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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鲁枢元、於可训、刘继明激扬武大

 

珞珈山上一场文学寻根之旅

 

 

走向南亚(2009-09-11 19:46)

  《走向南亚》是2007年我应约写的一部报告文学。为了写这本书,我曾经深入中国滇西和缅甸北部采访,第一次领略和了解了“美丽、神奇、丰富”(徐迟先生语)的云南以及南亚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认识了腾冲这个以翡翠闻名的极地小城,从而沿那条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滇缅路和史迪威公路,走进了一段鲜为人知、可歌可泣的历史。

   该书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亲爱的小鱼(2009-08-30 17:00)

   昨天,是小鱼的生日。今天一大早,我从火车站接到了从上海赶来的小鱼父母。我们全家人,还有两位朋友一起把小鱼的骨灰迁到了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的福月园,举行了一个简短而庄重的安葬仪式。38朵火红的玫瑰,是小鱼的年龄,12朵洁白的菊花,是我永失小鱼的时间。12年,整整一个轮回。12年,我也从青年迈入了中年,亲爱的小鱼则永远定格在了26岁的锦绣年华。秋雨蒙蒙之中,我凝望着墓碑上的影雕像,觉得小鱼仿佛还活着,仍然那么美丽、纯真。青山环抱之间,小鱼,你可以安息了。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和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都会去看你,直到我们在天国重逢的那一天。)

  

 

   8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名为“作家、批评家与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学”的会议。主办单位是海外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协会(简称ACCL)。据本届执行主席罗福林教授(Professor Charles A.Laughlin)
介绍,该协会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完全面向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团体之一,会员人数超过300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在北美各大学从事学术工作。此次双年会首次邀请了一批从事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并且将“底层文学与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状况”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这为近年来备受争议的底层文学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下深入讨论提供了一次重要的契机。
博客日记(2009-06-24 14:00)

8月2日
 
    24日至30日,携家人去广东深圳、惠州走了一趟,既是去旅游,也是去办一件搁置多年的私事。在深时,与曹征路见了一面。其间多亏老乡兼老友蔡德林热情陪同。德林还写了篇博客,转贴于此,权且当作纪念。
 
 
蔡德林:周末记事——见刘继明和曹征路

     鉴于省作协党组对我在公开信中提出的几点要求未予答复,并已启动向社会招聘(实质是承包)的程序,故将公开信及我和其他几位专业作家的联名信等向社会公布,以正视听。---刘继明

 

党组:    

《都市小说》杂志招聘文件公布三个多月后,今天终于对投标方案进行了评议。尽管投票的结果并未超出我的预料,但我仍然感到惊讶。正如我曾经分别向你们陈述过的那样,我之所以参加投标,完全是从湖北文学事业的发展出发,不愿意看到省作协的公共文化资源继续流失和浪费,创办一份真正有影响、有品位的杂志,而不是那种趣味低俗平庸的地摊式读物。在去年底党组与方方、陈应松和我等几位专业作家的对话会上,你们也亲口做出重新招标 “内部优先”的承诺,这也是我几经犹豫决定参加投标的重要原因。但现在的结果却恰恰证明了你们并不希望由作协内部人员来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准备继续让社会人员承包的真实用意。这绝非我的主观臆测,理由如下:

 

      2008年和2009年注定是中国自新世纪以来最不平凡的两个年份,从拉萨骚乱、火炬事件、四月爱国运动到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从改革开放30周年到新中国建立60周年以及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大革命220周年等等,历史的回音和现实的考量不约而同地在此交汇降临。悲痛与震惊、忧愤与狂欢,沉思与呐喊,跟全体同胞一起经历着危难和时艰的中国知识界显得异常活跃,许多原本处于暧昧状态的思想潜流纷纷浮出水面,并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交锋。人们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出发,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解读,试图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路径寻找答案。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俨然正在形成。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每一个转折关头,人们莫不都是高举着“思想解放”的旗帜,冲破种种保守僵硬的体制藩篱和文化禁锢,推动社会迈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的。从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的 “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自由”口号;从中共延安时期的破除“教条主义”,“反对党八股”,到五六十年代以“九评”为理论标志,破除对苏联的迷信,独立自主地探索社

农村题材和农村问题(2009-04-30 08:36)

(《名作欣赏》2009年第七期

 

 

以前我们经常听到农民作家、工人作家和战士作家这样的称谓,但近三十年来很少听到了。我记得刘醒龙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就叫《农民作家》。最近几年出现了一批打工作家,通过文学表达自己的诉求,反映打工阶层的生活和命运,文学界把他们命名为“打工作家”,我有个老乡王十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这些人以前大多是农民或农民子弟,但现在的身份变了,社会上称之为农民工,是一个新的阶层。社会学家陆学艺把中国当代社会分为八个阶层,如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白领和富人阶层等等。至于工人农民,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的弱势群体,往往就是指这一阶层。人们常说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毛泽东在《延座讲话》里也说过“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但这么多年来,曾经在新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的农民作家、工人作家差不多已经消

 (《小说评论〉2009年第二期)

 

 

       “小说家档案”要我写一个“创作谈”,我原本想用一篇旧文代替了事的,但一想又觉得不妥,因为主持这个栏目的是我的老师於可训先生,对老师交的作业敷衍塞责,终究不大礼貌,既然如此,我想还不如借这个机会,对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进行一次回顾或梳理吧。

       对于我近些年来的写作,评论界似乎有“创作转向”的说法。比如贺绍俊先生的《底层写作中的新国民性—以刘继明创作转向为例》,李云雷的《先锋的底层转向—刘继明近期创作论》以及阳燕的《中国问题·精神境遇•人文情怀》等,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我从过去的那种先锋色彩很强的写作或者新生代写作转向了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另外从体裁上也由单一的小说扩展到思想随笔以及报告

《江河湖》答问录(2009-01-18 16:04)

 

       《江河湖》完稿后,我给两位搞创作和评论的朋友传阅了一下,并和他们进行了认真的交流。现将谈到的有关问题摘录如下。

 

问:你这部长篇写了几年?

答:2005年夏天动笔,今年夏天完成初稿,前后三年,但如果从构思算起,差不多整整五年。

问:也就是说,《梦之坝》出版时你就开始酝酿这部作品了?

答:实际上,2003年,当我在三峡坝区挂职和写作《梦之坝》时,《江河湖》就开始在脑子里萌动了。甚至可以说,《梦之坝》不过是写《江河湖》之前的一种热身和准备。

问:你觉得《江河湖》与《梦之坝》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在哪里?

答:在《梦之坝》中,我关注的其实不只是三峡大坝本身,而是围绕大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从中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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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这个世界上有大约三万五千个儿童死于与饥饿有关的疾病。在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没有儿童会由于这样的原因而死去。所有的人都能受教育,得到保健服务,因为他们会能够负担得起。所有向穷人提供免费或补贴服务的国有组织都可能不要了。不需要福利机构,施舍,粥棚,食品站,免费学校,免费医疗,在大街上不会有乞讨了。国有的收容项目没有理由存在了。当然,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中的社会结构,会完全不同于那些今天存在的结构,但是没有人会依靠任何人的怜悯过活,而那是使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一个充斥着贫困的世界之处。
--穆罕默德.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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