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听人说：列位赠书，请勿签名，因为送到旧书店不好卖。举座愕然。我也曾在中国书店见过自己的“签名本”，不过写了字的扉页给粘上了，对着光才看得出来。想起这本原系人家不久前指名索要，不禁失笑，插回书架。由此明白：别轻易赠书，尤其是对此兴趣不大者；亦别轻易索书，尤其是自己不感兴趣者。当然，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送给我的书，我都好好放着，不会像上面两位。
现在要讲签名本，限于自家求人签名的，受赠者不在其列。迄今为止，我一共请过六位作者签名。中国人有三位。我与钱瑗有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有段时间常去和她聊天。好像还是她提起让她父母签名的事儿。我当然愿意，把所买钱锺书和杨绛的书都给送去。再见面时，已签好了。钱瑗说，她父亲见书很新，还问是不是没有看过。钱氏所作七种，《管锥编》（第一册）、《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围城》、《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都用毛笔写了“进文小友览存”或“进文小友存览”，下署“钱锺书”，印章各不相同。杨氏著译八种，《干校六记》、《将饮茶》、《关于小说》、《洗澡》、《喜剧二种》、《小癞子》、《堂吉诃德》（上册）、《吉尔"布拉斯》（上册），前六种写“进文小友存览”、“进文同志存览”或“进文同志览存”，后二种写“进文小友”，用的是原珠笔，印章计有五种。我还有一本《春泥集》，系朋友“干没”图书馆的，没敢拿去，但对钱瑗讲了，杨绛似乎对此有所批评。她另送我一种香港文学研究社印行的《倒影集》，亦题署、钤印。买到《槐聚诗存》和《杂写与杂忆》时，我因工作冗繁，未及找作者签字。钱瑗和钱锺书去世后，杨绛又有《斐多》、《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问世，我都买了，还得着一套《杨绛文集》，但是不敢再打扰她。敬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另一位是侯孝贤。将近二十年前我看《悲情城市》，很受震撼，以后他导演的片子看了很多。侯氏自有艺术追求，且持之以恒，可与阿尔默多瓦、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达内兄弟、杨德昌等相提并论，此间见利忘义或无“义”可言之辈，压根儿不足道。《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一书，所记录的与其说是侯孝贤不如说是朱天文，但侯孝贤来京签售此书，我还是得到一本。
外国作者也有三位。头一位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在我看来，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没有比他更重要的作家。我曾在《影响我最大的十本书》中说：“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可以说是分别描绘了‘有

 

XX君：

    来信嘱写对黄裳的看法，眼下既无时间，亦无兴致，恕不从命。或许将来可以写，谁知道呢，好在来日方长。关于这题目我从前在通信和文章中偶有提及，今摘录如下，聊供参考：

 

一

 

    那篇《真正的书话》（原名《关于书话》，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时编辑改为现在这名字，我觉得也可以，收入《六丑笔记》时就没再改回来）是出版社的一位朋友约我写的，不甚方便说不好听的话，某些地方只得闪烁其辞，譬如黄裳，我说“读的不多”，其实读的不少，因为总的来说不很喜欢，又不能直说，只好这么讲了。他的书说实话我只觉得两本好，即《清代版刻一隅》和《来燕榭题跋》，其余都不大以为然，有时甚至有点儿反感。一是思想上往往很左，一是文字上常常抒情。尝想写“两论”，关于黄裳与孙犁，后来放弃了。黄裳很有书的学问，但他只有光谈学问时才好，若是说别的则经常是代表集体说的，这时的他也就丧失了自己。我不大信服他的见识。即以先生信中所引两段话来说，前一段不过是拾周作人的牙慧而已，而且周氏说过不止一遍；后一段中，至少“贰臣文学”用在周作人身上就不合适。这里不谈对周氏那段历史的评价问题，只就黄裳的话讨论，所谓“贰臣文学”，总得包括：第一，作者被迫成为“贰臣”；第二，他对此有所悔恨。这两点对于周作人都不大对得上号。他是既否认被迫，又不曾悔恨的。其他几位也应具体分析，但至少周氏在这两点上有特殊性。此外还有第三，即周氏在沦陷期写过很多阐述其思想的正经文章（收入《药堂杂文》、《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等集子中），这也值得注意。总之黄裳这番话不仅说得浅了，而且根本就错了。其实他谈周作人的文章，还是以沦陷期在《古今》上发表的《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十八期）和《读〈药堂语录〉》（二十、二十一期，此二文均署名南冠）最有水平，不过仅仅三年之后，他就变了脸由捧人改成骂人了。

                                                   &

 周作人1934年访问日本时，岛崎藤村相邀小饮，“饭后，主人要了来几把摺扇，叫大家挥毫做个纪念”。周氏拿的那把上，岛崎抄录了一首短歌。“此系西行法师所作，见《山家集》中，标题曰题不知，大意云，夏天的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不久之间，随即天明。在《短夜的时节》一文中也引有此歌，大约是作者很喜欢的一首，只是不可译，现在只好这样且搪塞一下。”周氏这篇回忆文章题为《岛崎藤村先生》，写于1943年8月23日，同年10月发表于《艺文杂志》第一卷第四期，收入北平新民新书馆次年一月印行的《药堂杂文》。
　　1944年8月出版的《杂志》第十三卷第五期，有张爱玲的一篇《诗与胡说》，其中云：“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知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两相对照，译诗的第一句和第四句，各有两个字不同。刘铮君近作《张爱玲记错了》，将此列为一例。我倒有点儿怀疑：当时南北信息不通，譬如纪果庵说“战后《药味集》为南方不易见到者”（《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沈启无也说“张爱玲的文章，我读过的没有几篇，北京书摊上还没有《传奇》卖”（《南来随笔》），张爱玲“记错了”，必得看过周氏的文章，《艺文杂志》和《药堂杂文》都是北方的出版物，身居上海的她恐怕不大容易见到。
　　《诗与胡说》发表两个月后，一本叫做《苦竹》的杂志在南京面世。胡兰成《今生今世》云：“汪先生去日本就医，南京顿觉冷落。我亦越发与政府中人断绝了往来，却办了个月刊叫‘苦竹’，炎樱画的封面，满幅竹枝竹叶。”斜贯封面的大竹竿上，印着“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恰恰与“张爱玲记错了”的一字不差。而杂志取名“苦竹”，亦出典于此。在估计是胡兰成所写《编后》中，还有一番议论：“‘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知道，这‘顷刻’，它有一点让人不好受；一面在等，一面在惊异忐忑，你的手正有一点儿颤，然而心可是快乐的，一种很大的快乐—在恐惧中，不安中，还没有脱出，可是准得要脱出了。”
　　或许要说，胡兰成和炎樱所依据的，正是“张爱玲记错了”者。然而，《苦竹》第二期上，沈启无《南来随笔》一文云：“也就是去年秋天的现在，

 2月，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的《沉思录》继续列在榜首。这并不意味我们曾经做过的“排行榜说穿了只是一种销售记录而已，它既不是书好的标准，也不是阅读的依据”的判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恰恰说明排行榜所体现的读者购买行为，往往并无主见，只是跟风而行。虽然《沉思录》真的是本好书，值得一读。

　　“讲史类”书占了社科榜的三分之一。“读史热”似乎仍在延续。关于这一点不妨多说几句。在我看来，或许的确有“热”，但却不是真在“读史”。现在所谓“读史热”中，史的意义、史的价值或史的分量都嫌不够。那么读什么东西能称为“读史”呢？读正史是读史，读野史也是读史，历史本身就很复杂，历史文本也不简单，很难简单地说我们读哪本算读历史，读哪本不算读历史。但有个区别：能不能称之为史，最重要之处就是看它是“记载”，还是“演义”。比如说读《三国志》叫读史，读《三国演义》就不能说是读史。演义要求把一个东西更具体化、细节化，其间就多有虚构，因此用演义的方式呈现的历史，往往距离历史本来面目较远。鲁迅讲过，明朝时人们对《三国演义》有种批评，说容易招人误会，因为所叙的事情七分实，三分虚。但正因为它实多虚少，所以人们不免信虚者为实。好比王渔洋写过一首诗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落凤坡是《三国演义》里虚构的地名，他却把它当成真的了。当然过去的历史记载，包括正史，也有不少虚构的成分，无论《左传》，还是《史记》，都有这个毛病。刘知幾在《史通》里，对此多有论述。这告诫我们读历史也得多加小心。但是比起现在我们当场虚构，当场演义，性质总归有些不同。我们现在读的“某某讲史”，实际上都是历史演义，也是七分实，三分虚。至于清史、明史或唐史的电视剧，那就离真实更远了。因为这是直接呈现，诉诸于视觉和听觉，所有一切都得具体，虚构的成分就更大了。假如看着玩儿倒没关系，问题在于大家往往信以为真，以为是真的在读历史。现在的“读史热”，严格来说是“读历史演义热”，大家未必真的对历史感兴趣。

　　读历史和读历史演义，在阅读目的上也有很大区别。读历史的目的，归纳起来有三：一是希望了解历史沿革、演变；二是由历史规律，来观照今天；三是拿今天的看法去重新评价历史。第一种兴趣只在被研究的对象，第二种希望得到一些教训，第三种是要重新解释历史。虽然可能还有其他目的，大概不外乎这三个方面。可是我们现在的“历史演义热”呢，阅读目的跟这三点都不相关。有人评

 我小时候听父亲要哥哥姐姐好好念书，偶引《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等语，遂记在心上。也许受了心理暗示罢，二十七岁对我来说，倒是一个要紧年头。后来做的不少事情，都能从这儿找到缘由。此前我写过不少东西，有诗，有小说，然而兴趣渐渐减了；我也读过不少书，却如父亲来信所批评的，“学而不能致用”。虽然学并不非得致用，不过我的确有点儿落空了。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先后买到周作人《知堂文集》、《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的影印本，此外还有一套《知堂书话》。这是我首次接触周氏作品，尽管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初中上政治课，老师提到鲁迅有个弟弟如何如何，说他曾署名“周遐寿”发表作品，并把这几个字写在黑板上，我记得清清楚楚。对散文一类东西，我虽读了不少，当代如杨朔、秦牧、刘白羽，古代如“唐宋八大家”，周作人的文章却与这两路完全不同。借用徐訏的话就是：“他这种老老实实谈他读书与见解，中国还没有一个学者做过，或者敢做过。”（《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这引起我很大兴趣，此后就尽量找他的书来读。张爱玲《传奇》的影印本和排印本，大概也在同一年里先后到手。她的作品此前我只读过《收获》上重新发表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同样令我耳目一新。还有废名，这一年里我买着《桥》的影印本，当然最看中的还是他散见于《人间世》和《世界日报"明珠》上的随笔，我从一本编得不很理想的《冯文炳选集》中读到一些。
到了冬天，我立下誓愿，要把先秦各家通读一遍。此前除《论语》、《老子》、《公孙龙子》外，都仅仅看过个别篇章。自忖好歹算个读书人，实在不该如此；后来通读《诗经》，也是类似想法。我托病没去上班，先从《庄子》起手，把所找到的七八种注本一并摊开，原文连带注疏逐字逐句地对照着读。待到终卷已是转过年了，笔记写了五万字。若论对我人生影响之大，此前此后读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及《庄子》。这里只说两点。其一，《庄子》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道”系指事物自然状态，乃是本来如此；对人来说，就是拒绝了固有价值体系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拒绝固有价值体系，也就不在这一体系之内做判断：不是是，不非非，不是非，也不非是。以后我又读《五灯会元》和《古尊宿语录》，更是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就是拒绝所有既定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预设的前提，不在现成的语境里说话。“逢佛杀佛，逢

 拙著《远书》“致谢其章君第二”末节（P90-91）：

其实这个道理，胡适早讲得清楚：“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王文也属于“丐辞”。用我们平常的说法，就是不讲道理。此实为当今文章一大弊病，文采欠佳甚至文字欠通倒在其次。

其中“辞”前面的那个字，胡适写的是“丐”，我写的也是“丐”，此信寄给谢先生也是“丐”，贴在我的博客也是“丐”。然而交了稿印成书却不知为何一律变成“丏”了。“丐辞”的意思，即如胡适所说“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若作“丏求”、“丏辞”则不通了。

特此订正，敬告读者。

 

《鲁迅全集》书信卷末附录致友人残简若干，多由收信人文中抄出，有几则未系年月。如“致刘岘”七则，注释云：“这里的前五则据收信人作木刻《阿Q正传》（一九三五年六月未名木刻社出版）的后记所引编入。这些信约写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后两则据收信人作《鲁迅与木刻版画》一文（载一九四七年十月《文艺春秋》月刊第五卷第四期）所引编入。”所言未免笼统。至少其中三、六两则，可以确定写信时间。

       第三则如下：

       “《孔乙己》的图，我看是好的，尤其是许多颜面的表情，刻得不坏，和本文略有出入，也不成问题，不过这孔乙己是北方的孔乙己，例如骡车，我们那里就没有，但这也只能如此，而且使我知道假如孔乙己生在北方，也该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据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得刘岘信并木刻《孔乙己》一本，单片十一张，夜复之。”所复之信，盖即此也。

       第六则如下：

       “《引玉集》随信寄去，一册赠给先生，一册请转交M.K.木刻研究会。”

       据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洪洋社寄来《引玉集》三百本，共工料运送泉三百四十元”，次日“上午以《引玉集》分寄相识者。”现在保存下来的当日赠书函，有致王志之、郑振铎者，致刘岘信也当写在这天。

       此外，第二则提到，Meffert所作《你的姊妹》“将来我还想翻印，等我卖出了一部分木刻集——计六十幅，名《引玉集》，已去印——之后”。按《引玉集》付印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则该信写在此日至五月二十三日该书印好寄来之间。第七则云：“《解放的DQ》一图，印刷被人所误，印的一塌胡涂，不能看了。”据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夜费君送来《解放的董吉诃德》五十本。”致刘岘信应写于此后。

       《全集》又录有“致曹聚仁”一则：

       “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自前数年‘卢布说’流行以来，连亲友竟亦有相信者，开口借钱，少则数百，时或五千；倘暂归，彼辈必以为将买肥田，建大厦，辇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所谓散文不过是文字而已；对文字有文字的感觉，也就是散文了。我开始有这种感觉，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那时母亲从废品站替我找到几本书，其中有部“文革”前的散文选，所收多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作品，如《雪浪花》、《茶花赋》、《土地》、《长江三日》等，这是我正经读的第一本散文。当时私下里一提起散文，大家总是说这三位，篇目也是那些篇，我也就真的以为好了。这本书我一读再读，后来大哥借给表姐，我怕丢了，非逼着他尽快索还不可；大哥已回到兵团，来信中有句话我还记得：“不过是一本缺头短尾的破书而已！”那书的确连封面扉页都被撕掉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以后我又读到三位的散文集子，像杨朔的《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等，觉得才分略有出入，以秦牧较为逊色，这只要拿他模仿《金蔷薇》写的《艺海拾贝》与原作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他们的影响一时还消除不去。虽然慢慢儿地也看出布局谋篇多半落套，结尾往往硬行拔高，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仍然以为只是意思不好，散文总是这个写法，——也就是说，散文这一概念，对我来说，还只限于抒情散文这一文体。“文革”后轰动一时之作，例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其实也在这一方向上。

    中国古代文章也读到一些，当然是人人称道的《古文观止》之类，而最用心读的，乃是唐宋八大家的篇什，像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此后又找到韩愈、柳宗元、苏轼和曾巩的集子，重点读“记”，兼及“论”和“序”。对明清宗八家者，只有归有光和方苞读得较多。同时开始接触现代散文，却以朱自清为主，还有冰心、俞平伯等，都是《荷塘月色》、《背影》、《寄小读者》、《陶然亭的雪》这路文章。总之我还是按照文学史的现成写法来读散文的。唐宋八大家，桐城派，朱自清等，与杨朔辈说来颇有相通之处，这更使我对散文难以形成什么别的看法了。

杨绛的《干校六记》在一九八○年面世，我读了眼前不啻另开一番天地。与从前看的那些相比，显然有个高下之分，不过还是觉得其意义只限于叙事散文范围。很早以前读过鲁迅的《朝花夕拾》，这时回想起来，觉出别有一番好处。以后又读了《左传》、《史记》等，于是关于叙事散文，大致有个认识了。但是上中学时留下的印象，散文抒情叙事各成一体，互不相干，这似乎已是前提，轻易不能动摇。仍

谈到《今昔物语》，往往要提芥川龙之介。因为他的小说颇有些出典于此，他对这书的评价也最到位。甚至有种说法，《今昔物语》地位如此之高，多少要归功于芥川。当然反过来讲，芥川成就如此之大，也多少要归功于《今昔物语》。从《今昔物语》到芥川，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条脉络。《今昔物语》中译本面世，却远远在芥川作品之后。我们读书循此顺序，觉得《今昔物语》某些故事似曾相识，敢情芥川“早已写过”了。这颇像一位朋友讲的“倒读”。

    然而芥川小说与《今昔物语》相关诸篇，其实大相径庭。最显明的例子，就是《竹林中》与《今昔物语》卷二十九第二十三篇《携妻同赴丹波国，丈夫在大江山被绑》。有如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所说：“想与妻子一起跨越大江山的男子，遇见了强盗，他用自己的弓交换了强盗的大刀，自己却被弓所威胁，大刀也被夺走，被捆绑在树上，与此同时他的妻子被迫在他眼前与强盗共寝。这个故事在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或在黑泽明的《罗生门》里，都在心理性方面加以运用。事件发生后，强盗、女人、男子，各有各的说道，究竟谁说的是真实，不得而知，这是皮兰德娄式的趣旨。这种趣旨在《今昔物语》的原作里是没有的。原作简洁地叙述事件的经过，并记述了强盗离开后，女人对男人说了感到失望一类意思的话，然后用以下一句话来结束，这句话是：‘竟在深山之中，把弓箭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可算是愚蠢已极。’——这是实际的体会，与当事者的感情心理或任何伦理价值都没有关系。为了活下去，必须正确判断情况，必须反应敏捷。在这短短的话语里，也清楚地反映出在这个世界里‘愚蠢’也是无可奈何的。”需要强调的是，芥川重新设计了故事的结尾，改成丈夫死亡，妻子下落不明，强盗被捕；这样才能安排多重角度叙述，才能出现说法莫衷一是，也才能反映他那充满怀疑主义的“皮兰德娄式的趣旨”。

    芥川曾经指出：“《今昔物语》中的人物就像所有传说中的人物一样，心理并不复杂。他们的心理只有阴影极少的原色的排列。不过，我们今天的心理中，多半也有着与他们心理共鸣的颜色。银座当然已经不是朱雀大路。可是，如果窥视一下如今摩登小伙和摩登女郎的心灵，无聊是无聊了些，但仍然同《今昔物语》中的年轻武士和年轻女官是一样的。”（《关于〈今昔物语〉》）相比之下，芥川笔下人物的想法可就复杂多了。鲁迅所说：“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

 

说一本书好或不好，有两层意思，其一限于一己，其二推及他人。之间界限，最难逾越。《复堂日记》云：“《西青散记》致语幽清，有唐人说部风。所采诸诗玄想微言，潇然可诵。以示眉叔，欢跃叹赏，固性之所近。施均父略翻五六纸，掷去之矣。”正是好例。

       我所谓“好书”，无非是值得一读而已。因为要读过才知道，那么就是不悔一读。要而言之，内容上求一“新”字，道理上求一“通”字，文字上求一“达”字。无拘历史，传记，哲学，随笔，均如是。炒冷饭，不讲理，文不从字不顺，恕我敬谢不敏。文学作品或可例外，但第一条亦即原创性自必不可少。或者说这标准未免太低了，其实不然。每年出书多了，够上这个份儿的很少。但也尽够读的了。

       这里说的“好书”，大概接近于“经典”。不过需要略作解释，第一，经典很多，虽然值得读，就个人而言，却未必需要读。读与不读，还看自家口味。第二，说到“经典”，既指一类书，也指一种眼光。一本书成为经典，有待时间考验；我们却无须坐等，能有这副眼光鉴别就行。

       我曾为一家《年鉴》选书，当时写了一节未发表，顺便抄录在此：“某一本书的出版，其实与整个中国文化建设不无关系；我们的文明就像一条河，出版一本好书，好比给这河里注入一股水或一滴水。虽然只是些许，但对这条河来说，有没有它就是不一样的。我喜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一本好书的著述或译介。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文化建设的意义，不一定马上反映出来。从前我曾经提出设立一个‘反排行榜’，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假如只凭‘卖得好坏’来评判一本书，引得大家都按照排行榜来读书、出书，中国文化前途堪忧。这里提出的十来种书，或够得上‘一股水’的分量，或够得上‘一滴水’的分量，在我看来它们一概有所贡献。”不过这仍属于“自说自话”，他人未必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