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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亚东村郎 |
分类： 旅途惹尘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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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
2005年秋天的某个早晨，我站在江孜的丁字路口，等车去亚东。班车从日喀则始发，途经江孜。但苦等了四个小时，班车始终没有出现在我焦急的视线里。对面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对我说班车好像已经过去了。也有路人停下来对我说亚东大雪，班车可能取消了。无奈失望之下，我回到江孜县城，坐班车去了日喀则，旋即换车前往拉萨。亚东之行本在藏地孤旅的计划中，可亚东最终没有出现在我的《藏地孤旅》中。
后来，我落脚在拉萨，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豪情和勇气。每天的生活半径近则村郎客栈，远则八廓街，半小时脚程。唯一一次远行是去林芝。林芝和亚东一样，也未曾出现在《藏地孤旅》中。朋友支付了高额酬金，委托我领队，我也总算弥补了遗憾，到过林芝了。冥冥之中，一切皆有安排，曾经失去的，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回到你身边。我本已忘却了亚东，却因为和藏族朋友的一次闲聊，我又发少年狂，恢复了说走就走的本色，出发前往亚东。
拉萨到亚东，单程470公里，全程限速。羊湖到浪卡子，我习惯性地在车里睡着了。浪卡子到江孜路段，海拔超过4000米，云层很低，公路笔直地伸向前方，路两旁是连绵的油菜花和错落的村庄，空旷寂静。这样的路况下，居然限速45公里。90公里的路程必须跑够两个小时。偶尔见到8字头的政府车辆沿着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身边疾驰而过。我对开车的赵师傅说，制定限速标准的人都不用限速。
在江孜用过午餐，接着出发。车过康马县，见到多庆措，停车拍照。复前行，进入亚东境内。广袤宽阔的旷野间，帕里神山孑然独立，云雾缭绕在山顶。太阳西下，光线依旧犀利，照得路边的屋舍宛如聚光灯下的舞台。我斜靠在椅背上，接过赵师傅递来的香烟，点着，抽一口，目光注视着窗外。旅行的感觉又回来了。
路过帕里镇的时候，太阳完全落到了山的那一边。车窗外风一阵紧似一阵，温度骤降。帕里镇分坐道路的两边，饭馆和杂货店一家紧挨一家，路边有人闲逛，有人闲谈。曾经是西藏商贸重镇的帕里，在这样一个傍晚，却是一幅阴森可怖的画面。
我们的车子穿镇而过，暮色渐浓，远处的风景依稀难辨。赵师傅说，过了帕里就是一路下坡了。这时，车窗外出现了紫色的山坡，看不清是什么花，但一股暖流流进心田，此刻我想，长路迢迢，没有尽头该有多好。始料未及的是，车盘旋下坡，亚东河倏然出现在身边，河水湍急，河床中奇石嶙峋，公路两边植物茂盛。摇下车窗，清香湿润的空气扑鼻而来。往上看，云雾似绸缎缠绕山腰，一帘瀑布从天而降。一天之内，从拉萨到亚东，从高原到丛林，神工鬼斧，美不胜收，舟车劳顿，烟消云散。
朋友的父亲格桑坐在他的皮卡里在路边等着我们。他领着我们进入上亚东乡。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社区，一点不输内地城里的那些小区。格桑介绍说，2011年地震以后，政府在这片山间空地上建立了这个新社区，三个受灾村庄的村民迁入了这里。
第一晚，我们就住在格桑的新家里。格桑的老屋就在社区后面的山顶。后两天我们搬到了山顶。
翌晨用过糌粑，我们驾车前往中印边境。格桑坐在车里，伸出左胳膊，说，山后面是不丹，接着伸出右胳膊，说，山那边是印度。接着说，我们亚东在中间。车经过建筑工地般杂乱的亚东县城，驶上了盘山路。由于我们未办理特别通行证，无法抵达乃堆拉口岸，就在边贸市场停车参观。边防武警告诉我们，印度那边的商人下午一点钟才会过来。格桑大叔带了一壶甜茶，我们就在路边喝茶闲扯。市场规模很小，我们卖给印度人的商品多为卡垫和热水瓶等日用品，他们带来的是印度茶叶和各类食品。一点刚过，印度商人的车队依约而至，经过海关和检疫后便开始卸货摆摊。我听到有游客在讨价还价，Give me good price。
凭心而论，我并不喜欢在这样的市场游晃。商品种类非常有限，交易时间也很短。两个大国之间微妙的关系导致了这个市场就是一个政治市场。大家饥肠辘辘，回到县城找了一家还算体面的饭馆。我说请格桑一家吃饭，点了一大桌菜。老板娘问我们吃不吃亚东木耳，格桑就笑了。他事后告诉我，县城里的亚东木耳不是正宗的亚东野生木耳。
席间，赵师傅借口溜出包间结了账。我说你可是坏了规矩，司机该跟着客人吃喝，而不是抢着埋单。
饭后我提议去英国驿站看看。英国驿站原来是入侵英军的兵站。1909年，英国人在亚东设立邮局，将兵站改为驿站，开通邮政电报。这座亚东唯一的洋建筑现在位于亚东中学内。栅栏门锁着，仿佛告诉我，此刻你面对历史，尽管相隔咫尺，但你无法穿越。
第三天，我们在格桑大叔家后的山坡上呆了几乎一天。山坡上野生草莓、野生贝母和野生蕨菜随处可见。大叔说，只要能动，人就饿不死。
离开村子是在清晨。大叔为我们戴上哈达。上车前，大叔说你在村里买个房子，以后常来住。村子里还真是有我喜欢的房子，但有时候距离还真是个问题。人们向往隐居生活，但又不想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太远，至少借助先进的交通工具，让我们感觉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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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边防检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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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里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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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县城里的英国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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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县城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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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大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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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大叔的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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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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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青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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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知道赛图拉和三十里营房的关系。两年前，我首度踏上新藏线，并不十分在意经过的食宿点。被人渲染成死亡线的219国道，跟我以前走过的路几乎一样，没有痛苦，没有折磨，让我在壮美的风景里一路陶醉到阿里。
当西班牙人在地图上指出Shahidulla的时候，我又开始怀疑老外不怀好意，篡改中国地名。在我的地图上，那个圆点叫三十里营房。黄昏时分，当我们在三十里营房加油补胎的时候，我问满面尘污的姑娘：“这里还有其他名字吗？”
“赛图拉！”姑娘推着轮胎，回头回答。
我恍然大悟。赛图拉就是三十里营房，三十里营房就是赛图拉。但是，在史实面前，这样的理解有点幼稚。
Shahidulla是维语，殉教者的意思。三十里营房因为位于赛图拉东面三十里而得名。一个半世纪以前，清政府就开始在这个地方建立哨所。到了中华民国，政府依旧派兵驻守赛图拉。后来，解放军上山，国民党士兵抱怨轮换得太迟，直问来者：“你们怎么才来啊？又换装啦？”
三十里营房分为东面的军事管理区和西面的商业区。军事管理区有宽敞平整的柏油路，路边种着红柳。商业区其实就是国道两旁那些简陋的平房，分别都是饭馆、发廊和歌厅。两年前我经过这里，卡车司机告诉我，这里是新藏线上有名的红灯区。
在提供古老服务的这些女人出现之前，三十里营房美名远扬的是昆仑女神，她们是医疗站里的女兵。我没有像男兵那样装病，宁可扎一针，也要看这些漂亮女兵一眼，但我知道她们必定是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不然不会被尊奉为神。五十年前，修建这条公路的时候，也出现过女兵的身影。我读过的一本书里说，可怜的女兵是因为不服从组织的安排嫁给老革命而被赶上昆仑山的。
此时此刻，三十里营房就像是开战前的前沿阵地，黯淡的天空布满疑云。从叶城方向来的军车首尾相接，从夹在低矮平房之间的国道上急驰而过。车轮卷起的尘土扑面而来，叫人睁不开眼。
我们走进迎春饭馆，还没坐稳，闯进一队士兵。尽管他们的手里没有任何武器，但我瞬间产生了一种错觉——饭馆被占领了。厨房里切土豆的厨师换成了炊事班战士。带队的排长告诉我他们都从乌鲁木齐来，到了三十里营房没人管饭，只能下馆子。我们在子弟兵的注视下草草吃了两盘饺子，就落荒而逃。谁也没吃饱，谁也没催菜，因为那样太像虎口夺食。
小萨的身体不见好转。他变得脆弱起来，归心似箭。他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能找辆出租车连夜去喀什。扮演出租车司机的是Ricardo和Sabrina。分手时，小萨送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下面有一张欧元。离队的决定也许很突然，小萨显然没有想好如何跟我告别，神情有点局促，甚至慌张。他肯定知道中国没有小费的惯例。
我摆出一副轻松的姿态，从小萨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把名片抽出来。“名片我留下，钱你留下。我真收钱的话，这远远不够。”我当初觉得这段话自己是用玩笑的口吻说的，可后来一琢磨才发现，这话的前两句是真话，后两句也是真话。
次日阴郁的早晨，我们收起帐篷，用喀拉喀什河水草草洗把脸，回到了国道上。没走多远，路边出现一堆废墟，对面褐色的峭壁上，残垣断壁清晰可见。步话机里传来Josep急切的声音：“这是谁的城堡？”
我想也没想，就逗他说：“哦，这是马可波罗的夏宫。”
话音未落，我心倏地一惊，浑身颤抖，急忙摇下车窗，探头回望。
——这就是传说中的赛图拉！
（所有图片均摄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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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以前，夏河县的正式名称叫拉卜楞设政局，为当地的最高行政机构。如果没有建于康熙年间的拉卜楞寺，夏河至今也只是一条河流的名字，默默无闻地流过甘南。
黄昏，拉卜楞镇的街道上，身穿绛红色僧袍的喇嘛来来往往，整座县城似乎就是拉卜楞寺的生活区。按照寺规，天黑后喇嘛本不应该外出，可还是有人耐不住寂寞，溜到县城里打台球，看录像，或去网吧玩游戏，甚至去剧场里看草台班子的下流演出。有时候，寺庙管理委员会的僧官便会在深夜蹲守桥头，把那些贪玩的喇嘛逮个正着。据说，处理方法是轻者警告罚款，重者逐出寺庙。
其实，只有达赖、班禅和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僧人才能被尊称为喇嘛。寺庙内的普通僧人叫扎巴。多数扎巴只能干杂活，真正能读经的很少。但在平时，我们把身披僧袍的出家人通通称为喇嘛。
我坐在杂货店门口的台阶上，喝着犒劳自己的可口可乐，兴趣盎然地望着这些比幻想还离奇的景象。
有一个小孩凑了过来，挨着我坐下。他是个早熟的孩子，一看就知道整天混迹街头，似乎镇子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他的个头太小了，当他告诉我已经14岁的时候，我满心狐疑。他的汉语讲得不错，那些成年喇嘛远不及他，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告诉我没上过学。我给他买了一瓶可乐，这个名叫才让的藏族男孩开心地笑了。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的稚气。
他拧开瓶盖，咕咚喝了一口，问我：“叔叔，你是从北京来的吧？”
我笑了，点了点头，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呢？”
小家伙又咕咚一口，“猜的，那你是住在海淀区吗？”我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才让接着说：“我还知道伊拉克呢，伊拉克的首都是巴格达。”他举着可乐，就像是指点江山，两眼放光。
在我眼里，才让从一个不良少年摇身变成了自学成材的优秀儿童了。我相信他的世界观来自于形形式式的游客，简单而实用。我问他：“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不上学？”
才让摇摇头，“不喜欢。”
“出家当喇嘛呢？”我见到很多小喇嘛在空地上光着脚踢足球。
“不，喇嘛不能娶媳妇。”才让说话的神情，完全跟他的年龄不匹配。
“那长大了想做什么？”
才让干脆地回答说：“开车。”话音未落，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我要开车去兰州，我还没去过兰州呢。”
他的话令人伤感，又觉得亲切。第二天，我在旅社门口又遇见才让。他表现出自己是偶然经过，但我知道他是在专门等我。他拍着胸脯，充满江湖豪气地跟我说：“我带你去参观寺庙，不用买门票。”才让也许是想碰运气，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带我溜进大经堂。他没有成功。当有个喇嘛向我走来要查看门票的时候，不见了才让的踪影。我回到售票处买票，小家伙又钻了出来，脸上堆满了歉意。中午我请他吃饭。我们坐在街边饭馆的二楼走廊里，沐浴着无处不在的阳光。才让不吃菜，狼吞虎咽地干掉了两碗蕨麻米饭。米饭里伴了酥油和白糖，很诱人。分手的时候，我给了他10块钱，告诉他这是导游费。下午，才让用这1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件红茄克，一条牛仔裤和一双球鞋，美滋滋地跑来给我看。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才让如何用10块钱给自己置办了那身行头，而且让我看着还真觉得不赖！
才让为了表示感谢，带我爬上拉卜楞寺南面的山坡。这是他和小伙伴们最爱来的地方，山坡上开满了紫色的八瓣梅。我们躺在花丛中，呆呆地望着可以下酒的美丽风景。山谷间炊烟袅绕，拉卜楞寺四周青山合抱，大夏河环绕东去。用50公斤黄金修成的拉卜楞寺大经堂鎏金屋顶，在晚霞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分外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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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还有一个名字，叫察木多，现在很少用了。如果广东人来念，会被人误解成差不多的意思。
昌都是西藏第三大城市。跟我经过的那些个小镇相比，昌都简直就是特大型城市，有供人集会的城市广场。街边中国电信的电话亭，插卡即可通话。路口有交通信号灯。街上跑着出租车，只要不出城，到哪都是5块钱。夜幕低垂，昌都中路一带的发廊正开门迎客，暧昧的粉红灯管鳞此接彼。女孩们坐在竹椅上，磕着瓜子，摆龙门阵。她们大多来自四川农村，个个长得都像邻家的小妹，目光单纯，衣着规矩，令人难以想象她们竟是在从事着人类最古老的行业。
色情行业是经济发达与否的标志，甚至被当地政府用来当作招商引资的手段而加以扶持。如果你初到宝地，不知何处可以寻欢，不要紧，招呼一辆出租车，它就会带你前往。有一次在苏州，我和同学在新区吃完饭，打车回家。经过一条街，灯红酒绿，美女多如过江之鲫。出租车司机见我操普通话，疑似外地人，就跟我介绍说这是苏州有名的红灯区，客人多为日本人和台湾人。司机补充说，政府跟警察打过招呼，不接到报警，就别踏进这条街。我没去证实这个说法，但我基本上持不怀疑态度。新藏线的起点零公里，是驴子们向往的地方，现在是叶城的经济开发区，被开发的行业却只有色情业。出租车司机也同样担任了皮条客，源源不断地把城里的客人带来零公里消魂蚀骨。
在昌都，带我来到发廊一条街的不是出租车，而是我的双脚。我住在澜沧江边上的东山招待所。东山招待所位于县城的东北角，是一家干净的小旅馆，有热水供应。天刚黑，整条街都停电了。从旅馆的窗户往南望，隔街却是灯火阑珊。下楼没走多远，我就发觉自己居然是住在了红灯区的入口处。昌都的这些粉红色灯光我在国内的很多城市见识过，但规模大到令人瞠目的非西安莫属。坐车沿着二环走十来分钟，竟还没有脱离这片诱惑的灯光。昌都的规模远不如西安，街的两边总共二十来家的样子，走一圈花不了多少时间。没有人像我这样天刚黑就来逛夜店，几乎所有的发廊都门口罗雀，鲜有客人光顾。
“老板，进来耍一下吧。”跟我打招呼的是一个蹲在门口的小个子男人。我觉得他有点像看场的。出门在外，还没有我不敢进的店。我进门，径直找了把竹椅子坐下。屋里的女孩们看了我一眼，又转眼看电视了。她们身后的墙上有一扇门，挂着花布帘子，挡住了后面的别有洞天。小个子跟着进了门，“老板，想怎样耍？”
“我正想问你呢，怎样耍？”
“老板，60块钱耍一次。”
“耍一次是什么意思？”
“打炮啊，老板。”
小个子的迫不及待把我给逗乐了。我想起了在越南的经历。一个黄昏，我在西贡的街头遛弯。一辆蓝色的Vespa牌摩托车在我跟前嘎然停住，跳下一个肤色黝黑、丰乳肥臀细腰的当地女孩，开门见山地跟我说：“make love. cheap, cheap.”见我愣在那，似乎没听懂她说的话，女孩有点着急，冲我脱口而出：“打炮，打跑。”那一次，我也同样被逗乐了。后来我才知道在越南投资的台湾人很多，教会了当地人说这两个汉字。
我扫了一眼女孩们，显得不是很满意，“就她们？”
“是，是，老板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再给你去找。”
“不用了，我去其他家看看。”我摆摆手，起身就走。小个子还真讲商业道德，赶忙说：“要是老板没遇到合适的，再回来啊。”
我差点没有全身而退的是在第二家。这一家显然生意红火，因为阵容庞大。不大的屋子里挤坐着十来个姑娘，正酝酿情绪，准备开工。一个穿黑衣黑裙的女孩肯定是见到我从街对面的那家店里出来，拽着我的胳膊就往里拉，我也就索性半推半就。我们通过窄窄的楼梯，来到楼上的单间。单间更为狭小，除了一张按摩床，就是仅供一个人通过的过道了。女孩特别希望我能答应跟她耍一回。
“我几天都没开张了。”
我摇摇头，想下楼走人。她在门口蹲下，挡着我的去路，仰头看着我，好象很无辜的样子。我跟她说：“如果你饿了好几天，我可以请你吃碗面。耍就算了，我耍不动。”
她很失望，但还在争取，“大哥，求求你了，就耍一次嘛，40块钱，行不行啊？”
我最终设法摆脱了她。出门的时候，她跟在后面说：“大哥，记得来找我耍啊。”
我决定不再瞎逛了，回旅馆早点歇，因为明天一早要赶班车去江达。可是，我再次听到有叫唤声，“小兄弟，小兄弟。”
我看见一家发廊的玻璃门后面有人朝我招手。我觉得新鲜，还真很难得有人称呼我为小兄弟。发廊里只有两个人，显然不再是女孩，称她们少妇可能更为恰当。岁数偏大，但别有丰韵，身材凹凸有致。衣着也更大胆，雪白的乳沟像冰川一样摄人心魄。
“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经过这里。”
“我们刚才看见你走过，怎么？没有耍吗？”
“出门前，媳妇说了，不能耍。”
“哈，哈，你说话真有意思。坐会吧，陪我们聊会。”
“只要不是陪你们耍，都没问题。”
这两个标致的少妇很直爽，跟她们聊天比跟她们耍可轻松愉快多了。她们几乎有问必答，像是经常被采访。光顾这些发廊的大多是藏民，本地的汉族人避之不及。有些藏民比较粗暴，喝得醉醺醺地来了，耍完了也不给钱，女孩们只得认倒霉，不敢追出门讨要嫖资。少妇咯吱笑着说：“我们就喜欢你这样的，斯文，读过书的。”我被风吹日晒得跟藏民的肤色一样，胡子也好几天没刮了，何来斯文模样！另外，他们怎么就断定眼前的这个流浪汉曾经是个白面书生呢！
我们聊到了安全套的话题。这里的性交易根本就不用安全套。少妇说：“客人不喜欢用。”在昌都，卖春女子的普遍做法是在事后用消毒液清洗外阴。我跟她们说：“这好比牙疼，你却把药膏抹在脸上，根本不管用。”我记得在川藏线旅行的时候，见司机喝酒都会留半瓶。我好奇发问，才知道剩下的半瓶是留作耍完后消毒老二用的。
我离开发廊的时候，发现隔壁就是一家计划生育用品商店，有安全套出售，没见过的牌子，很便宜，10块钱一盒，一盒有10个。店主说，安全套是个多余的玩意儿。
第二天是国庆节，康巴艺术节在这一天开幕。听说康巴地区的很多文艺团体将聚集昌都，这会是一个盛大的派对。这样的派对，我偏偏不喜欢，就选择了离开。可是有人喜欢。当夜幕降临，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一定是流光溢彩，暗潮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