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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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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二十九岁”条:“迁居会城,作《左氏读》。余始治经,独求通训故,知典礼而已。及从俞先生游,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二十四岁,始分别今古文师说。谭先生好称阳湖庄氏,余侍坐,但问文章,初不及经义。与穗卿交,穗卿时张《公羊》、《齐诗》之说,余以为诡诞,专慕刘子骏,刻印自言‘私淑’。其后遍寻荀卿、贾生、太史公、张子高、刘子政诸家《左氏》古义,至是书成,然尚多凌杂。中岁以还,悉删不用,独以《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行世。”刘向,字子政;刘歆,字子骏。章太炎《刘子政左氏说》,其实就是对刘氏父子尤其是刘向《左氏》研究心得的钩沉、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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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章太炎全集》整理计划,《章太炎译文集》将收录《斯宾塞尔文集》、《社会学》,及《拜伦诗选》等。

《斯宾塞尔文集》,最先连载于《昌言报》第一至第六册、第八册(1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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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些天,一位老友发来一部书稿,要求我为这部即将出版的作品写几句心得。书稿作者邓洁女士,为第一批留美幼童邓士聪、第二批留美幼童邓桂廷侄重孙,与第二批留美幼童唐元湛有着亲戚关系。

这部书稿名为《留美幼童唐元湛家三代人的故事》,以唐元湛家族为主线,以文学笔调、史学功夫,生动描写了唐家几代奋斗史、报国史。在笔者有限的相关阅读中,以为是一部值得推荐的纪实作品。

全书共五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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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确实获得了长足发展,经济总量据说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确实是六十多年来最好的记录,不过实事求是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记录。根据西方学者运用新方法回算,中国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引领世界经济,其总量直至乾隆时代,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百分之三十还要多的,中国的经济总量比整个欧洲的总量还要大。所以,中国现在的成就,值得欣慰,并不值得夸耀。

  不是刻意比附,为了大家更好理解,现在的中国经济,大约与1894年的时候比较接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下一步并没有找到方向。这个时候,中国距离世界还很远,中国与世界还存在很大距离,中国能够夸耀的是毕竟恢复了,发展了,毕竟可以与东西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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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袁世凯后人在安阳“袁林”举行一个纪念会,邀我参加,并嘱在会上发言。

对袁世凯,由于过去几十年近乎一致视其为“窃国大盗”、“卖国贼”,形象非常负面。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我自从学之始,就觉得袁世凯有点冤枉,他的形象可能并不像过去所描述的那样负面。1991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我在《二十一世纪》发表《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平析》。翌年,又在《安徽史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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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些天,刘大胜先生送来一部书稿《重读摄政王》,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

大胜兄为本所在读博士生,好学深思,读书很多,时常到我办公室聊天,一聊就是半天。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也一直鼓励他在保证写好学位论文前提下,写点自己有兴趣、有心得的东西,以与同好分享。这部《重读摄政王》,就是其系列写作中的一种。

摄政王载沣生于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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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与民族国家重构

马勇

又见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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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1914628日,塞尔维亚国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视察。在拥挤的大街上,斐迪南大公夫妇兴致勃勃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突然一阵骚乱,斐迪南大公夫妇被枪杀毙命。事后查明,凶手为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

蝴蝶效应:中日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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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看,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先前的东亚秩序至此解体,中国在亚洲的盟主地位事实上终结;日本经此一战成为世界政治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中国,一方面承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支付巨额赔偿,割去大量宝贵土地,另一方面中国因这场战争打开一个上升空间,先前几十年意识到而做不得的事情,在战后几年迅速将蓝图变成现实。

国际资本加速东移

甲午战前,中国已与西方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在最初阶段,中国以比较谦恭的姿态学习西方,接纳西方。但随着中国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工业化获得初步成功,“天朝上国”本有性格渐渐复现,西方与中国的交道开始出现困难。关于这一点,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354页)这样描述:

三十四年以来,除了与法国的没有结果的敌对行为之外,中国和外国是和平相处的。太平天国已于三十年前被镇压下去了。二十五年来,一切国际纠纷也都用外交活动解决或和解了。中国曾经有充分时间去开始整顿内政,并开始证明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同支配它的那些国家平等的。但是这个时期蹉跎过去,没有任何改良或革新的迹象。官吏们和过去一样,仍然说不上是人民的领导者,除了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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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盛世”,但没有一次盛世持续百年,更不要说长盛不衰。相反的例子却是,每一次盛世都伴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盛世之后的衰落,往往就是那个朝代终结的开始。这或许是中国王朝政治“兴、盛、衰、亡”四部曲的规律。怎样才能打破这个规律,在农业文明——帝制时代似乎始终找不到出路。到了近代,商业文明渐渐兴起,人们开始从比较的眼光重新思索这个问题,方才渐渐悟出不一样的道理。这方面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例证,就是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忘”

 郑观应的一生极具象征意义。他生于《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又生在著名侨乡广东香山,病逝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年(或曰第二年),他的一生几乎与近代前期相随始终,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错失”的二十年,是经济高速增长、洋务三十年的直接参与者。甲午战后,介入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国体变更,民国建立,郑观应逐渐淡出现实舞台,专注于教育。

 纵观郑观应一生,就其职业定位,主要是一名从买办到洋务,到资本家的过程,是一名具有“公共知识分子”范的成功商人。大约三十岁时,郑观应开始参与外资大企业太古轮船公司的经营管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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