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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需要“大国策”?

(2009-06-23 02: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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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

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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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政治

    前几日,一位朋友向我转述了一位专家的观点,大致是说,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崛起”,加上现在这一次,一共是九次“崛起”。我对这个观点持严重的保留态度。这个观点几乎就是随心所欲地对待历史,企图以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崛起”的“成功先例”,来说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这次“崛起”也一定会成功。专家的心意我能够理解,但是,用这种方式来为当前寻找依据,我觉得只会把人们的头脑搞糊涂。
    在我看来,崛起是在一群差不多实力的国家中间,或者在一群实力超过自己的国家中间,寻求快速发展,超越他人的过程。西方长期小国林立,“崛起”的概念容易存在,“崛起”的事实经常出现。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符合西方观念的“崛起”,只有当前这一次。历史上的中国,在可知的世界范围内,在各方面都是领先世界的。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所遭受的挫折,大多都是中国内部的原因造成的。用一个形象化的例子来说,历史上中国的挫折,大都是自己生病,而非被别人超过。而每一次中国自己生病或痊愈,前前后后,都是领先当时世界的。生病不过是中国慢一点,或者停下来,病愈则再次大幅度领先世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一次次阶段性的发展,都是开创性地领导世界新潮流,它并非是“崛起”,因为没有其他人在文化、科技、实力等综合性条件上超越中国,中国也就无所谓“崛起”。
    中国历史上有元朝这样的情况。但是,从蒙古人入主中原,到朱元璋恢复汉人政权,也不是“崛起”。详细不述。因此,说中国一共有九次崛起,对于理解历史和理解现实,都没多大的帮助。我看到有学者的文章说,“宋朝是和平崛起的典范”,这种歪解历史来图解今天的做法,实在有点可笑。宋朝之前的中国被谁欺负了?宋朝之前,有谁在制度、文化、商业、科技等诸多方面压倒过中国?因此,唐朝是领先世界,中间中国自己出了点问题,宋朝出现,继续大踏步领先世界,从唐朝到宋朝,中国不存在“崛起”的问题,只有如何领导世界的问题。虽然我不喜欢用“崛起”这个词,但是,中国真正面对所谓“崛起”,只有当前这一次。
    正因为如此,当前的中国才需要“大国策”。“大国策”的核心之一是“国”,也就是“国家”概念。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历史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大概只有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各个国家实力水平不一,谁都想当老大,彼此争斗不已。在国与国明显区分的情况下,五霸七雄,每个国家才需要“国策”。比方说,秦国原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小国,在几百年间,制定了明确的国家发展规划或计划,有明确的“国策”,例如,建立法制、废除井田、吸引人才、开放等级、奖励耕战、中央集权、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等等。一整套完整的国策,几代君主连续实施几百年,终于扫灭六国一统天下。
    但是,秦国的“国策”只是秦国的,而非全中国的。当中国统一后,“天下”的概念取代了你争我夺的“国家”概念。或者说,中国实现大一统社会后,“国家”的概念已不是那么强化,与今天的国家概念很不相同。只是在某些历史时期,比方说宋朝,“国家”概念才比较明显,所以才会有岳飞、文天祥这样令人震撼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天下”概念与“国家”概念相比,“天下”要求太平、和谐,“国家”要求力量、强大。虽然天下太平也需要力量来维护,但是,目的主次不一样。宋朝处理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天下”与“国家”之间摇摆不定,因而在“国策”问题上不是很成功,此处不多说。除了宋朝以外,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由于没有长期、强大的外来威胁,大致都不需要外部压力下的“国策”,也就谈不上什么“崛起”。
    如今的中国不得不进入全球性的春秋战国时代。五个常任理事国类似春秋五霸,联合国类似周朝软弱的中央政权,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类似挟天子以令诸侯,所谓诸侯就是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才需要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大国策”。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结束,大致来说,那段时间中国所需要的“国策”比较清晰简单。由于在那段时间里,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很弱,“国策”的中心几乎就是唯一的:向别人学习,赶紧使自己强大起来,否则,说话都没人理你。进入21世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很快走过了起步阶段,现在,中国在国际上说话,很多人都认真听了。那么,我们该说什么?怎么说?
    过去,中国由于太弱,说出来的话都很无力,被风吹到不知何处,我们只有先练内功。于是,对其他国家说什么、怎么说,我们可以不太在乎。现在,中国已经初步强大了,全世界无数的耳朵竖起来,等着听中国人说什么。那么,我们是目光短浅地走一步、看一步,还是运筹帷幄地施加我们的影响?显然,中国必须成为后者。要成为后者,就必须有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和具体规划,这就是“国策”。这个“大国策”与以前低水平发展阶段的“国策”不一样。就好比一个人度过了学生阶段,现在要进入社会工作了,个人的规划与学生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正在这样一个关键点上。
    中国的“大国策”不太容易在短时间里清晰起来,也不太容易很快在中国人中形成广泛共识。但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就有这样的意识,就开始着手这一探索。这个事情并不是政府特权,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和责任。要明确这样的“大国策”,需要我们在苦练内功的同时,对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保持密切追踪和深入了解,并且,还需要对我们自己的长处、短处有真切的认识,从而才能找到真正适合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
    真正的爱情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同一个人;理想的工作是:我想干的事和我能干的事,是同一件事。然而,这种状况并不是必然出现。对于中国这样摸索向前的国家来说,很可能“想干的事”和“能干的事”,并不是同一件事,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对于一个人来说,成功与否不在于他人的评价,而在于自我的评价。如果他经过努力,终于实现把“想干的事”和“能干的事”,变成同一件事,那么,他就是成功的。我相信,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这一天迟早也能做到。但是,在这一天实现之前,中国是否该认真地问一下自己:中国真正“想干的事”,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需要“大国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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