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的BLOG

答《华商报》I：《挪威的森林》最打动人的是什么

1、有人说过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有很大的一部分功劳是你精彩的翻译的功劳，在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的过程中，你会和作者本人不断沟通吗？翻译时会更多的注意那方面的东西？

——一九八八年我开始翻译村上的《挪威的森林》，从那时起到刚刚译完《村上广播》随笔集的现在，二十三年译了村上四十本书。这期间除了二OO三年初同他见面时请教了两三个“外来语”，基本没有就作品翻译问题同他沟通过。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在翻译过程中最注意的东西不便向他请教。一般说来，翻译要注意三个方面的东西：语义（意思）、文体（笔调）和艺术境界（审美）。大体不出严复“信达雅”三个字所指的范围。我最看重的是艺术境界，这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但无论怎样的艺术境界，总要通过文体表现出来。因此文体自始至终都是文学翻译家所要小心翼翼处理的东西。而文体就在原作文本里面。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出自作家而又独立于作家之外的存在——只能由译者自己来体味、把握和传达，问作者本人也解决不了什么。打个钱锺书式的比方

考研：惊心动魄的七个字

    大半生过去了。借用王道乾译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开篇第一句话：“我已经老了”。老了，往往意味一个人已不再满怀激情眺望喷薄欲出的朝日，而更多地留恋西方天际那缕淡淡的夕晖。抑或，他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频频回顾来时路上所经历的人与事。至少我已经到了这样的人生阶段。而当我回顾的时候，每每生出这样的感慨：迄今为止自己最大的幸运，莫过于有幸接触并受惠于许多高洁的灵魂。这里只说其一。

    时间要回溯到一九七五年。吉林大学毕业后我自愿南下广州。想不到报到单位却是一家航务工程设计研究院，在那里的小情报室翻译科技资料。因“文革”只学过初一代数的我要面对许多全然莫名其妙的数理化原理和活见鬼的水泥承重系数。你完全可以想像这对于一个去花城寻梦的文学青年打击是多么沉重。毫不夸张地说，那三四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徒劳的岁月。求告无门，万念俱灰。但觉苦海无边，而不知何处是岸。

    一九七九年我报考了研究生。那时不比现在，日语方面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只有北大、复旦和我

除夕冻梨：等365天的水果

    年三十的上午，久阴初晴。在通往一处老住宅区的小巷水果摊上，我瞧见了冻梨。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以为是稍大的本地板栗或略小的泰国山竹，赶紧靠前细看。黑黑的，圆圆的，光光的，硬硬的。一碰，发出久违的声响。“是冻梨？”略带东北口音的女摊主应道：“冻梨。”确是冻梨！

    完全出乎意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离家上大学以来，差不多四十年我一次也没见过冻梨。四十年间走南闯北，海内海外，见梨无数，买梨无数，吃梨无数。鸭梨、白梨、沙梨、洋梨、香水梨、苹果梨、砀山梨、莱阳梨……。独独没有冻梨。可我单单想吃冻梨。每年春节前后我都在水果摊床搜寻冻梨那不起眼的身影，一次也没见到。它消失了。杳无音讯，了无踪影，如被一棍子打丢的记忆，如放归胶州湾的沙丁鱼或飞去山梁那边的燕雀。

    或许你说大凡冻了的梨岂不都是冻梨，那也许不错。但我说的冻梨特指冻了的秋子梨。别的梨冻了肯定不好吃，一如冻了的香蕉苹果。可秋子梨不同，不冻不好吃，冻了才好吃，越冻越好吃。冻没

村上春树：边境与近境之间

    村上春树来过中国，来了两个星期。时间是1994年6月，路线是大连－－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内蒙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村，之后绕回北京，路线变为北京－－乌兰巴托－－乔巴山－－哈拉哈河西岸的诺门罕战役遗址。关于此次中国之行、中蒙边界之行的记述，收录在刚出版中译本的《边境  近境》之中。

村上几乎没去任何景点。在大连没去老虎滩，在长春没看伪皇宫，在哈尔滨没游太阳岛，而仅仅是路过。较之游客或旅行者，他更是采访者。他的目的地是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标出的小地方：诺门罕。村上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呢？

    这涉及一场战役：诺门罕战役。

    这场战役，日本人习称“诺门罕事件”，外蒙称为“哈拉哈河战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军在靠近诺门罕的“满蒙”国境线挑起的。关东军投入近6万兵力，结果在以苏军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苏蒙联军排山倒海的反击下一败涂地，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第23师团全军覆灭。村上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一本历史书中

贪官污吏：大学有没有责任

    也许出于职业责任意识或某种精神洁癖，每当看到有关贪官污吏的报道的时候，我最关注的并非其花样翻新的贪污手段及其长达半行的阿拉伯数字款额，而是学历和毕业学校。“大学本科，毕业于……”，看得我心里咯噔一下；“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心里又咯噔一下，及至看到“博士”字样，简直有点儿让我怀疑眼睛是不是忽然老花了。老花也好鲜花也罢，总之必须面对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这伙小子的学历越来越高，毕业学校越来越堂皇。曾几何时，多是初高中和乡镇干部出身，顶好上过夜大电大什么的，而今几乎无不具有响当当光闪闪金灿灿的学历。如此一路关注下来，所幸暂且无人毕业于我的母校（党和国家领导人倒有几位）和我眼下供职的这所大学（科技精英倒有若干），更没有我教过的学生，让我望着天花板美滋滋了好一阵子。但事情的实质并未因之有丝毫改变：大学教育和我等教授怎么教出了一大帮子贪污受贿鱼肉百姓的不逞之徒？

    当然，若全部归罪于大学未免有“自虐”之嫌，更有失公允，毕竟没有哪个大学教授——哪怕再不靠谱的教授——蓄

60%：这不像是教育部的通知(2011师生对话)

1、2011，有什么难忘的事儿值得回忆？身边的哪些人、哪些事给您留下了深刻影响？

——说几句南科大的事。南科大虽然远在深圳，但因为事情发生在教育界，所以感觉上就像发生在身边。年初南科大很“牛”，如没等教育部批准就敢招生和标举“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等——本以为深圳又要诞生一个“春天的故事”，不料后来基本无声无息了。日前去深圳演讲，得知“上边”叫南科大成立党支部，朱清时就成立了并自任党支书。讲演完毕“互动”时听众中有人问及我对此事的看法，我引用中大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话作答：卡住一所大学让它老老实实半死不活，易如反掌，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会不会因此受损？难道这不是更应该考虑的吗？作为我，现在也没想明白：中国一千多所大学，允许一所（南科大其实还够不上一所）蹚蹚路试试水，有什么大不了的？

2、学校今年在制定文化引领战略、国际化办学战略、人才强校战略，您关注吗？有什么建议和要说的话？

——作为文科教授、文

文化强国：大学应成为“社会之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吹响了中国经济振兴的集结号。二O一O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据二OO九年一月十七日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则全世界排名第七，居美德英法意大利西班牙之后。二O一一年金秋时节，党中央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吹响了中国文化复兴的集结号。

    自不待言，文化不仅关乎我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和话语权，更关乎民族根脉和精神家园，关乎世道人心，关乎灵魂。大学作为文化讲授、研究和传播中心，自然对文化复兴负有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古人云“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室固然要扫好，但作为大学，更要扫天下，要引领社会文化。

我想从海大所在地青岛说起。

    没有人怀疑青岛是一座风景迷人和较为时尚的城市，同时恐怕也没有人愿意承认青岛是一座有很强文化影响力的城市。原因之一，我想可能在于青岛缺少文化品牌。

日本：生活贵在自然

    旅日数载，既在日本人当中生活，免不了观察和体验日本人的生活，深感日本人的生活特别讲究自然。这里只讲三点：泡的自然，住的自然，吃的自然。

    泡的自然。日人泡温泉在古代甚至近代几乎不分男女，全都光溜溜下饺子似的泡在一起。据说对魔鬼身段的异性远看近看横看竖看均无不可，唯不得笑尤其不得低头窃笑，否则将被视为心术大大坏了的。这当然是最自然的泡法，但在男人心术基本都大大坏了的今天，就很难坚守自然泡法了。于是男女分开。男人泡的叫“男汤”或“殿方汤”，女人泡的叫“女汤”或“妇人汤”。“女汤”如何我当然无从知晓，就我见过的“男汤”来说，一般分室内和室外两种，建造风格都刻意仿效自然。如四周围堰多是木头（或仿木），涌水孔那里往往堆几块破烂石头甚至由斜削的竹筒把水引出，天花板有的像是久经风吹雨淋的茅竹棚。在伊豆半岛——那里是川端康成《伊豆舞女》的舞台——我狠狠泡了室外“汤”。头顶满天星斗，眼下灯火万家，身后竹林松涛。身披皑皑白

余秋雨和村上春树：“相遇”欧洲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村上春树听得的微乎其微的“远方的鼓声”，最终物化成了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中译本的旅欧游记《远方的鼓声》。

    兴之所至，刚刚译完我就捧起了余秋雨先生的《行者无疆》和《千年一叹》。尽管同是旅欧游记，同是走红的东方当代作家，但两人笔下的欧洲有许多不同。这是因为，秋雨先生是带着历史去的。每到一处，首先凭吊历史遗迹，抒怀古之情，发兴亡之叹，探文明之源，观沧桑之变。而村上君感兴趣的更是眼前异国男女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及其透露的个体生命信息。

    例如，同是第一次到罗马，秋雨先生当即诗兴大发，由衷感慨“伟大”一词非罗马莫属：“只有一个词……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村上君则懊恼地断言：“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死的城市，所有时代的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恺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

王小波：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的

    《外国文艺》出到第200期了。作为双月刊，200期显然说明她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可谓“文艺复兴”的年代，仅我工作的广州就有两种外国文学刊物，一是花城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译海》，一是我任教的暨南大学外语系主办的《世界文艺》。作为国别文学刊物，甚至有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日本文学》。时局世情，迭经变迁，而今只剩三家鼎足而立。北京的《世界文学》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主办，无论编辑阵容还是资金支持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南京的《译林》以刊发娱乐性较强的当代大众文学作品为主，在受众面或读者群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上海的《外国文艺》，这两个优势都不存在。尽管如此，《外国文艺》仍然持续出到第200期并将继续出下去。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这意味着什么呢？

    记得王小波说他从来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文学上的“师承”得自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和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