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官员财产申报呼声颇高，随之一则“脱吧，轮到你了”的漫画，在网上蹿红。官员的财产像大龄未婚女士的年龄，神秘得很，各种连雾里看花的效果都得不到，只能凭猜测或媒体披露落马官员天文数字的财产进行猜测。和这种“保守”相对的是，每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倒是主动“裸体”，定期向公众披露年度的就业率。这种做法的用意无法两个：一来对抗就业难的传言，二来为高招打气，让高考学生对读大学的未来充满了憧憬，粉碎“读书无用论”。高考录取工作刚拉开序幕，2009年度的高校就业率已经出炉了。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达611万人。截至7月1日统计，已有415万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业人数增加44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68%，同比基本持平。（《新京报》7月9日）


对迷信数字的人而言，68%不失为蛮吉利的一个数字；对金融危机阴影下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很已经差强人意了。而在熟悉高校生活的人眼里，对这个数字充满的是审丑冲动，因为它是一张美丽的“画皮”，经不起风吹和草动，便可以露出那张“狐狸的尾巴”。


记得年前，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便接受了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帮

赵本山和宋丹丹、崔永元合作的春晚小品里，当小崔最后说最后只给他们一句话的发言机会时，赵本山问的是来时的火车票怎么给报销了。时间有限，想唠嗑不允许了，只能搬出最关键的话来讲了。在现实生活中，历代最紧俏的资源——时间的重要性，有几个惜时如金，既不挥霍自己的光阴，也不侵占别人的时间呢？看看每天全国大大小小的会议时长，基本就有清楚了。会多已经是历史问题；会议拖沓，领导们轮番讲话，每个人讲起话来很少时间限制，开会成为一件累人的差事，这样的感觉，太多的单位人对此有同感。减少会议次数，缩短会议时间，削减会议经费，提高会议效率，成为多少人的共同梦想。广东方面开始对会议做要求了。


广东省切实转变机关作风，认真落实“一查四减”的要求，规定召开会议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讲话一般不超过1个半小时，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不超过1个小时。（《广州日报》7月8日报道）


行政级别不同，待遇也不一样。这种待遇，原来也体现在开会的发言时间长度上。开会是讨论，无所谓级别高低享受多长时间的发言待遇。所以，分配讲话时间套用行政级别本身就欠妥。套用也就罢了，把领导讲话的时长上限规定为每人90分钟

7月6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分别批评了重庆高考民族成分造假事件，敦促公开31人造假名单。当天，记者来到重庆市招办综合处处长李萍的办公室了解情况。李萍和4名男士正在谈录取工作上的事情。其中一男士提到“有很多媒体要求公布违规学生名单”，李萍回答：“别管他们！”（《成都商报》7月7日）

一方面是媒体再三的敦促，另一方面是重庆招办的置之不理。在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有法可依的年代里，正常的信息尚且需要见到光日，何况是那些违规的信息，更应拿到阳光下暴晒。连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两家重量级媒体的批评，重庆招办都可以置若罔闻，这批造假名单砌成的“信息壁垒”真可谓固若金汤，任凭舆论的吐沫如何炮轰，这个“堡垒”依然我自岿然不动，堪称一大奇迹。

人们想知道，重庆市招办缘何对这批造假名单护卫有加，誓死也要确保这个“信息堡垒”的安全？是这批名单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走向，还是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可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捍卫它绝不泄露一丝半点？从媒体已经逐步披露的名单看，31人的造假名单已经有24人的名字和就读学校被曝光。剩下的7名考生，

自7月3日，上海“在建楼房倒塌事件”调查结果公布后，“压力差”一词迅速走红网络。网友质疑上海倒楼原因，认为专家给出的原因语焉不详。（《新快报》7月6日）


楼旁边的一堆土压倒一幢新大楼。连日来，专家的这个“调查结论”引起舆论哗然一片，至今没有退潮的迹象。本来，一幢楼房的倒塌造成的冲击波，仅限于上海一地。而且，只要善后工作及时、到位，倒塌事件的负面影响原本可以控制在最小范围。然而，调查专家的“压力差”断言，非但没有消除事件的负面影响，反而激化了民众的情绪：“大楼一定是向土堆方向倒，而不是向坑方向倒！除非牛顿力学错误！”“专家说咋倒就咋倒，牛顿算屁！”“上海的专家了不起，敢于推翻牛顿定律，应获诺贝尔奖！”“我住在山脚下，我要搬家了。”


我们不是研究力学的专业人员，无法从理论上论证到底是牛顿错了还是上海调查倒塌事件的专家错了。从经验判断，网上的质疑声不该没有道理。如果我们的专家断言是荒唐的，给舆论造成混乱，增加不必要的民怨，制造新的不安定因素，这些“功劳”应该非“专家”莫属。如果这样的“专家贡献”仅此一例，也到罢了。不巧的是，近年来，荒唐的专家断言此起彼伏，

民族身份是人类的“群体胎记”。国别可以改变，而这个群体胎记却无法更改。在一个人工技艺看涨的年代里，有些人和自然为敌，变更性别、改换国籍，所有这些无不打着权利自由的旗号行事。然而，更荒唐的事情是有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居然试图篡改祖先遗传给我们的群体胎记——修改自己或子女的民族身份，目的在于能够到一所稍好一点的学校读书。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高考学生民族身份造假事件，又添新例。


4日，北京大学接到第二例民族造假重庆考生举报，经查证这位名叫田中的考生报考北大医学部，是重庆31名民族造假考生之一。目前，北大正在研究应对方案，可能再次宣布弃录该考生。（《新民晚报》7月5日）


民族身份造假，和现行的少数民族考生享受加分政策有关。目前，我国少数民族考生可以享受20分的加分政策。高考成绩的区区几分，站在数学的角度看真的微不足道，对考生而言，却可以改变未来的命运。其意义之“重大”，可以借用马克思的一句经典论断：“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对天地人的敬畏和尊重，从初民时代便培养了炎黄子孙自觉屈膝表示

敬重的习俗。跪天跪地，是神崇拜；跪父母和长辈，是亲崇拜。在天地人三者的“人”中，还包

括了官。对官的尊重，向清明廉政的官员下跪以示谢意。能得到这种礼遇的官员，一定是建立了

有口皆碑的政绩。今天看来，对长辈的跪无可厚非，因为跪得心甘情愿。而对官员的跪，则是清

官情结的写照。这种情形，已经被视为糟粕，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糟粕仍有回光返照的机会

。不过，这种回光返照，则寓意着另外一种败笔。

6月30日上午，北京首个开工建设的政策性住房项目——西三旗旗胜家园正式交用。4645户限价房

和廉租房业主将在近期陆续办理入住手续后领取自家的房门钥匙。仪式上，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

突然面向市领导跪倒在地上，表示感谢。几位市领导赶忙伸手将他搀扶起来。（《京华时报》7月

1日）

人类的四大必需无非衣食住行，这是生存的先决条件，缺一不可。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梦想，从杜

甫时代就已经提了出来。然而，住的问题，迄今依然没能解决。不少城市推出的经济适用房，价

世上从不乏多才多艺者。真正的多才多艺，可与而不可求。一个时代多才多艺的人陡然增多，要么是人类的运气极佳，要么是滥竽充数的“才子才女”多了。后一类人则是时代环境风气不正的衍生品。


最近，中国作协风波不断，在金庸入会和郑渊洁退会后，著名演员刘晓庆的中国作协会员身份再次曝光，引起网友的争议，而重庆作协主席黄济人力挺刘晓庆，说她很爱书。2日，中国作协相关人员证实，刘晓庆加入作协后，极少参加作协的常规活动。（《重庆晚报》7月3日报道）


刘晓庆出过书，她的书也畅销过。至于坊间怀疑其书是不是出自刘晓庆本人之手，估计是个历史悬案，我们也没有必要劳神去考证。有讨论价值的话题不是刘晓庆有没有资格加入中国作协，而是中国作协这个清水衙门为什么风波不断。是公众过于神经质，喜欢武断猜忌，还是作协的机制本身出了问题，最终引火烧身的？


不瞒诸位，年轻时我也有过梦想，也想成为中国作协的一员。也曾被人鼓动过申请入会，当然这个念头末了还是被打破了。不是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不是真正有名的作家，加入中国作协，岂不是亵渎了这个组织的名声？与其勉强挤进去，不如过个平常人的

又一届大学生毕业在即，你会用什么方式来为大学生活画上句号呢？请客吃饭、拍照留念……相对于复旦的两名男生，这些都太平常了。日前，两名毕业在即的复旦男生，头戴学士帽在校园内裸奔庆祝毕业，并拍照留念。对此，有人批评“世风日下”，也有人认为应该用更宽容的态度来看待。（《新快报》6月30日报道）

大学四年，毕业时庆祝一下很有必要；读过几天书的人动点脑子策划点有知识含量的庆祝，应当肯定。不过，以西方式的裸奔来庆祝大学毕业，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做法也不是不能容忍，自卑者喜欢以强者作榜样，不管强者的优点还是缺点，大抵都是膜拜的对象。无法让人保持沉默的是这两名裸奔者的宣言：一块白布下面赫然写着“最后的坦诚”，之上是“复旦”，中间是男子性器官图案。如此标榜“最后的坦诚”的裸奔宣言，到底是中国当代大学生的荣光，还是耻辱，议论不一。反对者认为“难道只有光腚才能证明你坦诚？”支持者认为“毕业裸奔就是素质低？”“那美国人素质还真的是低，就咱自己人素质高。”有人则针锋相对：“这是中国，不是美国。”

裸奔涉及到个人

广东韶关通报称，网上帖子所传旭日玩具厂里“6个新疆的男孩强奸了2个无辜少女”系虚假信息，发帖者朱某已被查获，原为旭日玩具厂员工，辞职后再次应聘被该厂拒绝，因此心怀不满发布了该帖文。朱某现已被拘留。（新华网广州6月28日电）

虚假信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谣言”。一则虚假信息，付出了两条人命、120人受伤的代价。这则消息让我对一个流行的说法表示怀疑，这就是“谣言止于真相”。谣言和真相所处的空间相同，区别在于时间的维度有差异。有人以为，只要真相先问世，谣言就没有了发挥“余热”的空间。这实在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怎奈和实际情况并不合拍。在我看来，谣言之所以是谣言，就在于谣言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有没有真相，谣言都有横空出世的危险。以旭日玩具厂的悲剧为例，造谣者是在报复企业，这种报复企图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所谓真相不真相。他捏造的“强奸案件”，不是辟谣便可以打消公众的疑虑的。谣言擅长的是先发制人，占领时间的先机。所以，和谣言对抗，不能指望真相和谣言同步甚至早于谣言，因为不道德的谣言不可能按照常规的游戏规则出牌，它钻的就是人性中对“第一印象”的偏好。

谣言是毒酒，但这种毒酒无色无味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27日表决通过修订后的统计法，对于拒绝或妨碍统计调查的个人，将重“教育”轻“罚款”，不再对其进行处罚。据悉，此前最高可罚1000元。（《新京报》6月28日报道）

如果不是这则报道，许多人还不清楚自己是被罚款的潜在对象。取消被罚款资格，本该值得庆幸，没想到“唱反调”的声音居然不少：“我都没被统计过，怎么罚款？”“我也没资格被罚款啊。”“从未被统计，一直被代表。”“我一直盼望被统计一次，好尝尝被罚的滋味，这次，我的希望破灭了。”

这些言论，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统计法的不满。统计法的公信力如何，由此可见一斑了。修订后的《统计法》，能重塑该法的威信，增加民众对中国统计事业的信赖感吗？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删除对个人的罚款条款便能取得的。而事实上，统计法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可能是造成该法公信力欠缺的根源所在。

统计事业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工作的性质从属于科学，科学的生命在于求真。离开真实，也就无所谓科学了。科学的东西可能暂时无法让公众认可，但科学最终会取信于民。相反，伪科学可以时髦一时，怎奈其生命力和夏季里招摇的蝉相似，流行不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