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你会发现自己内心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恰恰很可能没有地方跟人表达。

    精彩语录 ：

    尹鸿：陈凯歌把握住了梅兰芳心底的柔软。当然只不过到了后一半呈现的不够好，这种孤独感的载体没有呈现出来。比如他不能上舞台演出了，那种孤独可能更强烈，过去孤独的时候，可能在舞台演出的时候有沟通，有认同。但是又不能上舞台演出了，这个时候那种孤独，其实是更强烈的。但是在电影当中很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载体来表达他。

　　“纸枷锁”包含了什么　

　　主持人：但是说心里话看着他身边围了很多人，很热闹，但是在电影中透露的却是他的那份很孤单、很无奈，想自己穿一件时髦的衣服，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尹鸿：这可能就是凯歌传达的纸枷锁。大家对艺术的追求是同样的，大家都追求的是荣耀的那一部分，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生活，但是这个纸枷锁带上你的身份，就意味着你的一举一动都跟你的身份相关联。很多做名人的都感叹我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而且我都得强装笑脸，跟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自己内心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恰恰很可能没有地方跟人表达。因为人家已经认同你是一个公众成功的伟大的人，你人的那部分就得不到传达。所以，有时可能会出现孟小冬，才会出现你会发现最伟大的人，其实都有最柔软的那个脚后跟，都是很柔软、很致命的地方。

　　陈凯歌把握这一点，还是挺准确的。当然只不过到了后一半呈现的不够好，这种孤独感的载体没有呈现出来。比如他不能上舞台演出了，那种孤独可能更强烈，过去孤独的时候，可能在舞台演出的时候有沟通，有认同。但是又不能上舞台演出了，这个时候那种孤独，其实是更强烈的。但是在电影当中很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载体来表达他。

　　主持人：我明白，尹教授这其实也是我们特别想看到的一方面，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展现。

　　尹鸿：对。

　　主持人：肯定是要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尹鸿：是，这很正常。

　　刘占文：梅兰芳成为当时中国的旅游名片

　　主持人：刘馆长，我不知道最后梅兰芳先生去美国演出，最终是谁促成这样的事情。

　　刘占文：我个人理解还是他自己促成的。因为梅先生去美国，可能要多说两句，不是简单的以他个人的行为，因为他1924年是将中国的戏剧有组织、有规模介绍到海外的第一人。我始终在看这方面的资料，当然他前面有人去了海外了，那是三五成群，没有真正像梅先生在1919年去日本的时候就大规模有组织、有规模整出剧目这种形式全面系统地介绍到海外，没有，梅先生是第一人。他通过在日本介绍到海外的过程和整个效果以后，包括他那个时期住在红星胡同，那时不断做现在的民间外交，各国使馆、到北京的其他外国客人要登长城、吃烤鸭、听梅戏，还要听梅兰芳的戏。包括他在红星胡同接待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比如像当年的影帝、影后，还有印度的泰戈尔，伟大的诗人。

　　主持人：梅兰芳成为旅游名片了。

　　刘占文：那时就是旅游名片，一定要去，还要访梅宅，包括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夫人都去过他那里。他一直为我们国家的民间外交工作不懈地做努力。所以，民间外交不断地把我们的国剧、中国传统的符号介绍给这些外国人。

　　基于各种因素、各个方面的情况，最后他可能在“梅党”的范围之内，可能决定了要出访美国。怎么能够成功呢？恰恰经济大萧条、大危机。

　　主持人：对，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人会把注意力放在听戏上。

　　刘占文：在他周围等等一批各路人才的推动下，这个事情成功了。

　　刘占文：梅兰芳访美到底有多轰动

　　主持人：当时美国的那种经济现象会接受梅兰芳吗？

　　刘占文：当时很多人也劝他，因为要10万块大洋，按照今天的比值作用要上亿了。但是没有政府资助，因为就做民间外交、民间推广，提前一年在推广这件事情。1930年正式到美国，到美国的轰动效应，据我所了解，到今天为止前无古人，后边还没有来者。比如说到美国演出，除了总统阁下没有观看以外，因为他外出在其他州，所有的美国官员，因为经济箫条，也不开会了，都去看梅先生演戏。比如总统突然听说这么好，我也要看，对不起，梅先生，我在华盛顿的合同到期了，我要到下一个站，没有办法听你演出了。所以，那个时期，在梅先生那里，这个市场经济早就体现了应该说。

　　主持人：美国人看得懂吗？

　　刘占文：看不懂我们要解释，包括今天我们要有很多宣传，有很多前期的工作要做，所以有大量的史料，我们也有大量的史料，做前期的铺垫、宣传，包括剧场的预定。那个时期，在美国也在炒黑票，比如卖几块美金。

　　尹鸿：黄牛票。

　　刘占文：那个时期就有黄牛党，也在炒这个票，我们不敢说万人空巷，起码我们有照片为证，到了旧金山，它的市长亲自座驾欢迎他的场景，这些都是事实。而且在纽约，在华盛顿的酒会，据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几千人的酒会，恐怕今天我们的艺术家也好，在美国很难产生这种效应，将近五千人的酒会。

　　尹鸿：在广场上搞的酒会。

　　刘占文：对。

　　主持人：一般我们看到在电影里一个镜头就展现了，所有人雷鸣般的掌声。

　　刘占文：那只是一个演出的场景。我想梅先生之所以能够有信心地走出去，也是基于他前两次出访我们的邻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积累了一些实力。包括他在梅宅这些年的民间外交工作的交往，社会活动的交往，他认为我走出去的时机可能具备了。所以，谁走出去？什么动力走出去？还是他本人推动了他自己走出去。

　　主持人：不知道现在在美国人心目中，梅先生还有当初的那种分量吗？

　　刘占文：现在不会有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因为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变化，随着我们这些年传统文化的推广，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传媒的速度和各种娱乐的方式丰富，不光是梅先生，整个中国的戏曲、中国的京剧，包括西洋的歌剧都不及当年那么受欢迎。

　　主持人：也是现在的明星太多了。

　　尹鸿：也是跟特殊的时代有关系，那时正好是中西文化开始大范围交流，因为我们各自都对对方所知甚少，对方对我们所了解都是差异的，泰戈尔到中国来也是不得了，当时鲁迅，所有中国的文化界名人，所有的人都出面接泰戈尔，都去跟他参加酒宴。因为那个时候世界不像今天信息流通得那么好，那时我们想知道你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你又是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的代表，到了我们这儿来，大家真的是很好奇。当然我们也会很崇敬、很尊敬，因为毕竟是一个差异性的另外一种文化的代表。所以，那个时候能够创造出很多这样的情况，像卓别林到中国来也是不得了。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当时的普遍性文化现象。当然中国能够出去，能够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可能很少。像梅先生正好，我觉得他是那个时代中西融合的一个结晶。包括电影也是这么表达，他首先受新文化影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他对京剧有了改造，而这种改造恰巧跟西方有共通性。而且身边的这一批人，虽然京剧是一个传统的艺术，但是周边的人都是学贯中西，很多人都是横跨中西两个文化，包括电影中的邱如白，他也是因为在国外回来，带进了一些西方艺术观念，一起来重新打造京剧。其实它正好表达了世界开始互相交融、互相融合的时代的氛围。所以，他才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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