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省作协党组对我在公开信中提出的几点要求未予答复，并已启动向社会招聘（实质是承包）的程序，故将公开信及我和其他几位专业作家的联名信等向社会公布，以正视听。---刘继明

党组：    

《都市小说》杂志招聘文件公布三个多月后，今天终于对投标方案进行了评议。尽管投票的结果并未超出我的预料，但我仍然感到惊讶。正如我曾经分别向你们陈述过的那样，我之所以参加投标，完全是从湖北文学事业的发展出发，不愿意看到省作协的公共文化资源继续流失和浪费，创办一份真正有影响、有品位的杂志，而不是那种趣味低俗平庸的地摊式读物。在去年底党组与方方、陈应松和我等几位专业作家的对话会上，你们也亲口做出重新招标 “内部优先”的承诺，这也是我几经犹豫决定参加投标的重要原因。但现在的结果却恰恰证明了你们并不希望由作协内部人员来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准备继续让社会人员承包的真实用意。这绝非我的主观臆测，理由如下：

      2008年和2009年注定是中国自新世纪以来最不平凡的两个年份，从拉萨骚乱、火炬事件、四月爱国运动到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从改革开放30周年到新中国建立60周年以及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大革命220周年等等，历史的回音和现实的考量不约而同地在此交汇降临。悲痛与震惊、忧愤与狂欢，沉思与呐喊，跟全体同胞一起经历着危难和时艰的中国知识界显得异常活跃，许多原本处于暧昧状态的思想潜流纷纷浮出水面，并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交锋。人们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出发，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解读，试图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路径寻找答案。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俨然正在形成。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每一个转折关头，人们莫不都是高举着“思想解放”的旗帜，冲破种种保守僵硬的体制藩篱和文化禁锢，推动社会迈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的。从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的 “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自由”口号；从中共延安时期的破除“教条主义”，“反对党八股”，到五六十年代以“九评”为理论标志，破除对苏联的迷信，独立自主地探索社

（本文由吴佳燕根据2009年4月14日刘继明在湖北省作协农民作家培训班上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已经过

作者修订。）

以前我们经常听到农民作家、工人作家和战士作家这样的称谓，但近三十年来很少听到了。我记得刘醒龙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就叫《农民作家》。最近几年出现了一批打工作家，通过文学表达自己的诉求，反映打工阶层的生活和命运，文学界把他们命名为“打工作家”，我有个老乡王十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这些人以前大多是农民或农民子弟，但现在的身份变了，社会上称之为农民工，是一个新的阶层。社会学家陆学艺把中国当代社会分为八个阶层，如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白领和富人阶层等等。至于工人农民，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的弱势群体，往往就是指这一阶层。人们常说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毛泽东在《延座讲话》里也说过“文艺首先是

 (《小说评论〉2009年第二期）

       “小说家档案”要我写一个“创作谈”，我原本想用一篇旧文代替了事的，但一想又觉得不妥，因为主持这个栏目的是我的老师於可训先生，对老师交的作业敷衍塞责，终究不大礼貌，既然如此，我想还不如借这个机会，对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进行一次回顾或梳理吧。

       对于我近些年来的写作，评论界似乎有“创作转向”的说法。比如贺绍俊先生的《底层写作中的新国民性—以刘继明创作转向为例》，李云雷的《先锋的底层转向—刘继明近期创作论》以及阳燕的《中国问题·精神境遇•人文情怀》等，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我从过去的那种先锋色彩很强的写作或者新生代写作转向了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另外从体裁上也由单一的小说扩展到思想随笔以及报告

       《江河湖》完稿后，我给两位搞创作和评论的朋友传阅了一下，并和他们进行了认真的交流。现将谈到的有关问题摘录如下。

问：你这部长篇写了几年？

答：2005年夏天动笔，今年夏天完成初稿，前后三年，但如果从构思算起，差不多整整五年。

问：也就是说，《梦之坝》出版时你就开始酝酿这部作品了？

答：实际上，2003年，当我在三峡坝区挂职和写作《梦之坝》时，《江河湖》就开始在脑子里萌动了。甚至可以说，《梦之坝》不过是写《江河湖》之前的一种热身和准备。

问：你觉得《江河湖》与《梦之坝》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在哪里？

答：在《梦之坝》中，我关注的其实不只是三峡大坝本身，而是围绕大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从中折射

 (《天涯》2009年第一期)

记得八十年代初，当我还是一名文学青年时，买过一本《台湾小说选》，里面就选有陈映真的著名小说《将军族》和《夜行货车》，其中，《夜行货车》还被改编成电影，在大陆放映过。但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大陆的许多读者和中文系学生熟悉的是余光中、李敖、柏杨、龙应台以及早已迁居美国的白先勇、聂华苓这些作家，比起作品曾经在大陆风行一时，并且至今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群，在公众心目中几近文化英雄的李敖和柏杨等人来说，陈映真的影响则大不如从前，寂寞多了，甚至对于一般的读者和社会公众来说，压根儿不知道陈映真是何许人也未可知。

 时间：2008年11月10日

 地点：华中师范大学科学会堂

       在西方发达国家，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并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文化思潮，比如“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早已成为西方普遍认可的一种文化理念，但在中国引起广泛接受和重视，还只是近些年来才发生的，而且对于“环境文学”这一中国化的概念本身，人们似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有人觉得，相对于西方的“生态文学”将人与自然放在平等的地位进行观照，“环境文学”这个概念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表述。如果这种看法能够成立的话，显然会给人们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文学”带来某些认识上的困难。

       众所周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悠久的传统，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和“返璞归真”，曾经被视为一种极高的生存智慧和境

 (《上海文学》2009年六月号） 

 各位好！很高兴有这么一次来和上海的朋友们交流的机会。一直以来，我对上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除了90年代中期我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作品都发表在《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上，还因为我个人的生活也跟上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相隔十年之后，有这么个机会到上海来，对我来说的确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小说与现实》。很久以来，我们谈论小说往往只关注语言、叙述、结构、经验、想象力这类技术性的问题，很少愿意把小说放到一个大的范围去讨论。那么，今天我想把眼光放开一点，谈谈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关于现实，包括现实主义，多年来我们似乎有一种误解，比如一提到这个词儿，就把它跟机械的反映论和工具论等同起来了。这里面当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任何一种文学观念和现象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英国思想家雷蒙·威廉斯写过一本《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就曾经对许多在

 (《小说评论〉2009年第二期）

田甜：您能否跟我们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个人生活对您创作有什么影响？

刘继明：我中学时期开始喜欢文学，大约是1984年发表第一首诗歌，198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双管猎枪》，那时候，我还在家乡新厂镇文化馆工作。1987年，我离开石首，只身前往新疆，属于半谋职半流浪性质，几个月后回到武汉，1988年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插班生。此时我已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基本上是对当时流行的先锋文学的追随和模仿，还谈不上有自己的个性。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湖北省歌剧团工作，1992年，我去了海南岛，参与创办《海南法制报》和《特区法制》杂志。1993年返回武汉后，我陆续在《上海文学》、《收获》、《人民文学》和《钟山》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并被评论界誉为“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从那时到现在，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经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履历表上看得见的经历，还有一种是履历表上看不到的经历，即精神履历。二者并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