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教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
高考录取：还是“一考定终身好”
日前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质疑考试，表示要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办法是把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制度。
恕我直言，作为一名在教育部直属大学终年与考试打交道的老师，我不赞成。我认为，在当下以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考定终身”仍是最佳选择。这是由特殊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人情大国。学业水平谁来测试？是本校老师。综合素质评价谁写评语，也是本校老师。本校老师对本校学生，本校学生又多少有亲疏之分或喜欢程度之别，而这势必化为人情渗入其中。
情是什么？情就是偏，即偏心、偏爱、偏袒。自古皆然。随便举个身边的例子。不少餐馆商铺供奉的关公关云长，谁都晓得他是忠贯日月义薄云霄的人间楷模。然而即使是他，也难免为情所累。如刀劈颜良为曹操解白马之围，后来在华容道索性勒马让路故意放走曹操。结果，前者几致刘备于死地，后者为蜀汉留下大患。究其性质，纯属以私废公，以一己之情牺牲政治原则。诸葛亮倒是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喝令左右推出斩首。关公的结拜兄弟刘备慌忙离座为之求情，诸葛
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
[按：此文是依据村上春树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四月号）发表的日语原文翻译的]
写在父亲节：父亲的手
村上春树的良知
世界上总是充满反讽。比如我，做梦都想获个什么奖，哪怕弄个本市社科三等奖也好，然而偏偏连“奖”字的一撇也捞不着。再看我的“老伙计”村上春树，为了保持“匿名性”死活不愿意获奖，然而奖偏对他不依不饶。日本国内的奖就不用说了，就连国际上的奖，大概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也都捞得差不多了。比如前不久就捞得一个比较冷门的耶路撒冷文学奖。依我看，这个奖其实比诺贝尔文学奖还重要，他的获奖演讲《高墙与鸡蛋》（Of Walls and Eggs）也比川端康成的诺奖演讲《美丽的日本和我》够档次得多。为什么呢？因为获诺奖无非去歌舞升平的斯德哥尔摩在永世中立的瑞典国王面前来一篇即使通篇风花雪月也无可厚非的常规性演讲，而耶路撒冷截然不同。耶路撒冷不是斯德哥尔摩。获奖者不应该也不可能站在这个中东“火药桶”上慢悠悠谈“美丽的日本和我”，而只能谈“高墙与鸡蛋”。令人欣慰和钦佩的是，村上谈的恰恰就是“高墙与鸡蛋”——“高墙、鸡蛋和我”。
那么，谁是高墙谁是鸡蛋？村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任何人都听得出是指以巴之间。他说高墙就是轰炸机、坦克、火箭和机关枪；鸡蛋
我的高考作文: 见
清明，清明节，母亲离世后的第二个清明节。
我点燃三柱香，默默跪下去，跪在母亲遗像前，跪在母亲面前。窗已经打开，一缕青烟朝窗口缓缓飘移，飘向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故乡荒凉的山坡，飘去母亲寂寞的墓前……
良久，我站起身，从壁橱深处小心捧出一个长方形浅底纸盒，慢慢打开，凝视和抚摸里面的一块布。我把脸贴了上去，泪水从心底涌起。
那是极普通的布，是母
端午：假如只知风骚不知《离骚》
“五一”前一段时间，好多地方政府、好多媒体一再呼吁恢复“五一”长假，理由是顺应民意促进消费云云。沸沸扬扬，满城风雨，闹得我好不担心，担心把刚实行的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假期并入“五一”。所幸国务院高瞻远瞩，重申法令，不予认可。
在所有传统节日里，我尤其偏爱端午节。因为它是传说中惟一同文学、同纪念一位诗人有关的节日。这样的节日在世界范围内也绝不为多。足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文学、对诗人，特别是对屈原这样忧国忧民正道直行的孤独诗人怀有非同一般的尊崇之情。换言之，端午节不仅仅意味吃粽子和划龙舟，而更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唤起我们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的独特符号。
毫无疑问，经过洋务运动和五四运动，一百年来我们一度亲手斩断了传统文化这个自己的根，尤以“文革”荒唐和惨烈；同样毫无疑问，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元素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文明进程。作为证据，我们有了各种标以MADE IN CHINA的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工业产品。那么文化产品呢？文化上我们能拿出什么？总
教授与教授的差别
不怕你见笑，近一两年来不知是糊涂还是“幼稚”，竟时不时遭受“身份迷失”的痛楚——我好歹算是教授，若从副教授算起，与教授二字沾边已有二十五年了，然而我忽然对自己的教授身份产生了困惑。用个或许时髦的说法，我的教授之identity（同一性）陷入危机之中。我是日文系教授，那么，讲几句日本文学，搞几行文学翻译，写几篇学术论文，就算是教授了么？有的教授比我厉害，但也同样说服不了我。多个项目，多个课题，多个奖状或证书，就算教授了么？也许你说那不算教授算什么？是啊，以前我也这么认为，甚至为此沾沾自喜，但近来产生了怀疑。于是开始四下寻找作为标准答案的教授，不料现实基本令人失望，只好看书，从书中寻找——
《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买了十多年
洗马桶洗出的国务大臣
有一天我起床较早，散步经过一条马路时，惊奇地发现一名清洁工正用扫帚把垃圾扫进路面一侧下水道水泥盖板的网眼。我禁不住劝道：“别往那里面扫好吗？堵塞了怎么办啊？那是会堵塞的！”清洁工是个小伙子，看了我一眼，没作声，继续往前扫，扫得飞快。他在前面扫，我落后几步跟着。不是我有意盯梢，因是同一方向。扫到公交车站的时候，他照样促使垃圾从水泥盖板的网眼泄漏下去。我有些动气：“不是说会堵塞的么，你怎么还那么扫！”这回他看也没看我一眼，更没作声，径自拖着扫帚扬长而去。一位候车的老者告诉我：“不光他，如今都这样，都这么扫马路。咳！”另一人接道：“难怪下大雨路就成河！”
也巧，第二天看日本寄来的报纸，有一篇文章同样说到清洁工，日本的清洁工，说那是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利用暑假到东京帝国饭店打工的女大学生，负责刷洗这家五星级酒店卫生间的马桶。把手伸进马桶刷洗的第一天她差点儿吐在马桶里。好歹熬了几天正当她想辞工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一位老清洁工在洗完马桶后居然从中舀了一杯水喝了下去，并且自豪地说经她洗过的马桶便是干
写在母亲节：52个字的力量
前天 / 我放学回家 / 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 / 我放学回家 / 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 / 我放学回家 / 炒了一碗油盐饭 / 放在妈妈的坟前！
这是作家刘醒龙在《小说选刊》今年第一期提到的一首小诗，名为《一碗油盐饭》，是他十几年前偶然听到的。“说实话，我从未读过也从未见过只用如此简单的形式，就表现出强大的震撼力与穿透力的艺术作品。那么平凡的文字却能负载一个母亲的全部生命质量，而这种在贫寒与凄苦中竭尽全力给后人以仁爱、温馨和慈善，正是千万母亲的人性之光。直到如今我还在琢磨它领悟它，聆听那字里行间两个女人的生命对话。”他还介绍说这些年在很多场合都讲到这首诗，即使是巴黎也产生相当强的感染力。最让他难忘的是在鄂东一次讲座上，一位看门的老人听后嚎啕大哭。
我看了也几乎流下泪来，久久不能自己。这首小诗让我想到了遥远的故乡，想到了苦难的岁月，想到了疼爱我的苦难的母亲。令我惊异的是，许多作品都曾让我这么想到过，但都比不上这首小诗。我数了数，一共52个字。去掉重复的，才24个字。人一分钟
“南京”：我们永远的痛
《南京！南京！》是我多少年来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的电影。这是我必须看的电影。但看之前我多少犹豫了一下：我知道——任何中国人都知道——这既是电影，又不是电影，既是艺术，又不是艺术。是的，它更是历史，一段特殊的历史，一段由300000这6位数字构成的历史，一个民族永远的痛。南京大屠杀和纳粹的“奥茨维辛”同是世界近代史以至人类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也是人、人性、以至整个人类的耻辱。我问自己，当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事件、当300000数字在我眼前变成活生生的刀与血的时候，我能承受得了吗？同时我也担心，担心这样的题材在银幕上得不到庄严凝重的合适表达。电影不是教科书文本，而是艺术、工业、商业三合一的产物，这注定了这一题材的处理难度。
我进了电影院。132分钟后，走出了电影院。电影看完了。却又没有看完，无数镜头在我的脑海里翻卷着周而复始。无言的巷战、悲壮的呐喊、发疯的枪口、黑压压的尸体、女性特有的屈辱和灾难……一切那么逼真，那么逼真地向我压来。我久久地无法开口，无法动笔，无法思考。震撼太强烈了！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吗？
