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少主[原创中心]

     与历朝历代的起义军不同。

    在宋朝，盗贼更像是一种职业，起义军普遍缺乏进取心。

    这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在地域上与辽、金、西夏等国并列，并不断受到周边国家的侵略和骚扰。在内政上推崇儒家思想，奉行以德治天下。宋家天子，大多文采风流，而宋徽宗为其中翘楚，书画都卓尔成家。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连盗贼们也变得斯文起来。不知道，这是受了老子“盗亦有道”的深刻影响，还是受了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所有起义队伍无论动静多么浩大，最终无一不是偃旗息鼓，或受招安，或当顺民。

    按说，宋朝的起义军应是不少，但没有一支义军能像以前或是以后的义军那样，开天辟地，开创未来。大多数情况下，各路义军好像都是以盗寇的面目出现的，既师出无名，也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或许，他们只是把这种行为当做了一种特殊的职业，而不是远大

     自古至今，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情报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而之于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又尤以军事斗争为甚。这是因为，打仗从来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一旦情报失实，导致决策失误，必将会给部队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甚至是灭顶之灾。因此，《孙子兵法》开篇即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论述。可见打仗，仅有敢于亮剑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要有制胜的谋略。

    而谋略，从来都离不开情报工作的支持。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从一定意义上讲，梁山好汉们是没有打过败仗的，尽管前期都是小打小闹，但后来也不乏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智取大名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这样的战绩。不仅扩大了影响，也一度动摇了北宋王朝的统治。梁山能打胜仗，因素很多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国人还是有些优越感的。但这种优越感好像不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而是来自国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自古以来，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把个社会阶层划分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有了阶级，当然也就有了上下左右，高低贵贱。在上者昂首挺胸，在下者唯唯诺诺。由此不难看出，这种优越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换句话说，我们的优越感只是极少数人的优越感，一如官员之于平民，上级之于下级，富有之于贫困。

    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决定了，人总是愿意看到别人艳羡的目光，以便将自己突出出来供人膜拜。因此，古人从来就有“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的说法。这种心态，之所以到现在都难以根除，除了历史的因素之外，关键还在于老百姓的逆来顺受和盲目屈从。毛病都惯出来了，一时半会也不好脱胎换骨。

     古人云：“事到万难须放胆，宜于两可莫粗心”。

    一句话，两层意思，既可合并理解，也能单独解释。

    前者是说，人越是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就越要放开胆量。这个时候，胆小怕事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尤其生死存亡之际，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放手一搏。如果幸运的话，可能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能是死路一条。就像景阳冈上武松打虎，其实武松何尝真的想要去打虎，只不过到了那个紧急关头，要不拼命反抗，定会被老虎吃掉。好歹都是个死，还不如放开手脚搏他一把。当然，要换了别人，即便是拼掉老命，也未必不被老虎吃掉。问题在于，主动的死亡与被动的灭亡，总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打虎死了是烈士，被虎吃掉是饭菜！

     人的幸福感是比较出来的，与财富多少没有绝对关系。

    如果，从打娘胎里出来的那天起就处在一个优越的环境中，多半只会心安理得，受之坦然。不仅不会有幸福感，稍有不如意还会觉得受了多大的委屈。这样的人，尽管在外人看起来很幸福，但就其内心来讲，基本上是没有幸福感可言的。至于人前所表现出来的，不过是虚荣心支配下的条件反射。相反，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下，或是不被人看待的情况下，反而越是容易得到满足。只要加倍努力，获取了以前没有的东西，幸福感就会随之提升。

    当然，所谓的幸福生活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这山望着那山高。今天幸福了，可能明天就会觉得不幸福。故而，人最怕比较。比现在，比未来，比地位，比钱财，比老婆孩子，比谁的爹好。世上本就没有固定的起跑线，比来比去，心思也就变了。很显然，《

     人心难测，交朋友千万要小心。

    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凡人都爱交朋友。这与原始社会的群居遗传有关——聚则生，散则亡。

    所谓的“独行侠”，在外国应是不少，在中国却极为鲜见。大多情况下，只有肚子饿得不行了，才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其实，为的还是那口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多盗寇，唯独少侠客。尽管，在中国的文学作品里面，总不乏侠客身影，杀富济贫，救死扶伤。实际上，这只是老百姓的一种情结，或者是一种幻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从来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侠客。之所以如此命名，或许也就是因为，所谓的“侠客们”在自己酒足饭饱之后，偶尔也会发一次善心，让你吃饱了这一顿，梦想着还会有下一顿！

    朋友也是如此，成大事者，无论正义与否，别人的帮衬是必不可

     大凡领导人物，应该都是有些手段的。

    不仅要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还要善于经营人心。说到底，就是要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和灵活的政治手腕。古人叫笼络人心，现在叫团结同志，或是联系群众。到了国外，就是实实在在的“拉选票”了。叫法虽不同，实质却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的人做起来实实在在，既不动声色，又显得非常有诚意。这样的人会让人记上一辈子，即使豁出性命也感觉报答不完。有的人则是浮于表面，虚与委蛇，虽然看起来无可挑剔，却终是让人感觉不舒服。这样的人一般都是见机行事，利益驱使。尽管如此，仍不失为一种驭人之道，虽不尽完美，倒还有得商量。

    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人，都是一种本性的自然流露，同样也是自身能力水平的具体体现。

     小时候爱看电影，尤以战斗影片和谍战影片为甚。

    想来也是童心纯净，良知未泯，那时候看电影主要还是为了看热闹。

    但热闹归热闹，内心深处分明还是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受此情结驱使，看得最多的自然就是那些场面极其壮烈而又相对直观的片子。这些片子的共同特点就是，敌我双方，一目了然。反对哪一方，支持哪一方从来都是不需要过于考虑的。因为看得时间长了，有些台词便会熟记于心。当时也只是好玩，而现在想来却感觉有些深沉了。记得电影里经常有一句台词，直到现在仍是记忆犹新，不曾忘怀。

    当夜黑风高的时候，两军相遇，偶尔会辨不清敌我。这个时候，一方就会习惯性地问另一方——“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另一方则回答：“我们是……”。身份既已确定，是自己人也就各自执行任务去了。如果不是自己一伙的，必然会刀兵相向，交起火来

    诸葛亮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

    尤其那句流传久远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让诸葛亮成为了历代宰辅的不二楷模。

    诸葛亮穷其一生，致力于“兴汉安刘”，虽然知道天命难违，却仍然苦苦支撑，为的就是彪炳青史，流芳百世。这样的结局，对诸葛亮来讲是再理想不过的了。但透过历史和小说，我们却不能不遗憾的认为，诸葛亮也并非是无可挑剔，甚至瑕疵很多。只不过《三国演义》里如此描写，我们也只能听之任之。

    在罗贯中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化了的诸葛亮，坐在神坛上的诸葛亮。就如鲁迅先生曾经评价的——“诸葛亮智而近妖”。这一切实际都得益于罗贯中老先生的神来之笔。而这神来之笔，似乎应是从刘皇叔的“三顾茅庐”开始的。

    中国人热当官，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前仆后继，削尖了脑袋也要走这条阳关大道。

    而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不仅没有降温，反而愈演愈烈。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官场总是显得那么炙手可热，以致到了奋不顾身的地步。我想除了传统观念上的“学而优则仕”之外，与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系有着很大关系。

    按说，这本也无可厚非。人生在世，总是要干点什么的。做官，作为一种职业，同样不失为出世之道。更何况，古人历来就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说法。学了一身本事，一味埋没山林倒也可惜。问题在于，人一旦涉足官场，就会面对许多的花花绿绿。在这个“大染缸”里，品行端庄、意志坚定的人尚且难以把握，更何况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