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台湾知名作家骆以军（骆以军博客）做客新浪网，介绍自己的阅读与创作经历、新作《西夏旅馆》的内容，并对台湾作家创作、两岸文学交流等，发表了一些独到见解。以下为访谈实录。　　

 

　　访谈视频——骆以军：文学与流亡

 

    精彩语录

　　我们那时像一个识字兽，吃字的野兽，吃梦的野兽，那时很像一个吸毒者。

　　我出一本小册子叫《经验匮乏者笔记》，我们这一整辈的人，花很长时间在努力阅读，在训练自己，可是其实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

　　从看禁书到去酒馆里听怪故事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讲堂主持人尹俊（尹俊微博）。

　　我们今天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台湾著名作家骆以军老师，欢迎骆老师。

　　骆以军：尹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首先要恭喜骆老师，骆老师2008年的一部作品《西夏旅馆》，时隔三年终于在内地出版了。据我所知《西夏旅馆》出版之后广受好评，已经得了很多奖，(获得)“红楼梦奖”（“世界华人长篇小说奖”）等等，在2011年5月份终于在内地出版，很多读者终于可以买到正版的简体字版。

　　接下来我们从骆老师的个人创作开始聊起。其实据我们了解，骆老师高中的时候开始对文学感兴趣，同时据说也受到一些大陆作家的影响。这方面影响您的大陆作家都有哪些？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影响您的？

　　骆以军：我其实(对文学感兴趣比高中)更晚，高中的时候是鬼混，有点像贾樟柯电影里的流氓，鬼混的小混混，打弹子，溜冰刀，跟一群狐朋狗党混。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有开始(对文学感兴趣)，那时有点特殊，因为台湾比较特殊，在80年代末解严之前，其实大陆这边鲁迅、沈从文的书统统是禁书。大概就是那个阶段，是考试到升大学的这两年。

　　主持人：在看禁书？

　　骆以军：对，我爸爸是台湾一个教中文的教授，(我看的书)是他的床头书，你们这边很可怕。

　　主持人：我们当时看的禁书都是台湾对岸的一些东西，认为会腐蚀我们的思想，爱情等等，您那边也是这样？

　　骆以军：我们那个时候更严厉，可能更早些年，像陈映真那个年代，如果你有看鲁迅的书，有看萧红的书，可能就被抓去关了，大陆可能是另外一个状况。看马克思的书，甚至你的朋友都要抓走。可是我们那个年代都已经解严了，我是迟到的一代，白色恐怖，像陈映真，上一代作家写的忧郁、铁桶般的不自由，到我们那一代打开了。但是打开变成一个野蛮的孩子，但同时是时光故事的压缩，我后来碰到台湾大陆这边的同辈，他们从小读教科书时就读鲁迅的东西，他们对鲁迅是腻味、复杂的情绪。

　　主持人：(有些人)很讨厌他。

　　骆以军：余华也写过鲁迅已变成一个“关键词”。我们可能同时碰到，刚启蒙，18、19岁刚启蒙时，我们那时可能同时在读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碰到一些前辈、学长，大家跟着看。很有意思，我们同时在看西方20世纪大的经典小说。我们那时在赶学分，一个时差，同时在读鲁迅、沈从文，同时当时大陆大爆炸，80年代末阿城、莫言、余华。

　　主持人：太厉害了，这些东西都是您20岁左右在读是吗？

　　骆以军：也没有，就是一路(读下来)，也不厉害。

　　主持人：我那时都在读《还珠格格》，琼瑶的小说，那时大陆风靡台湾文学，您那时反而受大陆文学影响很大。

　　骆以军：那个时候台湾要腐化你们这边。

    主持人：对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大陆作家大概有哪些？或者当时您比较欣赏的大陆作家？

　　骆以军：后来有人骂我，为什么我每次被采访，讲的我的书单都是这些50后，可事实上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像莫言，我们那个年纪读到他的《红高粱家族》，就像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炸开了。

　　主持人：莫言的作品在内地读得也不是最多，因为太沉重、太深。

　　骆以军：那个时候对于我一个台湾长大的孩子，我父亲是1949年从大陆过来台湾，可是我从小在台湾的一个小镇长大，我从小听我爸爸讲大陆的故事，可是突然有一天我是从莫言的小说，从王安忆早期的小说中，那时她的《小城之恋》，还不是后来的《长恨歌》，李锐的小说，阿城的小说，韩少功的《女女女》、《爸爸爸》。这些人是下放过的，写各地农村的苦，其实也不是苦，是写一个非常厚的世界。整个语言非常饱满，我当时20出头，街头小混混，台北街头锻炼出来的，(这些作家)给我打开世界，那个光影纷飞，当然可能我那时从他们的作品去填补自己的中国想象，跟现在进来的大陆(作品)未必一样，可是对我那个时候非常重要。

　　主持人：以莫言为例，您之前在台湾生活了20多年，是跟大陆隔绝的，当时两岸没有三通，也没有太多交流。

　　骆以军：是。

　　主持人：您只是可能从父辈的嘴巴里会了解到大陆的一些情况。

　　骆以军：是，是。

　　主持人：当您看到莫言的作品，包括王安忆作品里大陆的风土、文化气息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样？

　　骆以军：当然特别难以言喻。

　　主持人：会觉得陌生吗？

　　骆以军：那个年纪，20岁，其实如果你开始看这些严肃小说的时候，所有的文学作品，每一个都是跟你本来自以为是认识的那个世界是陌生、是疏离化的，可是对我们那时来讲像一个识字兽，吃字的野兽，吃梦的野兽，那时很像一个吸毒者，他们的那些文字，我记得像莫言讲的一些，后来一个短篇，讲山东有一个猫在闹，跟一个人斗上了，后来人斗不过猫。有一天那个猫在窗外跟那个人说，“张三，你抽一口好烟，给我一棵烟吧”，张三就把枪从窗户上伸出去，那个猫含着枪，一股浓烟，后来那个猫咳嗽说“好呛的烟”。在台湾比较平板，比较像现在在大陆，慢慢大家现在从媒体或者政客的语言，或者商业的语言，其实它是一个平面的语言。可是在我20岁的年纪，在台湾的语言模式下，当时读到莫言、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像韩少功的《女女女》、《爸爸爸》，暴力得不得了。像阿城的作品，我后来怎么努力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有那个生命的机缘去经历。

　　主持人：您看的都是大陆的主流作家，或者传承文学血脉的作家，我比较关心台湾的第二代、第三代年轻人，他们看大陆主流作家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是一种熟悉感，或者是一种陌生感，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当重新接受大陆文化的时候？

　　骆以军：比较悲伤的是我小一辈，小我十岁的那一代，可能因为台湾过去有十年的政治因素，也影响到(他们)。我也奇怪，我二十几岁很熟读贾平凹、张炜的作品，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一批所谓的50后后面的，比如60后、70后，包括现在直接跳到80后大家知道的这些人，我也陌生，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时期大陆的文学有什么。你就可以想象我下一辈的作家，可能莫言、王安忆在台湾很红，他们知道，余华、苏童，可是同一批很好的作家，他们创作的文体、文字上或者想象空间，他们可能更多接受西方拉美魔幻、印度的小说，不太读、不那么知道大陆的文学，非常可惜。

　　主持人：两岸的文学现在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越来越快餐化了，我们大陆如果说到台湾的作家，脑子里还是那几个，什么龙应台、三毛，大概是这一辈，老一辈的作家，年轻的真找不出来，好像没有吧。

　　骆以军：这两年我的老师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在大陆红火，就是这两年开始。

　　主持人：台湾文坛很识货，很多作家都是先在台湾文坛先红起来，比如余秋雨，包括严歌苓，她的很多作品像《天浴》，在台湾很多人认识她。

　　对您个人影响最大，或者对您后来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

　　骆以军：您是指华文作家？

　　主持人：大陆作家，就是您年轻时代读的那些作家，对您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谁？或者您可能更像谁？

　　骆以军：我觉得(影响)都很大。(笑)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有一段时期很认真在读张爱玲的东西，可是现在不太会能从我的文字上看出张爱玲的东西。不是小说对我的影响，是文字，因为我同时在读翻译小说，在读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的东西。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叫李永平，写得非常好，当时他的文字也非常好。像莫言、阿城先生、李锐先生、韩少功先生，(对我)都有影响。可是经验是不同的，或者结构，你看这个世界内心的心灵结构是不同的，我们是不同时代，我可能会受到西方某些小说家(的影响)，这是没办法，比较受到西方的影响。

　　主持人：您会回顾一下自己大概从创作开始到现在写了多少作品，得了多少奖，或者现在有没有压力？

　　骆以军：得奖对我现在完全没有压力，可是作品大概十来本，真正专注的长篇大概6本、7本左右，其它有些因为我后来在杂志上写专栏，结集。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台湾得一个“新人奖”，很有意思，因为我一路是一个坏学生，考了一个很坏的大学，我也不太跟外面接触，自己大学那几年关在宿舍里读书。

　　主持人：结果得了一个文坛的奖。

　　骆以军：其实也就是一个新人奖，我记得特可笑，我还跑去我们家祖先牌位上拜拜，好像范进中举。后来知道奖金很少，跟你后来能不能走这条路差距蛮大。可是慢慢到后来，我都一直蛮认真扎实地写，我几乎每一本大概在台湾那边的年度会选那一年各媒体选的十大好书，还好，不太影响。

　　主持人：我觉得叛逆可能是你的外表，你很难想象(电影)《艋舺》里打打斗斗斗的小青年回家看莫言，看王安忆的书。

　　骆以军：没有，那时回家还是看黄色书，只是后来过几年才看。

　　主持人：您这么高的产量，除了平时的阅读和思考之外，怎么给自己积累更多的素材和信息呢？会通过一些社会活动或者其它的渠道吗？

　　骆以军：我这一辈在台湾长大的小孩其实比较自闭，比较封闭一点，几乎慢慢到长大一点以后，我大概27、28岁出第一本小说，像我同辈的小说家，大概当时出书都是很现代主义，很冰冷，人的脸孔是模糊的，人的身份是错乱的，很像下棋的一个高手在自己的小说里背棋谱一样。所以我后来有出一本小册子叫《经验匮乏者笔记》，其实我们这一整辈的人，我们的脑海里对小说这件事情，我们花很长时间在努力阅读，在训练自己，可是其实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你刚才问这个问题特别好，我后来特别喜欢像捷克的一个小说家叫赫拉巴尔，他的故事特别多，整天在酒馆，跟各路底层的人……

　　主持人：体验生活。

　　骆以军：他有一本书叫《底层的珍珠》，它就像一个蜂巢一样，里边一个一个蜂蛹冒出来，可是每一个人都夹带着他们在城市里被压挤的故事。因为我写周刊的一个专栏，每一个礼拜要写3000字左右，当时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消耗，因为我不太像专栏作家，我不是写时评，也不像一些人写读书笔记、看电影的心得，我把每一个故事当成一个素描，我训练自己写一个故事。

　　主持人：于是你也下基层了是吗？

　　骆以军：我在咖啡屋、酒馆听到哥们讲的怪故事，碰到一些长辈，慢慢这十年有一些长辈拉我喝酒，我看长辈怎么跟酒馆里的姑娘调情，长辈之间骂骂蹭蹭，可是有上一辈人的温暖，或者是讲以前我们平常在媒体上看不到的掌故、事情，变成一个集体的梦境塞进来。

　　主持人：这种增加阅历的实践是通过跟人沟通和聊天。阅历增加的程度要比你自己看书增加的多得多。

　　骆以军：是。

　　主持人：我就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我坐在这儿做主持，真要想积累素材，坐在我这儿当主持人，28岁长得像82岁。

　　骆以军：不会。

　　主持人：就会让你阅历增加得太快，其它方面没长进，甚至有退化，但是阅历确实增加，因为你借鉴了不同人的思想，当然也观察到社会 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