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多名警察遭到凶手报复无辜致命。

7月1日，事发上海闸北公安分局的这起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恶性袭警事件，让人震惊之余，难免让人产生一些联想。

从媒体传达的关于凶手行凶动机的点滴报道看，杨姓男子是出于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闸北分局依法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丧心病狂地实施了行凶犯罪。

报道同时称，凶手因为出身单亲家庭，未对女性民警采取暴力。这个信息可以表明，罪犯还有怜悯女性的天性，可惜报复之心让他走入了死胡同。

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初为何一个涉嫌偷盗自行车的寻常案件，为何引来罪犯如此大的杀机？那个案子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让罪犯埋下如此仇视警察的种子？

我想做一些假设：如果在处理8个月前的那个偷盗案时，凶手是被冤枉的，他会很不满意警察的工作，但警察对他这个嫌疑犯的审查是依法办事，他应该积极配合。是否因为他不积极配合警察审查而遭致某种强制性依法处理方式？我不便妄下断语，但能让一个人产生严重报复心理直至采取行动，一定是积怨过深。那如果杨姓男子真的偷盗了自行车，他那么理亏，就不会迁怒于警察了，反过来说，如果杨姓男子没有偷盗自行车，却受到了在他看来非正常的审查，他可能就觉得太冤屈，复仇的火焰很可能无时无刻不在他内心燃烧。最终，酿成如此惨案。

当以上的假设有一定的可能性或者就是存在的事实，那么，这个恶性袭警案至少带给我们以下几点思考：

一是警察的办案方式方法仍然需要改进，罪犯是不愿意跟警察打交道的，罪犯当然怕坐牢，但要是坐牢，他断不会觉得冤枉。而嫌疑犯（未确定犯罪，或者最后的结论根本无罪）就不一样，他除了担心有可能被冤枉，还有一个以怎样的颜面见人的问题，这里有心理压力与情绪反弹，弄不好，内心的压抑变成扭曲，演变成仇视并不奇怪。就杨某行凶事件而言，如果警察当初在办案时，更慎重更理性一些，让杨某觉得警察没有冤枉他，或者对他的态度保持了节制，也许杨某的仇恨不会导致出今天这样一个结果；

二是警察除了打击罪犯，是否还有一个责任，那就是对自己的办案后果给予一定的善后处理。即使是真正的罪犯，当他受到法律严惩前后，心理上的干预也是警察应该全程参与进去的一个环节。并不是严禁行刑逼供、搞屈打成招造成严重后果的也作犯罪论定那么简单的，而是警察当用理解人性的一面，对相关嫌疑人进行必要的心理纠偏，造成冤屈的仅仅做出道歉之类的或许完全解决不了问题，唯有适当的心理抚慰才能从一定程度上对警方的自身责任予以消减，直至对隐藏于心的矛盾进行必要的疏导与化解。如此，很多的心结都不会根深蒂固地在某个时刻发酵，也不会有可怕的后果产生。

我没有为杨某的疯狂行为辩护的心理动机，杨某必须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但对于无辜的警察，我想说，其实，办案除了心细胆大，依法执行公务，还要有足够的心理判断能力，这种能力不只是给罪犯以审查，也有心理安抚机制的介入，即无论他有罪无罪，事前事后，警察都当为他们做心理分析，让有罪的人甘愿伏法，而无罪的人当警察对他的审查不过是一场可以原谅的误会。

如此，警察与罪犯的诸多恩怨想必可以小一些，悲剧隐患也可以更少一些。

愿死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