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伦敦见到戴维·洛奇纯属小概率事件。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当初在确定伦敦采访名单时第一个就想到了戴维·洛奇(David Lodge)——尽管有人告诉过我，洛奇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伯明翰度过的。要感谢“老伦敦”恺蒂提供了洛奇的邮件地址，也要感谢伦敦的某某机构恰巧在今年深秋安排了一场洛奇先生必须出席的派对。总而言之，当我敲响这位以《小世界》闻名的大作家在伦敦租的寓所大门时，心里确实在念叨:“这世界，果然是小的。”

    坐在洛奇的客厅里，我想起以前在某篇关于他的访谈中看到，洛奇很忌讳别人在文章里泄露他的地址，也不希望描述他的居室环境。我只能说，这不太像是个一年到头住不了几次的临时住所，它在细节上的一丝不苟，应该多少可以反映主人的真性情。我一边接过他递来的红茶，一边细细打量他:个子不高，算得上慈眉善目那一类，但不容易抓住特点；听力障碍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严重，至少，我没有发现助听器的痕迹。看得出来，这位71岁的老作家有的是应付媒体的经验，非但主动问我们需不需要录音、录音设备放哪里比较合适，而且干脆利落地许诺:假如在规定时间里没有问完所有的问题，敬请在电子邮件中追访。见我和同伴拿出两个MP3，他笑得脸上的皱纹全都舒展开。于是，我录下的第一句话就是:“嘿，这些玩意看上去可真够高科技的。”

    “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我现在就感受到了这种局限”

    黄:洛奇先生，听说您当年把小说处女作投到出版社时，有位编辑认为您很有才气，但是建议您不要匆忙出版，是否确有其事？时至今日，你是否仍然记得他们提出这项建议的具体理由？

    洛:对，没错。当时我18岁，还在念大学，那位编辑确实说过，他认为我很有前途，但是那本书没有到达他们期望的水准，他们希望我能再写一部小说。而我也确实写了，书名叫《电影观众》(PictureGoers)，那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不过我后来选择的是另一家出版社。至于处女作被拒绝的理由嘛，好像有个比较关键的人物说了什么话，说实在的我是记不得了，毕竟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啦。

    黄:那么，18岁那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写小说的？

    洛:我当时在大学里学习的是英语文学。从小我就对那些数学呀科技呀外语呀都不是那么在行，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可谓顺理成章。而一旦开始学习文学，想当作家的雄心就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不过，在英国，很多念文学的学生会写一点短篇小说或者诗歌什么的，但是写长篇小说的人很少。而我居然也走通了这条路，挺幸运的。

    黄:写了这么些年，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实现那个最初的目标，那个梦想？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遗憾？

    洛:好多作家都有那么点不容易满足的倾向，我的意思是，大多数人的野心总是比他们到头来真正成就的东西要多。至于我本人，这么说吧，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我的写作生涯:一方面，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既得到了文学声誉，也收获了可观印数，在全世界范围拥有广泛读者，好几部作品都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能同时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比起英国大多数小说家来，我当得起这“幸运”二字。不过，另一方面，每个作家都有局限，经历方面的，能力方面的，我现在就感受到了这种局限。但也正是这局限在推动人进步吧。总体上讲，回首这些年的写作，我还是颇感欣慰的。尽管早期的那些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怎么让我满意的。

    黄:那么，你觉得在自己的整个文学生涯里，哪部作品称得上是“里程碑”，或者“分水岭”？哪一部是你最喜欢的？

    洛:用一个俗套的比喻，作品就是作家的孩子，你没法说自己最喜欢哪一个。我只能同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对于《换位》有比较特殊的感情，因为那对我是一个突破，是我第一次既在商业上也在批评界获得成功。而在《小世界》的写作过程中，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游戏”，达到了我所预想的效果，我想我现在是肯定写不出这么好玩的作品啦。而《好工作》让我很为自己骄傲，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对我全新的领域，而我在此之前是对那个领域一无所知的。为了写这个故事，我做了不少调查，而且书中的一半篇幅我都是从女性的视角写的，这一点应该算是这本书比较突出的地方……呵呵，我对于每一本书都挺宠爱，只是角度不同。

    “你本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你在小说里描写时就会显得越荒谬”

    黄: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家长情结”，那么，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具体讨论一下这些小说中的细节。现在我想先插一个好多学者都关心的问题:在文学界，您的身份决不仅仅是小说家，您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影响力，都不亚于您的小说。但是我们都有个疑惑，这两个方面其实常常是互相冲突的，因而有那么几个作家——比如A.S.拜厄特，最后就完全放弃文学研究而专事写作。那么，您是怎么做到让两者之间的冲突尽可能调和的呢？它们互相之间有没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

    洛:我在这两方面同时努力，首先是一种需要。光靠非虚构写作谋生是不够的，经济上似乎也不容许。我们这一代有相当数量的作家也采取跟我一样的方式。我在写作的同时还任教，这也就为撰写文学理论作品提供了充要条件。但是，这又不仅仅是一个与钱有关的问题，我一直很喜欢教书，喜欢搞研究，所以一直尝试着让这两种文体平行发展。确实有人因为无法忍受它们之间的冲突而选择了其中一项，但是我倒觉得它们也都能帮得上对方的忙。比如说，正因为我本人也写小说，很清楚写小说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从事批评时就客观得多；而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对于小说在技巧层面的知识比较熟悉，我也知道别人可能会怎么分析它，这样我自己写小说时就更善于自我反省。不过，话说回来，冲突肯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社会心理方面。也就是教授和小说家这两种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你本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你在小说里入木三分地描写自己本行业时就会显得越荒谬。在此过程中，我确实感觉到自己经受着某种人格的分裂。前一分钟我还是学校里受人尊敬的教授，严肃地分析文学理论，后一分钟我就要在小说里对学术圈冷嘲热讽，这样真的很难。学生们都知道我的小说，但我决不会在课堂上分析这些小说，所以我在自己的学校里从来没有教过写作课。幸运的是，当我承受这些困扰的能力达到极限时，我终于可以从学校里退休了。这真的让我松了口气。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我想我还是更喜欢具有创造性的写作。教学经常需要重复，而写作，永远是新的。

    “当下英国社会，越来越接近于美国式的生活富足、消费至上”

    黄:在中国，喜欢您作品的读者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圈里，也就是所谓“高眉”阶层。您觉得英国的情形有什么两样吗？

    洛:不太一样。我确实是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写作的，那些整天玩填字游戏的人大概不会对《小世界》感兴趣。但在英国，我的这些读者似乎不能概括为“知识分子”。当然，也许他们大部分上过大学。你知道，在英国，所谓“文学小说”和“娱乐小说”的界限是相当森严的，所以那些拿起文学小说的读者，肯定不会怀着单纯寻求娱乐刺激的阅读期待，所以他们一般是受过教育的，但我想，那个门槛应该会比你说的中国读者低一点。我猜，中国读者因为相对不那么熟悉英国的社会现状，所以喜欢我作品的读者需要具备足够多的这方面的背景知识，需要足够的理解力去跨越文化障碍……说实话，我自己就挺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黄:在中国，也有不少大学生喜欢您的作品。

    洛:对，我确实听说我在国外的读者里有很多大学生。我想可能他们是受了老师的影响。教师比较能够认同《小世界》这样的小说，而且他们也熟读我的文学理论作品，所以他们就喜欢在课堂上分析我的小说。在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有这样的现象。黄:说到您这些年在知识圈的影响，也许有一件事情您会很有兴趣知道:您在上世纪70年代写下的一些文章，其中有不少句子被收进了中国最权威的双语词典——《英汉大词典》，作为我们学习英语的规范例句。

    洛:真的吗？哈哈，我自己也可以提供一个滑稽的小故事。英国有一部著名的词典叫《柯林斯cobuild　词典》，他们有个很大的词库，其中也用到了我的小说。有一回，我自己在写文章时想用一个短语ringoff(即掐断电话)，突然又觉得满腹狐疑，吃不准这个短语用得到底对不对。于是我拿起《柯林斯cobuild　词典》，赫然发现这个短语后面所跟的例句居然引自我本人写的小说《换位》。当时我大吃一惊，心里想，糟了，也许我把整个世界都给误导了。

    黄:既然说到《换位》，我们就不能不说到美国。我们都知道，《换位》之所以诞生，是因为您两度作为交换学者旅居美国，我甚至在某些文章中看到，别人论述您的作品具有浓重的“美国情结”。您能不能简略比较一下英美两国当代文学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别真的像《换位》里那样戏剧化吗？

    洛:从现在的眼光看，《换位》已经成了一部历史小说，它只能反映六七十年代的状况，如今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发生了有很多变化。先说文学。就六七十年代而言，当时的英国小说似乎远远不如美国小说那么有趣，那么生机盎然、雄心勃勃，那段日子正是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约翰·巴斯们不断涌现的时候。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英国小说家都得承认，我们受到的启发更多地来自于美国而非本土。但是，到了80年代以后，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文学赶上来了，风格更多元，特别是此时出现了大量后殖民小说家，使得英国文学呈现出多种文化融合的繁荣景象，比如我们都熟悉的萨尔曼·拉什迪、石黑一雄，等等。再说日常生活，我可以谈一谈在《换位》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教育体制。我想这种对比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英国的学校已经大量采用了原来通行于美国的模块式课程体制，从而使得学术界的职业竞争与美国一样激烈。而当下的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越来越接近于美国式的生活富足、消费至上。

    “虽然我写过不少婚外情，但我本人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

    黄:您是否介意谈论一下您的家庭和日常生活？这些部分对您的文学生涯是否产生过比较显著的影响？

    洛:我不介意。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将生活中的痕迹带入作品，但我相当敏感，尽可能避免作品对家庭成员和朋友造成伤害。对于那些简单地将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对号入座的说法，我一般都是坚决否认的。大概只有一个例外，《换位》里的莫里斯·扎普的原型是我的朋友斯坦利·费舍，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他自己好像也挺为此而骄傲。哈哈。说到我的家庭，我只能简略提几句。我的婚姻美满，从一而终，虽然我写过不少婚外情、性冒险，但我本人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我的妻子当了很多年的教师，她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不是那种概念化的充当作家秘书和内勤的妻子。她有她自己事业和生活，在艺术方面有专长。我有三个孩子:长女是个生物学家，我们过了很久才弄清楚，她在科学上的天分要高于对文字的兴趣，这一点很让我们意外；长子是个律师，他同样是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才决定了自己的职业归宿。我们总共有三个孙儿孙女。他们的住所都离我很近，因而我们的联系很紧密。我的小儿子先天患有唐氏综合征，虽然他的残疾不是很严重，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仍然需要长期的照看……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件事对我们当然是一桩不幸。他现在过得不错，在社区的一家工厂里上班，他很喜欢007和利物浦足球队。情况不算太糟，不过，回顾这一生的经历，大概这可以算是我碰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尤其对我的妻子影响很大。她不得不将自己的教学从全职改为兼职……生活就是这样，对吗？

    (“卢密奇学院三部曲”《换位》《好工作》《作者，作者》［英］戴维·洛奇/著张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关于作者

    作为2007年最重要的外国文学出版项目，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隆重推出英国当代最有影响的讽刺小说家戴维·洛奇作品系列。其中经典名著《小世界》有西方《围城》之誉；《作者，作者》是洛奇最新的传记体小说，也是第一次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换位》是“卢密奇学院三部曲”开篇之作，获霍桑登奖和约克郡邮报小说大奖，对当代美国学术交换活动做了调侃式反映；《好工作》是“三部曲”的终结篇，获星期日快报年度最佳图书奖和布克奖提名。

    戴维·洛奇，1935年出生于伦敦，早年就读于伦敦大学，是伯明翰大学博士、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以文学贡献获得不列颠帝国勋章和法国文艺骑士勋章。从1960年起，洛奇执教于伯明翰大学英语系，1987年退职从事创作，兼伯明翰大学现代英国文学荣誉教授。

　　　　　　　你那边几点？

　　戴维·洛奇在小说《换位》的开头安排两位交换教职的文学教授在空中擦肩而过，两架分别驶往美国和英国的飞机在浩淼夜空里匆匆打了个照面，“他们的轨迹在转动的地球上那一个静点相交”，然后便兀自进入了一个新的时空。看到积家表(Jaeger-LeCoulter)Master Tourbillon本地时间 ／第二时区的显示功能时，忽然想到了这一段。小说家的浪漫想像到了制表商那里，变成了实用功能和技术指数，这一功能把当地时间同第二个时区的时间表述在同一个表盘上，先不谈技术有多高明，也暂且不说有多实用，这样的安排倒是颇能引起诸多遐想。偷得蔡导演的电影名来概括也觉得贴切得紧，尽管表的硬朗、工业同电影赋予时间的柔软诗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美感。

对于美感，积家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不是赶时髦的那款，甚至看起来有点保守，强调工艺，简单大气的设计和严谨可靠的形象，每款表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测试才能推出。这次推出的直径为41.5毫米经典表壳造型的Master Tourbillon包括了限量三百枚的铂金款，以及玫瑰金款和精钢款，无论倒角修饰、螺旋雕饰、磨光圆纹，还是抛光修饰等细节都一一关照，尽心雕琢。不过整个表看上去并不扎眼，是非得细细研究才体会出其中的用心。蓝宝石水晶的表底盖，澄澈、通透，可以让复杂的机芯结构得到完全的表现。陀飞轮框架只重0.28克，用的是质地轻盈但加工起来也颇见功力的钛合金。

虽然不那么时尚，其实积家表的很多设计还是值得炫耀，经典的Reverso系列，矩形表盘，可翻转的表面，背面的机芯结构看得一清二楚，更早的时候那些佩戴Reverso的名流、贵族们还会在背面刻上诸如姓名、徽章，或者个人中意的图样或者珠宝之类，让表变得更私人化，看多了欧美小说就知道这是上流社会最喜欢的方式，精致、含蓄，藏在骨子里的奢侈，不像爆发户似的披金戴银的面子功夫。

在谈到这次的Master Tourbillon时，积家产品总监Michel Beziat忍不住走到广告前面，指着上面表的大幅海报详细介绍——这也是这款新表最值得一提的一点设计，无论从工艺的角度还是单纯从外观来讲——表盘外圈上依序排列有一到三十一的日期，通过中央第三根末端为分叉造型的日期指针指示，这显示的是本地时间；表盘下方可以看到有7天宽度的陀飞轮装置，为了不让指示针遮挡住关键的陀飞轮，设计师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日期从十五日和十六日之间划分开来。每逢月中，日期指针会在仅仅数个小时之内加速完成日期的转换，让拥有这款表的人第二天醒来，就能够看到正确的日期显示。圆表盘的Master系列在积家的几个系列表款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次新推出的Master Tourbillon的双时区显示的功能显然非常适合那些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空中飞人。Beziat先生说来到中国让他们也颇感兴奋，“就像你问的这些问题，现在中国人很愿意去了解一个品牌的历史，它背后的文化和故事，每一款表是怎样设计和生产出来的。”

制表业发展到今天，在几厘米见方的空间里进行技术的革新，真是难为了制表商和设计师，不过这也正是乐趣所在，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计时工具的功能，很多工艺和设计让人叹为观止，犹如魔法。像积家为之骄傲的空气钟，完全利用温度变化时产生的微弱能量来驱动钟的运转，几十只空气钟的能量积聚在一起都点不亮一盏15瓦的灯泡。很难说这种发明有多大的实际功用，不过也正是在这种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背后隐藏着的不肯停歇的创造的驱动力，让这个古老的行业保持了难能可贵的青春。

Master Tourbillon功能显示：

“可双向快速调校的独立式本地时间显示（目的地时间）”

与本地时间同步的指针式日期显示

“日期可前后双向调校”

24小时第二时区时间显示

“分钟”具有秒针显示的陀飞轮

（郭娟／文）

青年参考：羞辱游戏

　　　巫堂夜读巫马期

　　闻知法国哲人德里达辞世，忽然想起戴维·洛奇的小说《小世界》来，里面有段情节：意大利女教授弗尔维娅·莫加纳与美国男教授莫里斯·扎普在飞机上相遇，谈起当时(1979年)的学术热点，“现在是德里达，”弗尔维娅说，“人人都在读德里达。美国简直为解构主义发狂了。为什么这样？”莫里斯回答：“这是一种刺激——所剩惟一的智力颤栗，就像锯断你坐着的树枝。”读到这段有意思的对话是在1993年，如今也过去10多年了。

　　说起《小世界》，又想起里面提到英国文学教授菲力浦·史沃娄曾发明一种名为“羞辱”的客厅游戏，结果霍华德· 林鲍姆先生成为该游戏的受害者，具体情形如何，小说并没有谈，因为“羞辱游戏”发生在洛奇的另一部小说《换位》里，《小世界》是《换位》的续篇。我猜想，这种游戏大概近于近年流行的“说真话与大冒险”之类东西吧？后来找来《换位》一看，这个游戏还真的跟“说真话与大冒险”有点儿关系，不过菲力浦是个学者，他设计的游戏，还是免不了在学问方面做文章。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每个人说出一本自己没有读过的名著，其他参加游戏的每有一个人读过这本书，叫出书名的人就得一分。明白要点了吧？游戏者得通过羞辱自己来获胜，它与“说真话与大冒险”相似的地方也在这里：你得先“说真话”，暴露自己学养方面的缺陷，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可能是个“大冒险”。霍华德·林鲍姆的遭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一次大学英文系教员的聚会上，菲力浦又推出这个游戏，“结果这成了一个十分轰动的夜晚”。年轻的助教霍华德 ·林鲍姆一开始没太懂这个游戏，因为他既有想成功的强烈欲望，又深怕被人认为没有教养，而“羞辱游戏”使他这两种思想互相冲突，他承受不了这样的二律背反。第一轮他叫了一本没什么名气的18世纪著作，结果当然得分最后一名，他于是生气了，拒绝玩第二轮，但又关注地看别人怎么玩。此时系主任卢克·霍根叫了弥尔顿的《复乐园》，这虽然不是他的研究范围，但想想一个从未读过《复乐园》的人却能当上英文系主任，在座的人不能不有所触动。

　　霍华德意识到卢克说的是实话，脸色变得苍白，手指绞缠餐巾。第三轮开始后，他突然猛地在桌上砸了一拳，喊道： “《哈姆莱特》！”人们都笑了，没有谁信他，想想看，这不就像一个中文系教师承认自己从未看过《红楼梦》或《阿Q正传》么？但霍华德坚持说他从没读过《哈姆莱特》原文，只承认看过劳伦斯·奥立弗主演的电影。有人暗示他在撒谎，霍华德大怒，庄严发誓他决没有读过那部剧作。怀疑者只好向他道歉。然后他拂袖而去。“羞辱游戏”的后果不止于此：3天后，霍华德出人意料地没能通过考评，丢掉了工作。人们普遍猜测，这是因为英文系不敢聘用一个公开承认没有读过《哈姆莱特》的人。

　　马克·吐温还是谁不是说过么：“所谓名著，就是大家都认为应该读而都没有读的东西。”假如中国的学者们也来玩这个游戏，又假如大家都像霍华德那样较真儿，不知道会玩出什么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