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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语录
马世芳:广播我始终没有当成一份工作,是我很乐于玩的事情。 作家愧不敢当,什么事情有家这个字就不太好讲。台湾有一个作家,他绝对是大作家,但是他自称是作者,我就是一个作者。常常去做节目,人家说马老师您的职衔怎么说,我说就是广播人,广播工作者。
马世芳:我就是个作者和广播人
主持人:没想到成为自己的职业?
马世芳:没有。我母亲是那么厉害的人,从来没有教我做广播,没有把我培养成小小播音员。她觉得小孩子有好玩的事情,不妨玩玩看。第一我有时候自己去电台找我妈,电台门口有警卫,他们说小朋友干吗,我来找我妈妈,你妈妈谁,陶晓清,进去。我觉得有点窝囊。
主持人:每次去门卫能认出来。
马世芳:有时候认出来就让我进去,有时候新来的还要盘问。自从我有了小球说故事,我到电台去,小朋友去干什么,我来录节目,非常得意,这是最得意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我那时候9岁,录节目有工资,金额不大,我母亲帮我领,给我一个小本,几月几号有多少钱,每天看着钱很有成就感,你想想哪有9岁的小孩能领工资,这两件事情让我很得意。真正做DJ是从18岁开始做。
主持人:当时还当过大学杂志的编辑?
马世芳:我曾经编过校园刊物,高中的时候就编过校刊,对写文章这个事情产生了热情。大学的事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上学不是太专心,一个是编校园刊物,把大学时代最呕心沥血的心血都投注到那里面,台大人文报。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做广播,18岁开始也是台湾的广播公司,青春网是台湾第一个针对年轻的听众全天播放流行音乐,也是台湾第一个播音员不一定都要字正腔圆的播音员,我母亲是总监。当时有西洋网的邀请我,听说陶晓清在高中校刊上就写披头士研究的文章,不然你来我的节目介绍披头士吧,我买了笔记本,从16岁开始写,密密麻麻写了一大本,我带着它去找阿姨,她跟我闲话家常,三句话就讲定了。我就开始了音乐节目的生涯。
我永远记得上节目第一天,她把按钮一推,她讲了一句话就让我讲。我话一下子说了十几分钟,别人都插不上话,是录播,但是也没有剪。我现在讲很脸红,她也没有拦住我,没关系,后来让我找到讲话的节奏感,包括说话的节奏。她是我进这个行业的恩师,从89年到现在22年了,中间除了台湾的男生大学毕业得入伍2年的军训,那段时间没有办法做广播,其他的20年的时间,我大概都有节目可做。这也不是我的全职工作,我从来没有把广播当做全职的职业,因为这样也保留了一点任性的空间,写写书,做点不太一样的事情。
广播我始终没有当成一份工作,是我很乐于玩的事情。
主持人:相比写作来说,您自己更像DJ,还是更像作家?
马世芳:作家愧不敢当,什么事情有家这个字就不太好讲。台湾有一个作家,他绝对是大作家,但是他自称是作者,我就是一个作者。常常去做节目,人家说马老师您的职衔怎么说,我说就是广播人,广播工作者。
主持人:刚才也说了,您当时也编过很多的杂志,在这些杂志里面,有时候经常写身边的文艺高手,接下来您说一下在当时那个年代,您还在大学做编辑的年代,好多人都是非常懂流行音乐的,现在台湾很多年轻人,没有跟上这个趋势,一下子就觉得没有那么多人懂行了,和当初那个时代相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马世芳:我大四是1993年,我在快要毕业的时候,出了个点子,因为当时流行音乐这个行业已经是最热闹,景气最好的时候,创下了有史以来销售最惊人的记录,《泰坦尼克号》,卖得非常好,所有的国语唱片销售是非常惊人的,几十万张的卖。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流行音乐对我们的影响这样的巨大,渗透到生活里面每一个角落,针对流行音乐认真的讨论非常少。在报纸上面,我们看娱乐新闻的版面,或者是异闻,关于音乐的非常少,都是用音乐人的,你跟什么人分手了,这个穿了什么衣服,拍了什么戏,没有讨论音乐的空间。我从高中开始看我母亲订的音乐杂志,特佩服美国人可以用这么认真的写流行音乐,不仅是摇滚乐,我们把这个作为门类去探讨,不装也不做作,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做这个创作,他想看访谈,想看牒评。为什么我们错过了一些音乐,当初为什么影响了我们长辈,他们好奇这样的事情,就会有这样的刊物,台湾就没有。
那时候有点不甘愿,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书,台湾流行百张最佳专辑,拖了两年才编完,快当兵的时候留下这个给学弟妹。那时候觉得要邀请一些重量级的人,我母亲去邀请,前前后后做票选,参与评审的人有100多人,那是空前的规模,每一张唱片不是只有单子列出来,每一张唱片都有一篇文章为什么是重要的,时代意义是什么。我们想的很美好,真正把名单弄出来之后,烦恼才开始,我们年纪太轻了,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懂的,很多不是我们选出来的。我们就各自认领自己认识的,很多没听过的。
主持人: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可以上网查资料。
马世芳:后来我母亲当救火队,把我们很多没办法的专辑就写了。那时候在台湾掀起了反响,一个学生刊物做这个事情。卖的不错,第一次3千本,一个月卖完了,我们加印了2千本,5千本,很不错了。再卖完的时候,同学们毕业的毕业,就业的就也,社团的人也不一样了,也没有人处理再版,完全没有能力处理,那时候是学生刊物,台大人文报出的等于是校园计划的报告书,虽然弄的很大,后来就绝版了。我们以为这个书在90年代中期绝版就绝版了,我们也很高兴有音乐圈的朋友看了这个书很感动,找我们,说你们编这个书很有意义。我第一次觉得这么有尊严,做梦都没有想到,辗转听说,在对岸,不知道是到了上海、北京、广州,总之有一些人有了这本书,就开始影印,名字就变成了《台湾百佳》,在互联网开始发达的时候,所有讨论台湾流行音乐的网站,都会援引这4个字。我们当年做的这个事情居然到了这个地步。后来我母亲到了大陆,就有年轻的朋友拿着第三次影印版,说陶姐这是我们的圣经。后来跟我讲,我觉得这实在太夸张了。那时候自己觉得很脸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