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划拨土地转让或改变用途必须经依法批准，土地出让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用所获收益抵偿债务。”这位负责人表示，一些高校为了解决债务问题打起了“土地”的主意，打算通过转让原划拨土地，获得土地收益用于偿还债务，对这种做法，国土资源部高度关注，一经发现，坚决制止。

国土资源部的此番言论，在此间被媒体认为是直接应对教育部今年9月对高校贷款开出通过校园置换方式偿还债务的“药方”的回应，并让高校贷款偿还问题再次升级。但教育部有关负责人随即回应，两部门的说法并不矛盾，高校土地置换也是向地方政府报批，按相关程序办理，并不是私自转让。

自从今年初高校贷款总额高达2000多亿元的情况被媒体报道之后，如何解决这巨大的贷款问题，成为了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今年9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谈了2000亿高校债务的成因，并指出了解决高校贷款的三大途径：加大财政投入；得到银行支持，将部分短期银行贷款转变为长期贷款；土地置换。周济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实际上，很多学校已经通过校园置换，已经把这部分债务偿还掉。”

教育部为高校解决贷款问题所支三招，第一招，取决于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第二招，取决于银行态度，只有第三招，高校才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因此，也被认为是最管用的偿还高校债务的办法。

但这最管用的偿还债务的方法，一直受到合法性的质疑。在国土资源部表态之前，对于高校将国家划拨教育土地、或者得到政策优惠以低于市场价格甚多的价格购买来的教育用地，转让出去获得收益，就有不少人士加以质疑。因为高校对于这些教育土地，只有使用权，根本没有处置权和收益权。如果高校拥有处置权和收益权，那么高校就无疑成了占据土地优势的房地产开发商，高校的圈地运动就会越演越烈。但是，质疑并没有起到作用，高校置换土地还债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脚步，有的甚至以经验形式加以介绍和推广，比如，浙江大学置换掉西湖边的老校区，获得17.6亿元的资金，解决了开发新校区的资金困难。

由此就说高校置换土地“非法”，显然过于不了解当前国情。按照法律，划拨土地转让或改变用途必须经依法批准，土地出让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教育部门和高校，不可能“擅自”去转让土地的。通常，学校会与政府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债务问题，并让某些地处黄金宝地的土地派更大的用场，在政府的支持下，学校转让土地、转变土地用途的申请，总会得到“依法批准”，也就符合了法律程序。而转让土地的钱，是直接进到学校账号，还是先进国库，再转到学校账号，也不过是履行程序而已。事实上，为了使这一切做得完全合法，通常土地转让的收益由政府所得，而动迁费则归学校所有——高校的老校区大多是国家划拨土地，但土地上的教室、实验室、食堂、宿舍、图书馆要搬到新校区，置换校园自然需要大笔动迁费，浙江大学置换老校区时，就炸掉了设计寿命100年却只使用了13年的高楼，校园置换总额为24.6亿元，经由杭州市财政统筹安排,拨给浙江大学17.6亿,杭州市政府获得7亿，这一置换被认为是政府、学校以及企业的“三赢”；高校获得的新校区，虽然免费或者低价，但开发新校区时，曾付给当地农民的动迁费以及大笔土地开发费，也由于如此才形成了巨额债务，因此，他们也有理由在转让土地时，获得动迁费和开发费补偿。

一切似乎显得合情合理合法，但问题是，如何确保一些地方政府“依法”批准高校转让土地？眼下，高校债务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高校持续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担忧，比如，吉林大学暴出贷款30亿元，每年需要偿还1.6亿元利息的丑闻，让大家产生大学是否会因为“债务危机”而破产的忧虑；一些高校由于需要偿还贷款利息，不得不采取压缩教育成本的方式节省办学费用，包括减少实验课、降低教师薪酬、大量聘请兼职教师、以实习的名义让学生自主到校外找单位实习一年，有的高校生均大学生培养成本仅为2000多元，不但只有全国平均生均成本1.4万元（估计）的20%，还远远低于一些发达地区生均小学生培养成本（有的发达地区生均小学生培养成本达到万元），无法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地方政府把解决高校贷款问题作为一项紧迫工作，甚至是政绩，也就会主动推动、批准高校的卖地方案。而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目前缺乏民意监督。

高校要解决债务问题，这没有错；政府帮助高校解决债务问题，也没有错。但是具体的解决方案，不但应该在高校内民主决策，还应该提交人大审批。只有尊重师生意见，经过人大讨论、投票通过的解决方案，才能保障政府批准高校转让土地的合法性。否则，就会把这种行为变为政府与高校的“共谋”，即便一时解决了高校的债务问题，却隐藏了其他问题，并引起社会舆论的更加不满。按照中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它用，因此，人大尤其是人大的教育专门委员会，对监督高校依法办学，责无旁贷。

从根本上说，高校贷款办学，本就是一个合法性值得怀疑的问题。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保证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作为非盈利的事业单位，高校其实无法通过经营收入来归还银行贷款，除非提高学费，或者利用教育资源进行经营，而这都违背教育的公益性以及教育的核心功能。我国高校之所以走上贷款办学道路，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投入不足，我国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未能达到法定的4%，2005年仅为2.82%，有专家指出，按2005年GDP183868亿元计算，如果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4%，增加的教育投入将为2000多亿，如果把这些新增的教育投入全部给高等教育，就可以解决所有高校的贷款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在本世纪初高校扩大规模同时，国家财政能按法定比例保证教育投入，高校就不可能形成巨额贷款。另一方面，高校过分注重规模的发展，并在政府的允许下，采取多种方式，包括银行融资金手段，筹措扩大学生规模、扩大校舍面积的资金，作出这一决策，主要依靠政府部门与高校领导，并没有充分听取民意、接受监督，没有提交人大审批，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与债务膨胀，由此被认为是教育行政化的结果。也正是由于如此，当今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发布专题报告，建议国家发行1000亿教育国债，以帮助高校解决巨额债务问题，以及教育部负责人提出增加国家财政投入来解决高校贷款问题时，得到的却是社会民众的反对，认为这是由老百姓来为教育的行政化发展买单。

要让中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必须走上依法治教的道路，这包括依法保障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依法实现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避免行政权力在没有监督、限制的环境中干涉教育的发展。处理高校贷款问题，我们应该吸取其中有关“合法性”的教训，而不能再走行政化解决的道路。如果高校在发展学校规模时，能进行校内民主决策，广泛听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并提交人大审批；如果高校能通过自主办学树立学校形象，建立更为灵活的教育资金获得机制，利用获得的社会捐赠，而不是银行贷款来发展学校规模；如果高校能建立透明的财务体系，确保资金的高效使用，加之国家不断提高教育投入，中国高等教育就不至于陷入债务危机，并走到卖地还钱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