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六十岁。。。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

齐白石如果三十岁就红了，说不定就成范曾了。

我如果十八岁就红了，说不定就成郭敬明了。

我大致知道我小说的印数，站在西单图书的滚梯上，看着滚滚人群，我想，我不想努力让这些人都成为我的读者，他们辛苦，应该有更容易的消遣和慰籍。白居易的“老妪能懂”是一种理想，我这种也是一种理想。在后现代社会，我的理想更难得。

刮胡子和撒尿的时候，我想，一个冯唐这样劳碌、好奇、热爱妇女的人，如果一直在写，直到六十岁才红，写到九十岁才死，对于汉语一定是件好事儿。

我想，到了九十岁，我如果没钱花了，我就手抄我自己的诗集，一共抄十八本，每本卖一万块。

四

“我刻印，同写字一样。写字，下笔不重描。刻印，一刀下去，决不回刀。。。老实说，真正懂得是刻的，能有多少人？。。。

“我二十岁。。。足足画了半年，把一部《芥子园画谱》，除了残缺的一本以外，都勾影完了，钉成了十六本”。。。“祖母也笑着对我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枝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

我也有一套《芥子园画谱》，东四中国书店买的。也不全，四册缺花鸟鱼虫卷。翻了翻第一卷，就觉得没劲儿，几个穿长袍的古人，在河边挑了一个很邪屄的地方站着，也不钓鱼，也不游泳，也不投河。不懂。

我邻居的坏小孩儿，比我大两岁，有整套的《三国演义》小儿书，我从第一本《桃源结义》照着描到第四十八本《三国归晋》。

我并不满足，决定开始画活物。家里的朱顶红开了，绿肥红厚，花柱头和龟头一样雄壮。我对着画，一画一天。晚饭之前，我哥很深沉地找我谈话，“你知道北京城有多少人在画画吗？你知道有多少画画的吃不上饭吗？我看你没这个才气，别画了。让花好好开吧。”我哥大我十岁，我鸡鸡还没发育的时候，他就带漂亮姑娘在楼下杨树和柳树之间溜达了。当时流行高仓健和杜丘，我哥也有鬓角，也有件黑风衣，话也不多。所以，他说的话，我基本都听

“小时多病，病危时，祖母常祷于神祈，以头叩地做声，伤处坟起”。。。“一日，祖母使予与二弟纯松各佩一玲，言曰，汝兄弟日夕未归，吾则倚门而望，闻铃声渐近，知汝归矣，吾始心安为晚炊也”。

我姥姥带大了我哥、我姐和我。我姥姥比我妈明显漂亮，我妈比我姐姐明显漂亮。我姥姥说，女人和西瓜一样，一辈儿不如一辈儿。我四岁那年，夏天炎热，邢台地震了，好多老头老太太都死了，我姥姥也没躲过去。

我姥姥是蒙古人，没有名儿，只有姓，梁包氏。老家赤峰，后来挖出来红山文化，很多青黄玉器，天一样青，地一样黄。蒙古人多神，在众多强大的力量面前体察到神灵，风，云，雷，电，马，山，河，部落里脑袋被马屁股坐了之后坚持相信某种使命的人。红山的玉器里，这些神的小样儿都有。

我姥姥在北京的家里也有神龛，放几块石头，几条布头儿，一张画像。祭品包括米饭，瓶装二锅头，和一种细细的卫生香。我小时候没事儿就生病，街上流行什么病，我就得什么病。烧糊涂的时候，就听见我姥姥在神龛前用蒙古话叽哩咕噜唠叨。我问她在说什么，我姥姥说，风，云，雷，电，马，山，河，我

科学训练时间长了，会不自觉地形成一个比较的习惯，仿佛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确立标准品之后反复比较而形成的，比如猩猩和人，男人和女人，美女和才女。我从小在北京的垂杨柳、大北窑、龙潭湖一带长大，二十岁前没出过四环，在这个认知系统里，猩猩都在北京动物园，人民都要有个天安门广场，男人就是主席和总理，女人就是我妈和我姐，美女就是女特务，才女就是徐静蕾。

三十岁之后，满世界乱跑。每到一个城市，坐出租车，走路，开会，睡各个酒店软硬各异的床，会不自觉地把有限感知中的其他城市和北京比较。在有些国内的城市，看着不同颜色的眼睛和头发，明显感觉到身处异域，先想到数百年前，这里的商人一定使用不同的货币，这里的妇女一定穿著不同的内衣，再感叹清朝满洲人的刀马武功。而在有些国外的城市，恍惚间对着一张黄脸和一肩直头发就说普通话。这些国外的城市，包括东南亚不要太南的多数城市，包括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某些区域，包括首尔。

首尔依山而建，顺江而筑，位居盆地，有北岳山、驼山、南山、仁旺山环绕，汉江流过市中心。房屋高高低低，随山水起落，没房屋和道路的地方，草木葱郁。多数的地方抬头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