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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应该是活的

(2006-08-16 03:09:42)
分类: 历史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重读中国历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气,一些作家、学者也由此成为风云人物。稍早以前的有刘心武的《红楼梦》、秦可卿,然后又有易中天的三国,现在又有了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作家、学者这种重说历史的风潮,与社会各地“讲国学”、“孟母堂”等现象相映成趣,成为21世纪中国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动向,也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刘心武、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当年明月的情况还不太明朗,他自己说以前常写心理和经济方面的文章,似乎也不是历史专业的)。但是,他们同他们的拥趸、粉丝一样,都对中国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我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我本人也不是学历史的,我的一些文章发在自己的博客上后,也经常有人留言问我是不是学历史的。因为,我也对历史很感兴趣。而我发现,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更主要的是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繁荣和强大,文化上的自豪感也开始上升,广大的中国青年需要在文化自豪感上获得一个新的落脚点,而这个落脚点是传统的历史教学不能给与的,因此,刘心武、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便应运而生。
    说一点掉书袋的话。刘心武的“新红学”其实并不新,20世纪90年代,有一家霍氏兄弟姐妹(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都不是专业历史工作者,写了好几部关于红楼解密的书,其吸引人的程度决不亚于刘心武,甚至可以说刘心武有邯郸学步的嫌疑。然而,霍氏没有赶上好年代,运气不佳,那个年代,中国人唯一关心的就是发财,霍氏的4部大作,“养在深闺无人识”,让二十一世纪出现的刘心武“新红学”捡了个便宜。
    文化自豪感伴随经济发展而兴起的现象似乎是必然的。
    最近的例子是日本。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起,经济发展迅速,文化自豪感也同时出现。那个时候的日本媒体,几乎把世界上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拍了一遍,似乎要总结一下全世界的人类文明,就像他们豪情万丈地要买下美国一样。CCTV的两部《丝绸之路》都是与日本NHK合拍的,第一部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CCTV不明白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日本通过CCTV获得拍摄许可,CCTV通过日本获得资金,同样的素材双方编辑各自的版本。结果在日本NHK的《丝绸之路》版本中,他们把丝绸之路的起点说成是东京,中国只不过是路过一下。(补充:近来,韩国这种倾向也很明显,注册泡菜,注册端午节还要和中国争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等)
    稍远一点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曾经是一个文化沙漠,但是,美国经济发展后,对于他们自己短暂的历史非常爱护,甚至到了溺爱的地步。美国各式各样的纪念馆、博物馆很多,历史遗迹的保护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甚至把欧洲某些难以维护的古代建筑,整栋拆卸下来,运到美国,再严格按原样拼装起来,例如城堡、桥梁等。一张林肯睡过的极其普通的床,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卖到几十万美元。
    再远一点的例子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随着与东方的贸易和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在中世纪后,突然开始了财富的巨大增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给予了欧洲人极大的文化自豪感。
    上述几种现象同时可以看到,经济发展与文化自豪感的上升,相互促进,水涨船高,文化自豪感反过来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今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期。然而,中国的特殊历史又使得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个过程与上述国家和地区不尽相同。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因此,中国人寻找文化自豪感不用像日本那样编造历史,也不用像美国人那样拿着土疙瘩当宝贝,老祖宗的任何一点东西都足以让全世界惊叹了。尤其是我国在开放国门之后,看到很多我们原先并不当回事的东西,被发达国家视为宝贝的时候,我们有点如梦初醒的感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但是,中国的历史自鸦片战争以后被割断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被证明是错误的,没用的,因此,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文化的21世纪风潮中,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评论都出现了,有人叫好,有人批判。
    在21世纪中国人文化自豪感重新建立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看待自己曾经的历史?刘心武、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由于不是专业历史研究出身,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评价,都明显带有他们各自研究领域的色彩以及个人喜好的成分,从而也使得他们的历史解读展现出很多新意。这个特点与传统的、专业的历史研究是不同的。而我认为,跳开所谓正统的历史框架,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研读中国历史是完全有必要的,因此,从整体上,我非常赞成刘心武、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的做法。然而,“刘、易、当“等人重读中国历史的现象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却是令我担忧的。这种倾向就是用西方的文化标准来解读中国历史。
    这一倾向不仅在“刘、易、当“身上出现,再早一点出现的、至今仍然受欢迎的台湾的李敖也同样。由此,对于他们口中或笔下的中国历史存在不同的意见就很正常地会出现。在我个人来说,我虽然赞成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通过历史总结出来的某些观点是我严重不同意的。然而,很多反对意见我也觉得很无力,因为,最多的反对意见一般都是要求历史研究的严肃性,尤其是当你向年轻人解说历史的时候,“误人子弟”更是一个高悬的鞭子。
    中国有着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最丰富的历史。中国古代详尽的天文学记录甚至成为当今世界天文学最宝贵的财富。然而,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在今天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历史观里,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是活的,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为今天提供借鉴。换句话说,历史是一个民族最为丰富的经验总结。连当今大学生找工作都要求有实践经验,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经验当然也就非常重要。而历史的积累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中国人说,“不知道过去就不知道现在,更不知道未来”。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中国历史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把已经成形的历史记载重新写一遍,无非是用当下的需要,重新解读一遍历史,让历史的经验更好地为活着的人所用。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相对稳定,因此,在过去,这种借鉴历史经验的做法几乎是中国人最可靠的方法。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以前行之有效的借鉴历史经验的做法几乎被证明是毫无用处的,现代的中国人大多接受了一种西方的观点:历史是一门科学。这两种历史观是有区别的。西方所谓历史科学观以追求历史真相为主要任务,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以“以史鉴今”为主要目的。因此,西方的历史科学观基本上将历史视为解剖台上死的东西,而中国的历史观则始终将历史视为是活着的东西,是为今天服务的东西。
    刘心武、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重新解读历史的行为其实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历史观的。他们将历史视为一种依然有活力的东西,用不同于传统的角度重新解读,从而能够获得很多新的体验和领悟,而这种体验和领悟对于现实中的人们也是有用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在整体上毫不排斥他们的做法。
    在中国人一遍遍重新注释、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宋朝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相比,当时中国人的整体文化水平无疑是全世界最高的。也就是在那个年代,针对大众的通俗文化在中国首次出现,其代表就是话本小说。由于中国人对历史的偏爱,中国通俗文化中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题材,就是历史小说。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种历史小说的功能与正统文人对于历史的要求是一样的,也是要求对当下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只是针对的对象不同。学者的历史研究注重治国安邦,历史小说注重教化人民。因此,只要达到这个功能,历史小说中存在一些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现象,从来都是被中国人接受的。比如说《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根据历史史实,《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和周瑜的年龄是完全错误的。而在今天刘心武、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的作品中,他们基本上延续了中国历史小说的传统,为了揭示一个观念而按照自己的意愿,有选择地使用历史元素。这种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却遭到受过西方历史科学训练的专业历史工作者的批评。
    然而,我对于刘心武、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的保留意见在于,他们借鉴了中国传统让历史活起来的做法,却在使用西方死的标准对活的历史作评判。(也许这个说法打击面有点大,但至少易中天是很明确的)。然而,说到评判标准问题,我们也确实有点困难。照搬中国传统的标准明显不行,又没有新的标准,只好用西方的各种标准将就一下。因此,我在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的作品中,经常会发现他们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有标准总比没标准好,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所用的西方标准不能被彻底接受,才会催生一个新的、中国人能够接受的、现代的历史评判标准。
    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刘心武、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的作品属于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读物,这也是他们广受大众欢迎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拿专业历史研究的框框去要求他们,是没有意义的。而这种专业历史研究的框框更多地是来自被西方历史科学观洗脑后的历史学家们。
    然而,既然他们的作品是面对大众的,寓教于乐,让大众从中受到启发和借鉴的功能就不能没有,否则就纯粹成为张艺谋、陈凯歌、张国立等人的戏说,纯粹变成休闲娱乐,纯粹变成商业社会的畅销商品。如果我们被明确告知那只是娱乐,便不会对它严加挑剔。否则的话,我们就要对给与读者的是什么东西付起责任。从这个立场出发,换成一种什么角度解读历史,让历史给今天的人们以何种启示,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火爆异常的几位非专业历史解读者,还存在不少的欠缺。文化名人余秋雨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为此,我曾经狠狠地批了余秋雨几次。
    台湾的李敖是个历史科班出身的人。他也把历史搞活了,但是他的方向主要是用历史来评价当今政治。刘心武、易中天、当年明月在搞活历史这个问题上,同李敖是一致的,但是在方向上,与李敖有所不同。
    我相信,未来的中国社会,这样重新评价历史的现象必将越来越多,至少他们做到了用今天的年轻人能够理解的表述方式,很容易地获得历史的知识。然而,再重申一次,在这些历史知识的背后,我们希望让今天的年轻人接受怎样的新观念,则体现出每个解读历史者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历史不应该只是古董和摆设,它应该是菜场里的真实的菜。每个人都可以买回家,自己加以烹饪。但是,当你烹饪完了,端上桌的是什么,却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关键就在于你的烹饪技术和理念。
    (补充: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历史的评价标准不一定就是不好,只是非常复杂。我们可以看到,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现象中,解读者有时候使用文学标准,有时使用政治标准,有时使用宗教标准。而西方的各类标准还有各种流派,以文学为例,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等等,都在解读中国历史的现象中出现。同时,西方的政治标准和宗教标准也都很复杂,自相矛盾就在所难免。非专业人士重新解读历史的精彩之处和被诟病之处大致都在于此。例如,对于曹操、朱元璋的评价,依据西方五花八门的各种理论,可以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甚至还有可能说某个历史人物是精神病患者。换一种思路,换一种角度解读历史没什么不好,至少可以让我们开阔眼界。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同样要注意的是,不要简单地把这些重新解读的历史就当作绝对正确的,我们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同时,各种不同声音的出现,也有助于消除因解读者个人好恶所造成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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