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陈洪金先生的《危险的叙述与叙述的危险》一文后，搁在心里有那么两个问题——一是新中国的散文写作有典范模式吗？二是原生态的概念是什么？

“在不算太久远的二三十年前，散文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并且由几位散文作家在国内文坛上，用他们的作品，为散文创作从内容体现和形式展示上作出了具体的印证。杨朔、刘白羽、秦牧、峻青等新中国散文前辈，几乎成了国内散文写作的典范，供成千上万的散文写作者和散文阅读者模仿和膜拜。这样的格局，导致了人们对散文的理解与欣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固定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和审美层次上，散文，似乎就是几位前辈笔下的那个样子。”我不能认同这一说法，真正精美的散文在阅读者或写作者心里，是没有框架式格限止的。精美的散文能让人膜拜无可疑义，但是若能让人模仿的散文，本身就缺乏文本特有的个性，很难称之精美。能理解与能欣赏是两个不同的原则定位。笔者认为有一千个作者，就有一千种散文，各类的散文都有存在的理由，但都有统一的特点——散文就是各写自己的“情”，只能按自己思想所写，方可在多样化散文大家庭里占有一席之地。而被外界左右的，按其他人的想法写的文字别说是难为好散文的，连存活机遇都很少。一个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为了强调某一点而常常不由自主地，甚至于是挖空心思地“制造散文”，就不可能是一个好写手，至少写作动机渗有杂质，心绪过于浮躁。

“新时期的散文作家们终于从一个坚固的城堡里奔出来，四面都是还没有领略过的原野。这就是摆在当前散文界的一个事实。于是，我们才会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看到了很多与散文有关的名词，诸如：文化散文、行走散文、学者散文、小女子散文、后散文、原散文、新散文、原生态散文。这些命名，其中有一部分在上世纪初期就已经有人提过，更多的则是目前的散文作家们的自创。”以笔者认为，散文就是散文，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些给散文的冠帽自创，充其量是个人的一种愿望。如“文化散文”之说，就颇为不妥。因为凡是散文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的，强调这个散文叫文化散文，那个散文不是文化散文，毕竟是不合适的。不说这个提法合理与否，从我读过的那些特别调强为“文化散文”的，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卖弄文化。有些人读了某一本书，或看到了一个古代遗物，就自以为可以作文了，就有资格写“文化散文”了，但只是大量地引用资料进行感叹，资料多，感悟少，这倒也算是多少还沾有一点文化；而有些甚至连写作者自己都难以说清其“文化根”在哪里，东一句“孔子”，西一句“老子”，显得有多文化似的，纯粹是挂羊头买狗肉，糊弄读者，瞎扯！

“以原生态散文为例，它的提出者杨献平，是这样对原生态散文进行界定的：‘大地血脉与精神境界，人间烟火与众生关怀。’随后，他还说：‘以强烈的现场感和生活质感，乃至新颖自觉的表现方式方法，还散文以生活的传统、艺术的传统和贴近大地自然本质的传统。’通过对‘生活的传统、艺术的传统和贴近大地自然本质的传统’的理解，我们看到了便是一种回归意识，回归到一种‘自然’状态，这便是原生态散文的价值命题。”陈洪金先生在文中多次强调到“原生态散文”，并把“原生态”当作“回归自然”，实在有所不妥，至少是缺之依据。虽然我以前也曾这样默认过。但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尤其是对于陈先生在此文中所提到的，就不得不让我在心里打了问号，不得不引发我细想。

“原生态”这个合成词原用于自然科学里的，后被文艺界“借调”，出现了“原生态演唱”，可以说给散文冠帽“原生态”也是从自然科学上借鉴而新生的“文化名词”。那么这个“新生的文化名词”能不能成立呢？凭什么依据成立呢？我们不妨从解读“原”和“生态”来分析说话。“原”的汉语注解——“原”有四种注解，一是形容词，最初的，开始的；二归属副词，原来，本来；三还是形容词，是指没有加工过的；四是姓。“生态”的汉语注解:“生态”属性名词，是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注解来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辞海591页），也就是说“生态”是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原生态”即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最原始的东西，简单地说，原生态就是指没有任何人为加工过的自然原生物。那么笔者不得不试问，何种文学创作还能归属原生态？别说任何文学创作是不存在原生态的，即便硬要拉上曾与“原生态”有牵涉，那么有可能在创作过程中不经一丝人为加工变异吗？有变异有改进就得归属非“原生态”了，而无变异不改进又何称散文创作呢？由此而论，那么“原生态散文”能成立吗？岂不是扯淡？再之，“原生态”与“回归自然”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本就是两个互不相同的独立概念。

先不说“原生态”的概念，就算退到“回归自然”上来说。回归自然散文好不好？当然好！当下中国男女老少写作者纵横“驰骋”，可真正能称之踏踏实实为文而文，沉得住气的写字者又有几何？多数浮躁瞎扯，就如有的人刚学了一点素描基础，就自以为是徐悲鸿第二了。故而，时下的“回归自然”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并非是已有的结果。如果过于强调文本和自然同步，过于强调非选择和非雕饰，硬性把“自然”的东西照搬入文本中去，强调读者读到“原生态”，这与本真的自然是忤逆的，已不再是个人的某种愿望了。那样大张旗鼓且不尊重事实而瞎吹瞎扯“原生态”，就是过于强调非正常愿望，其实就是做作了。如明明是栽种的培植灵芝，硬说其是原生野生的，岂不是故意造假吗？中国有一个老词，叫做“中庸”。凡事开始的时候，总是革命的，总是反叛的，总是想“矫枉过正”，可是恰恰忘记了“矫枉”只是一种人为的手段，是为了“过正”这一愿望而营造的虚势氛围。说白了，就是为“愿望”所为所制所说的，用力得当的，也不存在接不接受，因为读者眼里看的，心里承认的，最终所接受的自然是以文为准。而用力过头了，虚的终究只是虚的。散文不可能因为是“新散文”归置与小说互混，散文也不可能因为是原生态而回归自然到日常应用文中。散文就是散文，散文只是个人的感情泄泻，不管是力求“新”，还是强调“原”，散文还是以“情”定位，用心写字，没有性情的文字自然与散文无缘。再折腾也是这个的结果。

陈洪金先生在《危险的叙述与叙述的危险》文中提到的那些写作者，笔者并非比先生陌生。他们都是踏踏实实写字人。如王开的《瓦屋下的皇族》，朱朝敏《时光终结》、《西湘是湘西的表述》，张利文的《四月：冗长的和琐碎的》，周伟的《乡间的和弦》，吴佳骏的《一头唯美与孤寂的毛驴》、《活着，是一笔债》，也果的《洗砚池街20号》，颜全飚的《闽地笔记》，吴昕孺的《白云厚自一身轻——雕刻萧军》，周闻道的《大海之语》、《追寻德里达的云》，桑麻的《心是苍青的岛屿》，崔东汇的《像柳树一样活着》等等，但是，以笔者对他们作品解读理解和对他们写作意境的了解，他们无论取什么素材，都一直在追索开放求新，没有一个是死守封闭在“原始”状态的。因为他们比我更懂得任何一种文学创作，离开了大胆创新的开放精神，而坚持封闭在原始中，不但没有创作意义，更是“死胡同”到底，没有出路。

散文文本历来是文学家族中“实实在在的掌门人”，是容不得谁都可以“冒名顶替”或是想另立门户就可以的。一个写字人，一个真正尊重文学的写字人，是不应该人为地制造“虚伪的创新”。其实，中国散文在历史上（前秦、宋元时期），确实有不同程度上的自然美、性灵美、朴素美，但是这些都离不开真正的精美散文的传统——开放精神作衬映，正是因为写作者能敞开胸怀和开放精神之真诚的笔录，所以有着相当深远的传统意义。而然，这样的开放精神与真诚胸怀早在唐宋年间已渐渐地接近中断……

最近我读了《诺贝尔文学奖名著》（获奖作品与作者简介及授奖评价、获奖感言）和《佛教与中国文学》，让我明白了不少为文之道。写字人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最具权威性的世界级文学大奖，自1901年起，至今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而中国也曾算得是文学大国，却始终与其无缘，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其实，诺贝尔文学奖的基本条件就是创新，或是有助于推动人类前进的理想，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可是，我们中国为什么就偏偏无缘？

每个写作者的成长，都是在坎坷中走向成熟的，我们心中的散文也是这样的，只是我们的写作心态是纯的，写作的动机是洁净的，为人之本性为善的，为文之品可称为上格的，那么在好多地方，在好多时候，在许许多多领域里，就是出现了犹不及的尴尬又有何妨？我们有什么不能坦然面对正是发展中的问题呢？故而笔者认为，一个踏踏实实的写字人修行养性是必要的，尊重事实是必须的，戒骄戒躁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