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发展经济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社会公众的收入分配就应该称为“切分蛋糕”。做“蛋糕”不易，分“蛋糕”更难。我们常说，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其实质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中国国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动作的迅速与力度来源于问题的严重与急切。人们对收入分配的改革之所以翘首以待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收入分配上的矛盾积累已到了“破茧而出”的程度，不能有效地化解这一矛盾，不但“改革成果全社会共享”的基本目标难以实现，就是和谐健康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社会安定之大敌、劲敌。二是自去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己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倒逼”到必须尽早确立以内需为主要动力的增长模式上。而这种由内需拉动特别是城乡居民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很显然，只能是国民收入分配上的相对合理。否则，如果人数众多又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中低收入阶层缺乏消费能力，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国民收入的基本合理、又怎样才能在保特多种分配要素、不损害经济效益、不重归平均主义大锅

    《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在观众中反响十分强烈，媒体对该剧也是赞许有加。一家平日以财经述评为主的著名杂志竟会不惜用近一半的篇幅来刊载对这部电视剧演员们的采访。

    近几年，中国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历史性题材的作品，这类题材的电视剧受到中国观众的追捧也并非自今日始。从《走向共和》《长征》《延安颂》到《历史的天空》《亮剑》直至不久前还在热播的《潜能》，几乎都有着不俗的收视率。被又多又滥的亲情戏、爱情戏、武打戏以及完全是胡诌的古装戏弄得倒了胃口的中国受众，似乎在这一片种中又找到新的欣赏目标、新的情感释放和精神寄托。如果我的估计没有太大偏差，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还会有一段繁荣期，它们将大量涌现在今后几年的中国银幕和荧屏上。而中国影视界的那些知名不知名的艺术家们也会“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历史题材的创作之中。实际上，这种现像并不仅仅是为了适应文化市场的需要，也包含着有良知的艺术家们自身精神的追求、升华和自我净化。

    说起来，文（学）、史（学）、哲（学）不分家，从来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四部最著名的古典文

今年29岁的周森锋担任了湖北宜城市新一任市长，引起舆论关注。有的要查他的背景，看此人是否有受贿卖官或裙带谋私之嫌。有的十分乐观，认为此事开创了新时代，称“具有可复制性”，是大势所趋。

其实，这件事完全没有可比性也没有普遍性，因此不具可复制性。原因是：一、周的当选不是通过与全市选民面对面（包括电视特别是互联网面对面）交流而获得认知和承认的，与一个不大城市的城乡选民有一定的疏离感。二、周出任市长后，市政府主要成员的构成上是否有主要决定权。如果没有，责任政府从何而来？三、周的任期届满后，如果不再连选连任，是否要“退”回到担任市长之前的职务级别，还是从这次任市长开始，便从此登上宝座，永远享有至少是同等级别的各类待遇？

这是中国干部制度、体制上的问题，也是用人制度面临的重大改革问题。不解决这些，周森锋就是个例。29岁的周是幸运的，但这不是“中国梦”。

    仅三十八年的时间，就从一个仅有五十多人的在野小党“变”成了一个领导着有数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执政党。而且这个“变”的过程，并不是在议会大厅、不是在讲演街头，而是在血雨腥风、在炮火硝烟中得以实现。应该说，那段历史本身就是一段奇迹。即然是奇迹，当然也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有奇人更有奇事。奇，说到底就是非比寻常、匪夷所思。

    遗憾的是，在以往呆板的党史教科书中，包括被许多条条框框束缚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这些非比寻常、匪夷所思的真实传奇却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正是因为这样，当描写白区秘密战线的电视剧《潜伏》播出后，人们会感到很吃惊。而当《人间正道是沧桑》把1925_1949年国共两党的斗争与合作的真实历史一幕幕再现时，人们就不仅是惊奇，甚至会对其中的人与事觉得难以想像，以至多少产生了某些置疑。我就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在问：“这是真的吗？”某些人（包括某些半斤八两的学者和贫乏僵化的领导）还会自作聪明地“评论”这部电视剧：“电视剧嘛，就是编故事，否则怎么会有‘编剧’这一行当吗？”在他们的心中，“编”字与“骗”字，很接近。

    因此，我不能

    宝马、奔驰正式列入了中央政府采购名单。换句话说，到一定级别的公务员，也就是那些高级干部高级官员，今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坐上宝马奔驰上下班、办公事了。

    开宝马、坐大奔，是老百姓形容大款富商时常用的词汇，今后也可以用开宝马坐大奔来形容高级干部了。当然也就无形中可以把这些高级“人民公仆”与那些大款富豪等量齐观、划个等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国外友人送给中国政府一辆林肯牌高级轿车，考虑到周恩来外事活动多就决定批给他做专车。周恩来坚决不要，他又批给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专用。不想陈老总也坚辞不允。结果推来推去这辆高级轿车成了一辆公务车。举这个例子决无它意，只是想说，喊了好几年的“车改”不见动静，公务员的坐骑却要更新换代，这是不是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人民公仆这些个字眼离得太远了吧？可别让人民公仆这四个字成了假面舞会的道具哟。

    再者说，国产车的外观与质量不是也正在迅速提升吗？虽然与外国车还有距离，但只要国家在资金技术政策上大力支持，组织攻关研发，还不能有所突破吗？远有日本、韩国打造自主品牌的经验，近有中国人“神六”“神七”“歼十

    不久前，我与司马南等人曾到深圳参加一个有关诚信建设的小型座谈会。许宗衡市长也到场发表了一番讲话。市长大人言之凿凿地说：“诚信已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标志。诚信不仅仅是个人思想道德的范畴，而是逐步成为影响一个民族的兴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说实话，如果仅从字面上看，愚钝的我辈会同意这段话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可就在我们的耳畔还有着许市长的余音留响时，却被突然告之，说这些近乎真理的大话的人其实是一个贪腐脏官。登时，你会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欺骗。甚至“诚信”这两个字也都受了玷污，简直成了一场假面舞会的道具！许宗衡，仅仅是在这假面舞会上一个提前退场的人物罢了。

    几天前，全国高考刚一结束。各媒体就忙不迭地报道，说什么今年高考非常顺利，没有发生什么不良事件云云。然而话音未落，六盘水市、松原市极为严重的高考舞弊案就被曝光，一下子惊呆了全国的家长考生官员和社会公众。这些地方舞弊弊案之奇、涉案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更为糟糕的是，在这些地方有不少人（包括学生与家长）竟会认为，不作弊要吃亏、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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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标准的电视剧“后遗症患者”。得了这种病的突出表现是对影视作品剧中的某些台词或主题曲中一句歌词一个音节总是念念不忘，甚至会自言自语。年轻时如此，迄今仍症结犹在。我看《潜伏》与《人间正道是沧桑》（简称《人间》）后得的“后遗症”就是耳边不断回响着这两部电视剧的主题歌___

    《潜伏》中是这样唱的：“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澎湃着心中火焰，燃烧无尽的力量，那是忠诚永在。…生命只为一个信仰，无论谁能听见”。这首命名为《深海》的主题歌曲调用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的《神圣的战争》。雄浑、宏亮的男声多声部合唱，加上进行曲的节奏，再配上注滿深爱与忠诚的歌词，让我们心中怎能不翻湧起情感的海浪与波澜！《人间》的主题歌歌名叫《信仰》。它的歌词辽远奔放：“我要飞我要飞，向自由向光明的天空飞翔。哪怕倒下，最后的笑容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为什么我们总是热泪盈眶，因为我们的血为祖国流淌。”有点奇怪的是，这是一首没有主语或者至少主语不明确的歌曲，主语是谁？那个要飞的“我”是谁？是倒下的烈士，还是纪念与思念烈士的后人，或者是没有时空又无须聚

    凡节日，各大卖场都要促销，儿童节当然更不例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家卖场在“六.一”节这天反复播放的歌曲竟然是《卖报歌》：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风大雨里满街跑，走不好，滑一跤，…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当然，在荡漾着欢声笑语的“六.一”卖场，播放一首反映70前小报童生活的歌曲，除了因为曲调悦耳可以招徕顾客外，商家绝不会有什么其他联想。

    不过，“播”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不晓得朋友们是否知道：这首作于70年前的儿歌的曲作者也是大名鼎鼎的《国歌》曲作者聂耳。有趣的是，聂耳在为这首歌谱曲时曾经专门找到一个街头报童，问这位小毛头他“写”得像不像？小家伙说，如果有“七个铜板买两份报”就更好了。于是，这首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里就真的出现了“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的“叫卖声”。更有趣的是，这首儿童歌曲的词作者是当时号称中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安娥。而安娥则是《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词作者、著名作家田汉先生的妻子。这就是说，田汉、安娥曾同为聂耳艺术创作上的搭档。这种有意思的文艺家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安徽电视台联合摄制了一部反映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电影《人民至上》。前外交部长、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被公众称为“诗人外交家”、被老百姓叫作“星爷”的李肇星为该片专门写了一篇影评。下面是其全文＿＿＿

    感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安徽电视台、陆黎总制片人和秦晓鹰总撰稿人让我提前观看了大型文献纪录电影《人民至上》。我是五月一日看的，这个劳动节也因而成了我最难忘怀的。随着画面徐徐展开，我一面遥想一八六一年五月一日芝加哥二十一万工人兄弟为争取基本人权而毅然罢工，一面记起去年五月十九日我参加全国为汶川地震遇难同胞举行的追悼仪式后写的几句心里话：

                           “众志成城是民族的成熟，

                      &

    1919年5月4日，这个既象征着狂飙般的社会运动，又具有沸腾的思想文化内涵的日子、日期、节日、纪念日，已经过去90年了。虽经90年的栉风沐雨、岁月销蚀，但“五四”却依然在人们的心中“活着”。说它活着，并不是说它的“生存形式”有多么的光鲜多么的灿烂。相反，它在今天的“生存形式”之一就是人们还在对它的一切进行着不绝的争论与不竭的探讨。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对某一事件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声音杂陈是太正常了。但是，无论是文化人对新文化运动历史作用的置疑，还是政治人物对其政治意义大而空的议论；无论是无知者无知的诘问，还是有知者有意地闪烁其词；甚至在那些与五四时代同龄的遗老们的遗作中的记述与评价，都从一个侧面说明，90年前出现的“五四”，至今还具有着一种生命活体的表征和体征！

    是的，“五四”并不是悠远的历史回声，也不是寻常的暮鼓晨钟，更不是被供奉的泥胎彩塑，而是在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炽热地“活着”。活在人们的争论中，活在每一次历史的大变迁后的思考中，活在一代代中国人对五四代表人物历史命运的不衰兴趣里，也活在人们总是在用它来与现实生活的对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