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那一年，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嫁给了上一届的师兄，作为两名中文系同学，当时他俩身穿礼服，乘坐敞蓬汽车穿过寒风劲吹的大连街道，冻得瑟瑟发抖，却仍坚持着在棒槌岛的沙滩上念完了《红与黑》中他们最中意的选段：“来吧，一切都很好；勇气，我一点儿都不缺！”听了他们无畏的宣告，大海就泛起了不平静的波澜，而我正是旁边那个忍俊不止的家伙。如今我旧事重提，可不是在讽刺什么，至少不完全是。这事儿是有点儿离谱，尤其在今天看来，但更重要的是，它正是他们一生中的美好时光的一个部分——人世间所谓的美好，其实就是未必美好却恰逢其时吧？

在豆瓣网，我参加了“搞笑新闻搜集小组”，也参加了“悲惨新闻搜集小组”，我发现两边儿的新闻其实差不多。我越来越能嬉笑着看待悲伤，也越来越能庄重地对待笑话了。以往我会觉得，对着大海念《红与黑》是脑袋抽筋的表现，现在却会想，时光荏苒，我们已经失去了多少往日的生活啊。年龄的增长会让你不再像以往那样高估聪明的价值，更少享受嘲弄的乐趣而更多地体恤他人。

我觉得我们说太多的笑话，也许是生活速度太快，每个人都有眩晕感之故。心理学家说嘲笑是对恐惧的回应，说得蛮对。如今在网络上，在饭桌上，人们嘲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多，可是并不比以往更自信吧？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经说，当他对年轻人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他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跟茨威格完全一致：年轻人未必总是对的，但是即使错，他们也总是有理由的。对今日的中国生活来说，“今天和昨天与前天之间的桥梁”同样不复存在。我们可能轻易地认为，我们已经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上飞驰了这么久，多年以前的土路上必无风景。我们也可能会满足于自己的成熟，而不再珍视诸如“天真”、“信念”之类的东西。比方说，在1993年，如果我能知道多年以后我就是这个样子，当个记者遛遛哒哒，没准儿就干脆自戕了事。那个时候我怎么可能忍受如此平庸的日子呢？别忘了，“勇气，我一点儿也不缺！”如今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勇敢只是滑稽的和可爱的——年轻人总是显得比成年人勇敢，恰如小型犬总是比大型犬显得勇敢，可是宠物专家说，那不是勇敢，只是容易激动。然后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嘲弄那些冲动的小狗。

我们有着成年人对年轻人的嘲笑，现在对过去的嘲笑，优越感对卑微的嘲笑等等。有时我觉得整个国家都发出着各种笑声，尽管我们仍旧比较木讷迟钝。过去是凡有水井处皆有柳词，如今则是凡有Web处皆有嬉皮笑脸。有些人可以把嘲笑变成一种艺术，可是在我们当中，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太少，业余爱好者却太多。因此一方面我蛮喜欢看某一两个人逗趣，另一方面又苦恼于到处都在白痴似地笑个不停。

格外令人讨厌的是成年人带有成见的笑声。在YOUTOBE网站上曾经有过一个风靡一时的短片，内容是一个男婴不知道为什么咯咯笑个不停，这孩子长得可爱，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让看片子的大家都跟着开怀大笑了一场。我喜欢这样的笑声，它就是因为觉得好笑而笑，不附带任何偏见。成年人的笑就没这么简单了，要是内涵丰富起来，实在是让人觉得了无生趣。如今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没有什么是没被我们嘲笑过的，可是其中有多少是经过甄别的呢？

我自己也常常发出笑声，其中的大多数也很无聊，不过我倒是喜欢在东京的一次。当时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官员请我们在三角宽他们家吃了怀石料理，味道很不错，然后就带我们顺路参观东条英机的墓地，想请我们实地体会一下日本的宽恕死者的文化传统。在墓前他说了一句多余的话：“请各位不要侮辱死者的墓地。”我突然就想到了自己冲东条英机家的墓碑尿尿的样子，于是腹中暗笑不已。这笑来自童稚年代，就像看到校长摔了一跤一样不可遏止。它毫无声息却又如此剧烈，以致东京上空紊流丛生，鸟儿都飞不稳啦。 

（第一财经周刊）

有一天，因为公干，我跟胡安·莫里略的女儿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回忆童年生活中的各种阴影。莫里略是位秘鲁作家，著有《河水必将携你而去》，他女儿如今在北京为一家欧洲电视台工作。她说，小时候她被送到利马的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周围的孩子都太有钱了，让她很有压力。我说，你也有可骄傲之处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叹息说，问题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里有个男孩，他爹就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一下，用一句时下流行的冒傻气的话讲，“我被雷到了”——她确实是自豪不起来。略萨在地球文学界的地位约等于前国务卿基辛格之于美国政坛。然后她问，那你小时候呢？我特自豪地说，有个中文词叫“世子”，听说过没有？我就是我们家那片儿的“世子”。我爸高中毕业，是方圆十里之内最有文化的人。

可惜这姑娘仍然困惑不解。一外国人，哪能理解我们东北人“老子啥也不是，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生哲学？刘永的看法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我们东北人则这么想：鸟卿相算个球啊？

这种人生观当然近乎泼皮无赖，有时会导致人们失去分寸。不过它还有不错的另一面，比如它让我觉得，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首要标准就是等级松弛。

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千篇一律了，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到过的几个不错的小城市，曾经置身于几个安静的街区之间。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有大片被树阴覆盖的小房子，有简单干净的道路和懒惰的人民。我以为这才是好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居住在北京的高楼林立、阳光赤裸的楼盘里，实在是再糟糕不过的日子。关于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学者们有个说法叫“成功动机过剩”，我深以为然。我们都像是同一列火车的乘客，这火车的司炉工拼命加煤，因为我们想开到月亮上去。老想着成功干嘛呀？就好像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莫过于某人娶个日本老婆，因为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她会在你屁股后头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干你屁事？人生的乐趣不就在于不努力吗？

问题是，好多时候我们都为生活所迫而去干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个朋友是个普通公务员，望子成龙，因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儿子送进了北京的一所著名的高干子弟幼儿园。元旦时这小孩参加了一次戏剧排演，跟别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滚来滚去，然后突然像一群小僵尸一样站起来朗诵：“刘园长啊，您就是我们的妈妈！”表演结束之后，我们都赞扬他滚得很不错，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为没当上惟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测，这皮球的命运他一时半会儿是摆脱不掉了。明年他还当不上公主，后年也当不上，等他上了小学，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级，于是就注定无法挽回地开始其比爹的一生。

这可真是一个难解的疑惑：为什么在一家势利的幼儿园，每个小男孩们就都非当公主不可呢？

我相信，只有抱定了粗鄙之识者，才可以决意不鸟任何童话般美丽的东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讲伶人的往事的书，作者讲到了尚小云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我就琢磨：贵族气质这东西真够讨厌的。另一回在电视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总参做训地图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这样，就该让他去美国上小学，让马修·李奇微少将的儿子跟他聊聊第82空降师。

当然了，众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么都有效，但这是我们需要忘记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吧，等级、权力、拼命往上爬等等，总归是我们这“世界”的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们有个共同的爹，就是凯利班。

（第一财经周刊专栏）

普利策摄影奖获得者凯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车尾气自杀身亡，他的遗言说：“对不起，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当时离他凭借那张著名的秃鹫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获奖不过3个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摄的照片——当然都没有获奖的那张好。卡特两颊消瘦，风尘仆仆，非常穷，酷似19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个不只是记者的记者。荣格说，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人，比如现代社会中也会有古代迦太基人类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说凯文-卡特不算当代记者，要归入很早以前理想主义的那一拨儿，心里装着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现代记者们则大多戴着半框眼镜两眼迸射贼光，喜欢轻松的工作方式，跟别的行业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于痛苦所知不多。

凯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个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适合不适合加入经世致用的行当，更明确地说，这类人适合不适合现代社会？时代有其强大的法则，如果我们不够能满足而快乐地与它调情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朴素艺术家因此绝迹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因此崛起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戈尔.维达写过一篇名为《热爱飞翔》的文章，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美国航空业发轫年代的往事。在结尾处，戈尔.维达说：“今天科技的发展真是令人谈为观止。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土星的光环渐渐消失，还能推测银河系的边缘还有哪些未知的星球，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拥有生活在相信飞行将创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里的人们的崇高希望了。我们未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比那一代美国人失去的更多。我们失去了改变哪怕只是身边的小小世界的愿望。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令人沮丧的先例。梁启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辈强出千万倍，但对这个国家没起什么作用。胡适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写了那么多文章，也没什么用处。你只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尽管每个造出了灿烂文明的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欧洲，进步的核心动力总是来自于一帮书生们。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常说，问题不在我们能解决的范畴之内。

于是我们偃旗息鼓，承认世界是不可改变的，戮力赚钱即可，甚至连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单位的一条愚蠢的内部制度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义”，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

如今我们很容易认为“一切都会不同”无非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有多么聪明。的确，在改变中国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还没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当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甚至称其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这便是天才，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彻底抽疯了，我辈余生中的任务就是冲它吐唾沫，享受这惟一可以享受的乐趣。

其实凯文-卡特只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自由记者，连份固定薪水都没有，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就是一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这路人要是胆敢采访我们的小煤矿，早被乱棍叉出去了。可是与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儿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样，他是人类的精华，而我们不是，大多数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第一财经周刊)

    弗朗索瓦兹．萨冈的最美好的回忆，关于一个叫比莉．霍莉黛的美国黑人女爵士歌手、赌博、田纳西．威廉斯、飙车、导演奥森．威尔斯、她的戏剧生涯、俄国芭蕾舞男演员鲁道夫．努雷夫、一个叫圣特罗佩的小镇、萨特和她喜欢的四本书：《人间食粮》、《反抗的人》、《灵光集》和《失踪的阿尔贝蒂娜》。

    书中文字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赌博和飙车的。你会觉得，像萨冈这么一个头发剪得像只短毛狗的敏感又潇洒的姑娘真是太吸引人了，哪怕她写下这些时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不过我记住的不是这部分。

    萨冈刚刚出名，田纳西．威廉斯向她写信致意，于是他们在美国见了第一面。几天后，“在秋季一个金色的、闪亮的日子”，他带着萨冈上路，一路向南，驶过美不胜收的红树林和用硕大字体写着“犹太人和狗禁止入内”的俱乐部，最终到了一座带有柱廊和三级台阶的陈旧房屋前。房屋的大门因炎热而敞开着，沙发床上躺着一位非常衰老的白人妇女，因为忧虑或萨冈不知道的某种让她变得冷漠并对来客非常蔑视的东西而憔悴。此外，还有这位妇女的女儿，卡森．麦卡勒斯。

　　真是让人难忘呀，这个小小的神话般的艺术家。“随意穿着栗色睡袍的卡森，愈发瘦弱而苍白的卡森，永远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眼神和孩童般笑容的卡森。”

    一个多月后，这位卡森就要被送回到精神病院。他们喝了好多酒。夜里，威廉斯把麦卡勒斯抱回房间，像安顿孩子一般让她在双层枕头上躺下。不需萨冈说，他们并不是恋人。麦卡勒斯，永远的“南方小姐”，在性方面不是很能吸引男人，虽然她的才华简直像钻石一样熠熠生辉，而田纳西．威廉斯是位同性恋。威廉斯坐在麦卡勒斯的床脚，握着她的手直到她入睡，让她免遭噩梦侵袭。

    1980年，萨冈45岁，萨特75岁，双目全盲，他们二十年没见面了，她给他写了封“情书”，叫他“亲爱的先生”。对她来说，萨特是智慧、善良和勇气的象征。她说：“这个世纪是疯狂的、无情的、腐败的。而您曾经是，并永远是睿智、温情并不受腐蚀的。让我们为此而对您心怀感激吧。”

    他们见了面，去了丁香园，像当年田纳西．威廉斯握着麦卡勒斯的手一样，她拉着他的手。他看不见，跌跌撞撞，而她天生说话结结巴巴。“我相信，我们是法国文学史上最奇怪的二重奏，饭店的领班们像受惊的乌鸦一般在我们面前晃动。”

    萨特说：“有人把您的‘情书’给我念了一次。我非常喜欢。可是，怎么才能让别人再读给我听，让我好好享受您所有那些赞美的话呢？”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电梯前。萨冈认为，他流露出对她的依恋，也流露出对生命的依恋。不久萨特死了。他们都出生于6月21日，另一个同日出生的法国名人是普拉蒂尼。萨冈比萨特整整小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