，权力并不理会墙外的喧嚣，舆论监督你折腾你的，我安坐自己的位置，好处一点也不少拿。高考加分的调查如此，高校的学术不端处理也是如此。比如，关于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媒体的报道，已经4个多月，可是，当事的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不理不睬。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丑闻的处理程序能被开启，只有寄希望于内部的权力争斗、利益争斗——某个利益的相关者对当事人不满，发起要求调查；如果内部利益一致，那么，外面吵得再凶，也相安无事——也于是，近年来被处理的教育丑闻、学术不端，都被坊间理解为利益没摆平，是谁要搞倒谁。几乎每个被处理的当事者，都会拿出这一论调，来为自己鸣不平；而有的学校，还把这作为一条教训告诉教授们：要搞好“团结”与“和谐”，不要闹出纠纷来。

在公众的权利不被尊重的背景下，利益的博弈，显然只能在能参与利益博弈者之间，对某一事件的处理，就取决于这些利益博弈者博弈之后取得的“共识”。于高考加分而言，如果加分项目把权势阶层照顾周到，那么，其共识是十分明显的：不要调查、不要动这一块奶酪、能抗多久是多久。这就是加分项目如何越来越多，成为各地进行“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的重要原因——有权有势者都要摆平，所以都有相对应的加分项目。这同样也是加分项目难以取消的原因，纵使舆论天天炮轰，老百姓很是不满，但既得利益群体并不为所动，大家同心同德地筑起保卫长城。

要改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要建立尊重公众权利，让公众也参与博弈的教育决策与教育管理机制。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成立教育咨询委员会，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咨询论证，提高重大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加强教育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要“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引导社区和有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这就是要让公众参与教育决策和管理。然而，要推进这样的改革，并不容易，因为公众在这样的改革中仍是“宾语”，是被政府部门这个“主语”“让”的对象，如果政府部门“不让”，公众的权利表达与维护就没戏。

对于我一直关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有不少网友挪揄道：“看来 熊老师对《教育规划纲要》充满期待，而《教育规划纲要》在中国，只是传奇”。现实社会中一起起教育事件的演进过程，确实会让人产生《教育规划纲要》只是“传奇”之感。要让其不是“传奇”，就需针对每一起教育事件，采取符合《纲要》要求的处理方式。

于高考加分而言，眼下就需要建立两个基本制度。其一，公众参与决策的制度，由于事涉众多老百姓的基本利益，高考加分的存废应由公众决策，而不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其二，问责制度，对于加分中存在的丑闻，不能政府部门自证清白，或者“老子查儿子”，而应该由人大监督、问责，甚至引入司法程序调查、问责。这些基本制度如果不能建立，连小小的加分问题都尾大不掉，《教育规划纲要》的前景也就很难让公众有所期待，我国的教育就会被权势阶层的利益交易所玷污，难有光明的未来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